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購】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平裝）◎紀大偉

「同志文學」是「讓讀者感受到人事物的文學」
「同志文學史」是「立基於同志文學的公眾歷史」
公眾歷史就是有別於主流史觀的另類記憶

　　紀大偉的論著《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爬梳長達一甲子的台灣公眾歷史，從美國主導冷戰的1950年代，一路細數到「後冷戰」的21世紀初期，各類型台灣同志文學作品，包括長、中、短篇小說，散文、詩、劇戲等。

　　《同志文學史》有別於主流歷史的另類文化史論著，頻頻探問：
　　1950年代如何早在白先勇進入台灣文壇之前就打造了「識讀」同性戀的「想像共同體」？
　　1960年代白先勇大放異彩之際，他的文壇前輩、平輩怎樣在作品裡描繪其他同志的主體效果？
　　1970年代台灣文學中，女性嘗試和同性配對的時候，同時期的男性怎樣獨闖「內在」的美國？
　　1980年代，新興的「核心家庭霸權」怎麼和人道主義協力催生同志的悲情？
　　世紀末的「愛滋」、「同志」、「酷兒」等等外來語進入台灣之後，如何與本土語境互相激盪、彼此改寫？
　　到了21世紀，台灣同志又怎麼過渡到「液體現代性」？

　　一甲子以來，台灣同志文學裝滿了被恐懼、被排擠、被侮辱、被摧毀、被偷偷祝福的種種難言之隱。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就是貓一樣踮腳起來，回顧難言之隱的旅程。本書選取文本討論對象的「積極策略」是「求多不求精」，而不是「求精不求多」：書中每一章大致對應了每個年代（每個十年，例如1960年代），每一章都避免聚焦在那個年代極少數、極菁英的兩、三種台灣同志文學，反而盡可能納入同一個年代內十種以上的文本，才能呈現每一個年代的眾聲喧嘩風貌。

　　《同志文學史》引用的台灣本土文獻可以上溯至20世紀初期，下探至21世紀初期。在超過一百年的時光中，「呈現同性戀」的台灣印刷品文本（包括「被視為文學作品」的美文，也包括「不被視為文學作品」的報上社會新聞）幾乎不曾在任何一個年代缺席。呈現同性戀的印刷品享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本書細數一甲子的歷史（六個年代；六個十年），包括（1）1950年代；（2）1960年代；（3）1970年代；（4）1980年代；（5）世紀末；（6）21世紀初，橫跨三個時期，依序是（1）冷戰之前時期（從20世紀初期至1940年代，也就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2）冷戰時期（從1950年代以降，也就是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以及（3）後冷戰時期（從20世紀的世紀末直至21世紀初期）。

　　本書共分8章，第1章〈緒論──台灣的發明〉簡單扼要指出：「同志文學史就是台灣的發明」，強調「同志文學」不僅僅可以視為一種「文類」，更可以視為「領域」：這個領域需要在重視作者之餘承認讀者的貢獻，需要營造眾聲喧嘩的文本對話環境。同時，這一章也說明「同志文學史」是一種和「主流歷史」互別苗頭的「公眾歷史」。

　　第2章〈白先勇的前輩和同輩──從20世紀初至1960年代〉指出，白先勇雖然是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先驅之一，但先驅畢竟也自有前輩和同輩。早在白先勇之前就有各種前輩投入同性戀的呈現。

　　第3章〈愛錢來作伙──1970年代女女關係〉指出，台灣女同志文學要等到1970年代才密集出現。雖然早在日本時期、戰後初期的報紙就已經不時披露女同性戀新聞，但是女同志文學風潮要到70年代才浮現。這個文學界的風潮呼應了現實生活中女性經濟地位的改變：多虧冷戰全球布局之「福」，台灣變成美國的代工廠，因而在70年代體驗「經濟起飛」。本土女性紛紛進入工廠、職場，爭取到較多的經濟自主，可以開始想像女女作伙的生活。

　　第4章〈誰有美國時間──一九七○年代男同性戀者〉發現「美國」在台灣文學中千呼萬喚始出來：雖然戰後台灣長期受到美國宰制、1960年代文學早就展現了美國式「現代主義」痕跡，但是要等到70年代本地文學才開始明確寫出「美國」：將「另類的人」（男同性戀者）和「另類空間」（美國）連結在一起，暗示「另類之人」要在「另類之國」才得以倖存。

