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文化研究

一出生便直接踏上報廢之路，我們如何在過剩世界中苟活？

時代的難民    低端的悲吟
被廢棄的物    被遺棄的人

社會學大師包曼為世代發聲的精悍力作
殘酷檢視資本主義之下消費社會的惡性反噬！

 【內容簡介】

我們的星球已經滿載。現代化催動了資本社會鋪天蓋地的消費浪潮。過剩的產出必然肇生報銷、廢棄的致命問題，從人群到物品，都逃不過這道反噬自身的詛咒。

當代社會學大師包曼在這本宣言式的作品中，深刻點出「人類廢品」的概念。「廢棄的生命」（wasted lives）可用以指稱「多餘的」人口、移民、難民、低端社群，它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也是追求經濟進步與文明開展時無法避免的副作用。現代化無限上綱式的全球擴張，造就了人口過剩、彼此傾軋的殘酷世界，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身處底層的「無用人群」被一股看似無形卻又處處抓牢的政經力量剝奪了生機與希望，在既得利益者眼中，這些剩餘勞力是他們安逸揮霍生活的威脅與恐慌來源。時代的難民沒有通行無阻的資格。一朝為難民，終身為難民，永無翻轉之日。在這座人吃人的星球上，現代人類不留喘息地消耗資源與濫用土地，逐日耗盡一切可用能源與容納廢品的地帶。從時間到空間，我們已所剩無多。

包曼在書中巧妙運用文學隱喻展開論述，輔以反映現實的報導數據，立足眼前社會群像，凌駕整座地球的宏觀視域，那是一張貧苦與奢華並現的蒼涼地圖。此書多年前即已預言荒漠，但人類邁向廢棄處境的頹殘步伐，卻踩踏得更為深重。哲人已遠，面對大師滿懷悲願的語重心長，即將成為「現代化棄兒」的我們，必須嚴正反思。警鐘已敲響，切勿拒聽。

【導讀、推薦】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 
>>>專文導讀

清華大學人類所助理教授／方怡潔
社會學家、作家／李明璁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秀華
文化評論人／陳景輝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趙彥寧
>>> 不廢不棄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大師包曼的殷殷警語】

―― 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所有人，在人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但大部分的人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出了這輛加速的列車：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持續，更別說永遠延續。今天那些有用而不可或缺的事物，除極少數例外，都是明日的廢棄物。沒有什麼東西真正必不可少，沒有什麼東西不可替代。萬事萬物自誕生之日開始，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每一樣事物在離開生產線的時候，都被貼上了一張「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標籤。

―― 多餘的人總是處於劣勢。假如他們想與現今這種被讚美的生活方式相符合，會立即被冠以傲慢、欺詐和厚顏無恥地要求不勞而獲的罪名，有時甚至會被認為懷有犯罪意圖。假如他們公開表示痛恨或拒絕讚頌這種富人享有、但對他們這些窮人來說卻是毒藥的生活方式，這很快又會成為「公眾意見」自始至終告訴你的一個例証：多餘人，不但是異類，而且是吞噬社會正常肌體的癌細胞，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所代表的一切」的不共戴天之敵。

―― 或許，存在著這樣一座天堂，在理智大道的盡頭，激情澎湃的愛守候在那裡。但是，走完這樣的一條大道，可能要花上一千年。在一步一步前進的同時，時間也在一年一年地流逝：這就是地獄。地獄會是通往天堂的康莊大道嗎？為了到達天堂，真的值得在地獄中待上一千年嗎？

作者簡介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二十世紀歐陸重量級社會學家，也是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最知名的理論家，對當代社會學與社會理論貢獻卓著。一九二五年生於波蘭猶太家庭，後遷往英國，在里茲大學長年任教。早年漂泊，形塑深刻多面的思考脈絡，衍生出獨具一格的「現代性」與「液態」概念。畢生關注現代性、全球化、消費主義、大屠殺等重要課題。

包曼著作等身，一生出版過數十本作品，皆擲地有聲，包括著名的「現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詮釋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現代性與矛盾心理》），以及「後現代性三部曲」（《後現代倫理學》、《斷片生活》與《後現代性及其缺憾》）。晚年思想更趨爐火純青，以「液態現代性」概念為核心，陸續密集出版《液態之愛》、《液態生活》、《液態時代》和《液態邪惡》等系列作品。

二○一七年，包曼與世長辭，享壽九十一歲。

譯者簡介

谷蕾、胡欣
中國譯者

目錄

導讀　被報廢的世界――齊格蒙•包曼「全球廢棄物理論」  宋國誠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起初是設計――秩序構建產生的廢棄物
   >> 附錄　關於講故事

第二章　他們是否太多？――經濟進步的廢棄物
  >> 附錄　論人類力量的本質

第三章　廢棄物堆積地――全球化的廢棄物

第四章　廢棄物文化
  >> 附錄　文化與永恆

第一章　部分試讀
 
抑鬱症是極為令人不快、苦惱，並使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一種精神狀態。但正如無數的報告顯示，對於在這個流動性的現代新社會所出生的新一代而言，抑鬱並不是困擾他們的唯一病症──儘管抑鬱症似乎並沒有、至少沒有像困擾他們這樣，影響到他們的上一代。「更多的失業體驗」儘管給人創傷、令人痛苦，卻不是帶給年輕一代壓抑的唯一根源。
 
那些生於二十世紀七○年代的英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被稱為所謂「X世代」（Generation X）。這一代人接觸到一些前幾代人不會了解的症候，這並不是指更多的，或者更劇烈、更令人痛苦、壓抑的毛病，而是指那些完全不同的新症候──也可以被稱作「特別的流動現代性」的疾病與痛苦。即使心理醫生和指定治療者（自然傾向使然）仍想當然耳地給出他們記憶中最熟知的診斷，使用他們受訓時最廣泛使用的醫療方式，這些症候還是因為一些新原因（有的新原因完全替代了舊的原因，有的是在舊有的原因上添加了新的因素）而給患者帶來困擾和痛苦。
 
