【預購】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 伊朗元素◎ 陳三平 Sanping Chen （譯者： 賴芊曄）

　　眾人咸知李白不是漢人，卻不知白居易也不是，劉禹錫、元稹都不是——
　　雖然他們聲稱自己是貨真價實的中國人。
　　「木蘭」本是雄性的鹿，「天子」來自伊朗；漢人討厭狗，蒙古語的「狗」變成「奴才」；「哥哥」的流行打敗了「四海之內皆兄弟」。
　　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色彩，絲毫不比近代中國的滿蒙色彩少。
　　只因唐並非本土王朝，而是具有突厥特徵的「鮮卑─華夏政權」！

　　中古時期的中國（北魏隋唐），影響力的中心來自北方，呈現出鮮明的開放性、多元性和國際化特徵。此外，許多深刻形塑未來東亞文明的事件也在這個時期發生。然而這些事實和真相，長久以來都因儒家壟斷文字記錄所遮蔽，簡化為「胡風」。

　　作者陳三平考察了中古中國時期數種「構築中國文化」的若干觀點，提出全然不同的解釋，而這些解釋一定令中國主義者非常的不愉快。列舉幾項如下：

　　（1）麒麟的傳說
　　（2）花木蘭女英雄的故事
　　（3）十二生肖為何流行
　　（4）「天子」概念（神事名）的起源
　　（5）唐皇室的出身
　　（6）白居易的出身

　　作者跳出儒家典籍，採用好幾種語言的比對和統計學，確定了這些概念或傳說的起源與演變。他用嚴密的考證和推理，揭示了令人震驚的結果。比如：「木蘭」這個角色並非起源於中國，而是來自中亞的鮮卑民謠。木蘭在漢語中是一種婉約的植物，象徵著女性，但它在鮮卑語中則是動物鹿，具有「男性、強大的」的意思。用動物命名，是阿爾泰語系族群中非常廣泛的文化傳統，而歐亞大陸和草原傳統向來將雄性和鹿科相聯繫。與之對照，一些在漢人文化中遭到厭惡或鄙視的動物，例如狼和狗，反而十分受到北方族群的尊敬。作者也令人信服的推導出，漢語中的「奴才」來自蒙古語，本意是狗。草原文化上勇敢而忠誠的動物在「懼犬性」的漢文化中演變為狗奴才！

　　本書也從各種史料中推論出白居易的中亞出身，儘管他自以為完美地把家譜接續到中國史上的秦朝名將白起。白居易之所以公然造假，因為這是當時普遍的風氣，許多非漢出身的重要人物都會聲稱其先祖為古代華夏名人。此外，白居易是中亞收繼婚風俗下的結晶：他的父親娶到自己妹妹的女兒，生下了他。這在中國文化中是亂倫行為。一般讀者熟讀《琵琶行》這首詩，該詩也被解釋為白居易對下層歌女的同情和自己被流放的身世自憐。「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然而在陳三平看來，他對同樣來自中亞的琵琶女之同情，也是深層次的緣故。此外，像白居易、李白這些中亞傳統深厚的詩人都是天生樂感非常好的詩人，和儒家中國傳統制約下的杜甫之苦吟的形象大為不同。

　　清大教授賴瑞和說：陳三平是個「隱世」的高人。他除了中英文，還精通多種歐洲語文和中北亞語文，是一位伯希和式、歐洲漢學家式的學者。「我最初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就很嚇人，叫“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談「天子」來源）。在此文中，他引徵廣博，一下子引 Pelliot, 一下子引 Levi, 一下子引阿拉伯文、伊朗文、粟特文，一下子又跳到阿爾泰語系，是位深藏不露的奇士。」

　　正因為作者熟悉漢語音韻訓詁學、還精通多種歐洲語文和中、北亞語文，所以他才能夠跳出像「木蘭」、「莫賀弗」這樣的漢字形體約束，而從語言上去解釋中古中國的「外國」的元素。而書中提到的源自「外國」的元素，大部分傳承自拓跋——包括在字義上被稱為「中國的」唐皇室，在血緣與文化上皆來自拓跋。

　　如此便可以解釋唐皇室的很多特徵。比如唐皇室從來沒有穩定的冊立太子制度，也沒有漢人習以為常的嫡長子繼承制，相反，唐朝前兩個世紀的皇位爭奪異常激烈，不斷發生手足相殘、弒父的情況。李世民便是透過玄武門之變，殺死了長兄李建成，迫使李淵退位。後來的武后甚至手刃自己親生的兒子。這樣的權力繼承過程，其實是源自草原上的遊牧民傳統，稱為「血腥的競爭推舉繼承制」（blood tanistry）。

　　作者論證出，李唐皇室並非傳統上中國人所認定的「本土王朝」，也不純粹是西方學者所稱的「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而是實際上具有濃厚突厥─鮮卑特色的胡人政權，或許稱其為「鮮卑─華夏」（Särbo-Chinese）政權更為適當。

　　但是，為了樹立政權的正統性，唐皇室費盡心力試圖讓自己成為如假包換的漢人皇室。有兩個歷史因素促使唐皇室幾乎成功地「在史冊中」保持漢人皇室的形象：第一，唐朝是廣袤東亞至中亞大陸上的統一政權，是歷史編纂唯一的監督者，因此幾乎沒有其他獨立的文化實體，能提出替代的觀點或視角。第二則為時間的流逝。

　　事實上拓跋的後代佔據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舞台將近千年。遠在蒙古出現之前，拓跋已立下「用文明來統治文明」的先例，從而吸引大批待在中亞的民族進入中國。而拓跋進入東亞，並非只是在當時的中國文化上強勢覆蓋一層前伊斯蘭的伊朗文化，而是開創了世界帝國治下之中國的黃金時代。

　　專業審定：
　　蔡長廷──政治大學民族學博士

　　專業導讀：
　　朱振宏──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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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廣達──中央研究院院士，隋唐史、中亞史地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