　　第5章〈罷家做人──1980年代〉主張「同性戀罷家」現象在1970年代末畫下了分界線：分界線之前，台灣文學裡的同志幾乎不和家庭衝突；分界線之後，台灣文學裡的同志和家庭決裂則幾乎成為鐵律。

　　第6章〈翻譯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經歷了從「冷戰時期」進入「後冷戰時期」的歷史轉折，強調，「同志文學在二十世紀末蔚然成風」的現象除了可以歸諸於1987年的解嚴，還可以更往前推一點，歸諸於「愛滋」字詞與相關脈絡的「翻譯遭遇」。

　　第7章〈固體或液體的同志現代性──二十一世紀初期〉借用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的「液體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觀念，解釋同志文學面臨的變局：「去中心」的液體現代性崛起，以既有體制為中心的固體現代性則持續失勢。

　　〈後記──中國在哪裡〉與其是要議論「同志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不如說是要指陳一個較少為人談論的事實：同志文學史幾十年來的發展剛好見證了「中國」隨著時代變化的「有／無」。

作者簡介

紀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博士。著有學術專書《同志文學史》、小說集《膜》（已有日文翻譯版、法文翻譯版）等，雜文集《晚安巴比倫》等。

目錄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陳芳明
看待台灣文學史的另一個方法──《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序／陳芳明
自序
 
第1章　緒論──台灣的發明
一、本土文學的「同志現代性」
二、作為「公眾歷史」的同志文學史
三、取決於讀者感受──而不只取決於作者意圖
四、扼殺「雙性戀」與「異性戀」的「是非題」
五、定義，特徵
六、研究方法：歷史怎麼做
七、章節安排：年代、時期
 
第2章　白先勇的「前輩」與「同輩」──從二十世紀初至一九六○年代
一、先有讀者，才有作者
二、追認冷戰之前的資產
三、1950年代：同志文學史的關鍵十年
四、白先勇作品內外的眾聲
五、《重陽》有資格嗎？
六、早熟：初中生也堪稱同志主體嗎？
七、為歐陽子翻案
結語
 
第3章　愛錢來作伙──1970年代女女關係
一、自由的幻影
二、「工作讓人自由」
三、強調經濟，「不強調」情慾
四、歐陽子和白先勇的女女情仇
五、李昂筆下的「性知識」
六、玄小佛和郭良蕙遇到「大家」
七、值不值得被紀念的過去
結語
 
第4章　誰有美國時間──1970年代男同性戀「者」
一、外在美國，內在美國，美國時間
二、外在的美國
三、內在的美國之一，野人咖啡室
四、內在的美國之二，新南陽戲院
五、內在的美國之三，醫生診所
六、「否寫美國」的王禎和劇本
結語
 
第5章　罷家做人──1980年代
一、作為公眾平台的《孽子》
二、罷家，做人，告白
三、在人道主義的王國裡
四、墮落的核心家庭
五、出國決勝負的「朝聖」
六、女子家庭代工
七、男子家庭代工
結語
 
第6章　翻譯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
一、從「解嚴」還是從「愛滋」開始算起？
二、翻譯遭遇
三、愛滋：從國外到本土
四、同志：哪一種公共？
五、酷兒：在人道主義的王國外
結語
 
第7章　固體或液體的同志現代性──21世紀初期
一、詩：從難以指認之苦，到不必發現之樂
二、長篇小說：蒼蠅與膏油
三、跨性別時間
四、原住民：從僵化的客體到軟化的主體
結語
 
後　記　中國在哪裡
一、今昔之比
二、「同時存在」之謎
三、冷戰的小孩
四、視覺至上主義之外
 
參考及引用書目
附錄　作家年表
索引

 序（節錄）

看待台灣文學史的另一個方法

　　一

　　文學史，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一種文學批評史。從來沒有一種歷史，都是以單一的價值在發展。依照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念，沒有一種歷史是連續不斷的。也沒有一種歷史，只能容納一種觀點。他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複數的，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都同時在進行。因為不是連續 的，在時間發展過程中，往往充滿了縫隙與裂痕。身為歷史學訓練出來的學生，我曾經也以單一的觀念在回望歷史。尤其是接受中國歷史的教育，總是以為中國歷史最悠久，而且連綿不斷。這種錯誤的觀念，曾經主導著我的前半生。新歷史主義的觀念浮現之後，才漸漸發現自己曾經接受過嚴重的誤導。中國歷史是男性史，是異性戀史，是漢人史。凡是沒有寫進歷史紀錄的性別、族群、階級，從此就從歷史地平線消失。這種史觀非常粗暴，尤其是以儒家的立場來寫歷史，更是粗暴。由於史家都是男性，都是異性戀者，都擁有當權派的地位，他們習慣於偏向自己所堅持的理念。這種史家，擅長以二分法的方式，來區別這個世界。而且也擅長以審判的語氣，來看待他們眼中的異類。凡屬邊疆民族，便被劃入野蠻的領域。凡屬女性，就輕易被貶低身分。更可怕的是，傳統史家總是堅持 萬世一系的觀念，他們堅持著長子繼承制的閉鎖態度。一個父權的、統治者的、貴族的中心史觀，便如此建構起來，而且牢不可破。如今我們已經發現，所謂主流歷史都是發明出來的。主流史觀一旦誕生，其他支流的脈絡必然遭到湮滅。這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後代在看待歷史時，都只發現一條歷史主軸，其他都消失不見。

　　不見，其實就是偏見。我們只看到傾斜的、歪了一邊的歷史。在戒嚴時期，歷史教育可以說非 常成功，都只容許看到中國、男性、漢人、異性戀史。新歷史主義特別強調，人類歷史的發展並非只依賴一條主軸，而是以多軸的線索持續延伸。從來沒有一種歷史是連續不斷的，而是充滿了太多的缺口、縫隙、斷裂，並且是以多軸的形式持續發展。歷史學家慢慢發現，在縫隙與斷裂之處，就是可以填補不同的歷史記憶進去。由於歷史是多軸的，就不可能有所謂的主流或支流之分，而是同時並排進行。所謂歷史主軸，其實是一種二分法、兩元論的觀念。把男女分別放在主客的位置，也同樣把黑白膚色區隔開來。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白人歷史總是優先於有色人種。從中國史來看，漢族總是優先於邊疆民族。白人的重要性，或漢人的重要性，便是不斷把不同人種遮蔽起來，而彰顯了白人或漢人的優越位置。這種偏頗的歷史觀，無法讓後人看到過去的全貌。從而也使歷史舞台上的主要人種，壟斷了文化解釋權。

　　如果我們接受歷史多軸的觀念，則曾經受到遮蔽的種族、性別、階級，又可以重新登上歷史舞台。從這個角度來看，紀大偉所寫的同志文學史，應該可以視為台灣學界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把這本書的出版，視為一個事件，並不過於誇張。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抱持著偏見來看待同志族群，也一直以扭曲的態度來解釋同志文學。紀大偉有意撥開歷史迷霧，讓被遮蔽的同志文學撥雲見日。身為《台灣新文學史》的作者，我無法掩飾內心的喜悅。縱然在自己所書寫的文學史也討論了同志文學，卻只能以極小的篇幅讓台灣同志文學被看見，無法讓讀者發現同志文學的全貌。一部台灣文學史，必須由集體的力量來共同撰寫，才有可能讓受到蒙蔽的文學書寫展現真貌。

　　我也深深相信，在未來新的文學史一定會誕生。不僅是同志文學史，還包括女性文學史、原住民文學史，都有可能問世。身為異性戀的文學史家，我無法深入同志文學的世界。同樣的，身為男性文學史家，我也不能窺見女性文學的全貌。身為漢人文學史家，我也必須承認，對於原住民文學傳承的真相，我還停留在皮毛之見。如果要建構一部完整的台灣文學史，就有必要讓女性、原住民、同志的文學史家共同合作來撰寫。當代台灣文學史可能時間稍短，但是內容卻相當龐大而豐富，絕對不是依賴一個人的力量就可容納全部。這也是為什麼看到紀大偉所寫的《同志文學史》完成時，我不只是喜悅而已，也已經預見了一個更開闊的史觀就要誕生。

　　二

　　在這本書裡，紀大偉企圖突破線性的史觀，借用新歷史主義，來重建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發展軌跡。具體而言，他並不依賴連續不斷的時間感，而是利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縫隙、斷裂、空白，填補了同志文學的記憶。他所遵循的是複數歷史觀，讓同志文學與一般的文學類別並列。借用所謂並置（juxtaposition）的觀念，使多軸的歷史發展平行陳列出來。這種並置的發展論，既可與所謂的主流歷史軸線相互參照，也容許了同志文學的獨立發展。這使得整本書更為豐富而精采，尤其他透過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式，讓同志作品再次浮出歷史地表。他的挖掘與鉤沉終於讓讀者看見了從前所未見的史事。

　　對於異性戀讀者而言，許多文本往往輕易瀏覽過去就好。但是，紀大偉則重新詳細穿越許多被忽略的文本與作品，發現字裡行間所暗藏的同志傾向。在同志文學的文本正式誕生之前，前輩作家早就有過閱讀同志文學的經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釋，他把同志文學史往前延伸到一九五○年代，並特別指出，更早的前行代作家已經有過閱讀同志文學的經驗。紀大偉雖然是在寫文學史，卻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閱讀範式。在文本底層，其實是潛藏許多未能定義的流動情感。

　　紀大偉的史觀應該可以成立，也就是把「閱讀史」納入文學史的一環。眾所周知的台灣文學史家葉石濤，他早年從事文學創作時，也曾經耽溺在法國作家紀德（André Gide）的唯美文學裡。紀德的詩與小說，也曾經是西川滿的模仿對象。如果沿著這一條軸線去挖掘，當可發現台灣社會的同志文本閱讀，應該還更深遠。身為西川滿學徒的葉石濤，早年所寫的唯美小說，乾淨而透明，幾乎直追紀德的耽美。作品閱讀史，在不知不覺之間，為文學發展埋下一定程度的暗示。這也是為什麼紀大偉在第二章第一節揭示「先有讀者，才有作者」。這是相當睿智的解釋，也是使同志文學史的源流找到線索。

　　性別差異往往也會導出閱讀差異，這正是文學史精采之處。對於同志文本或酷兒文本，紀大偉在閱讀之際，總是採取游移、流動、跨界的態度。以白先勇的《孽子》為例，就可分辨出《台灣新文學史》的解讀，與他的解讀非常不一樣。身為異性戀的作者如我，把小說中父子決裂的那一幕，認為是對儒家傳統的背叛。在書中特別強調，「這個場景是台灣文學的一個經典：那位憤怒的父親，可能是傳統歷史的最後投影；那位被驅逐出走的兒子，則正要開啟一個長路漫漫的新時代。兩條取向完全不同的歷史長河，從此就要改流。」換言之，我的閱讀是把小說文本置放在儒家傳統的歷史脈絡裡，仍然沒有擺脫大敘述的史觀。紀大偉的解讀，則是把離家出走的阿青，視為一種「罷家」的行動者。這兩種不同的解讀，正好彰顯阿青的被動轉換為主動。離開了父權的家庭，阿青便獲得了喘息甚至新生的機會。這種文本閱讀的差異性，正好可以證明一部同志文學史的建構有其必要。等於把同志小說的文本，從傳統文學史觀拯救出來。同時，也讓同志文學獲得獨立自主的空間。

　　捧讀這本書之際，或許讀者對於紀大偉所建構的歷史分期會有意見。因為他劃分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年代的模式來劃分，似乎太過於異性戀男性的觀點，也太過於強調歷史的線性發展。但是，如果考察戰後的台灣歷史，就可以發現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每十年就發生一次變化。例如一九六○年代台灣社會首次開放外國資本家投資，一九七○年代加工出口區開始普遍成立，一九八○年代新竹工業園區正式完成。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衝擊。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浪潮下，文學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強烈影響。具體而言，同志文學可能也與其他文類的發展，都同樣被編入資本主義的共構。整個大環境的變化，自然而然就反映在文學生產裡。

　　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標誌著台灣同志運動的漫長道路，也在於彰顯台灣社會風氣如何從封閉走向開放。任何一部小說或散文，都可視為一個時代的墊腳石。面對一個非常不寬容的社會，同志文學的書寫正好代表了一股不滅的意志，不僅在文學上開花結果，也在文化上開枝散葉。確切而言，同志文學史的出現，意味著戰後台灣歷史從來都是以多軸的形式在發展。

　　台灣民主運動走到這麼遙遠，也等同了同志運動所開創的格局。當整個社會陷入「婚姻平權法」的爭議之際，這本書的誕生，等於提出了相當雄辯的歷史證詞。在爭議的硝煙高漲之際，紀大偉引導我們重新去回顧文學史是如何發展的。其中的起伏跌宕，都在他的歷史敘述中歷歷可見。身為他的文學同伴，身為他的教學同事，我以嚴肅但揉雜著喜悅的心情，向街頭對抗的人們呼籲，請大家靜下心來，好好捧讀這部《台灣同志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