現下最常見的論斷是失業問題，特別是對於剛從學校畢業踏入市場的新人口。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除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這些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前景十分黯淡。應付這種問題，目前最廣泛採用的解決方法是政府補助，這使得雇傭年輕人成為賺錢的買賣（只要補助存在）。同時，人們常常建議年輕人靈活一點，不要太挑剔；不要對工作崗位期望太高，一旦有了工作最好馬上接受而不是問東問西；把工作視為一種機會，趁它還在就要盡情享受，而不是把它作為「人生企劃」的序章，或者當作自尊、自我認定和長期安全保證之類的東西。

令人欣慰的是，「失業」這一概念包含了對於此症候的診斷和現存的最佳治療辦法，以及一系列為引導症候走向康復而進行的直接明顯的治療法。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字首「un」意味著非尋常。「失業」一詞是對於一種暫時、非正常狀態的稱謂，因此，這一症候從本質上來講是暫時的以及可治癒的。「失業」這一概念在語義學上承襲了一個社會的自我意識，即總的來說，它都將它的成員劃歸生產者，同時，它不僅堅信全民就業是一種值得努力和可成就的社會情境，還把它作為自身的終極目標。因此，社會也會把就業當作同時解決社會可接受的個體身分問題、穩固的社會地位問題、個人和整體的生存問題，社會秩序和系統性再生產問題的唯一關鍵。
 
正如齊格弗萊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所言，人類社會中充滿了「應當」（Sollen）──指一些「本身希望成為現實」的概念，即這些概念「先天
 
就帶有實現自身的衝動」。這樣的概念一旦「開始對社會產生影響」（儘管不盡成功，但它們積極地為之奮鬥），就「具備了社會學上的重要意義」。現代史與以往人類歷史不同的是，它將它的「應當」明晰地展示出來，並堅定地「向它們的方向發展」。再次引用克拉考爾：現代性具有「雙重存在」，它的方向是「那裡，而在那裡的所有一切只能在這裡找到其含義和歸宿」。
 
在現代史上，從沒有缺乏過這些「應當」。現代史本身就是一個生產「優良社會」範例的工廠。在點綴現代史的大小論戰中，最具意識形態特點的是發生在「應當」前線激烈競爭的「應當」之間的論戰。然而各種各樣的「應當」都同意，檢驗「優良社會」的標準是所有人都有工作的場所，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扮演生產性角色。現代史對於現存的一切都持批評態度，認為它們和「應當」差距太遠。現代史也正是在抗擊弊病和罪惡中發展進步，在其中，最關鍵的戰役針對的是努力消除工作場所的匱乏和生產性角色，以及扮演這種角色的意願之不足。

「過剩」這一個在「X世代」有生之年凸顯出重要性的概念是如此不同！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的字首「un」過去常常意味著對於常規的背離，如「不健康」（un healthy）和「患病的」（un well）。但「過剩」一詞並沒有這樣的意味。「過剩」不含有對於異常、病態、疾病發作或暫時犯錯的暗示。它告訴我們的是永恆性和這種狀況的平常性。它指明的狀況沒有給出一個立即可用的反義詞。它顯示的是現行常規的新形態，以及那些註定要來臨的事物的形態。
 
「過剩」意味著多餘的、不需要的，或者沒有用的──不管需要和有用指的是什麼，它都設定了有用和不可或缺的標準。其他人不需要你；他們沒有你的時候還能過得很好，甚至更好。對於你的存在沒有不言自明的理由，對於你有權留在這裡的要求也沒有合理的解釋。被宣布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因為你是可以被處理的人，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瓶，單次使用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者因為不合標準或有污染而被品管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過剩」和「拒斥」、「廢物」、「垃圾」、「廢品」，以及「廢棄品」，擁有共同的語義空間。失業者──即「勞動力儲備大軍」──的目的地是重新回到工作崗位，而廢棄物的目的地是被扔進廢品堆、垃圾場。
 
經常地，其實是常態地，人們把被宣布為「過剩」的人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來討論。他們需要被「給予」──給予食物、衣物和住所。他們不能自食其力──他們沒有「生存的手段」（主要指的是生物上的生存，針對因為缺少營養和住所而引發的死亡而言）。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正如這個問題的定義一樣，都是從經濟角度著手：國家提供的、立法核准或者發起的，並且對申請補助者進行經濟情況調查而確定的救濟（這些救濟多種多樣，但總是被委婉地稱作福利、稅收扣除、減免債務、補助、津貼）。那些對這種解決措施不滿的人也總是從經濟角度對此提出質疑（開頭總是問「我們能負擔得起嗎？」）──肇因於這種措施強加在納稅人身上的「經濟負擔」。

對於被宣稱為「過剩」的人群的資助，可能是永久性的資助（直白地說，即我們要接受這一事實：社會上永遠存在著一些多餘的人，他們有權擁有一些既不是他們創造、也不需要他們創造的財富），這種資助的需要僅僅是這些失業者對其他人和他們自身提出的問題之一。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它並沒有被充分地意識到並解──在地球上存在「社會」的地方，並沒有保留這些「人類廢品」（或者更確切地說，「廢棄人口」）的空間。即使生物生存的威脅已經有效解決，這一成就並未有效解決社會生存的問題。這種經濟解決方式並不能使已經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過剩」人口重新回到社會──如同將工業廢品貯存在冷凍容器中，並不足以使它進入市場成為商品。
 
不管從前歷代人所經歷的苦難多麼悲慘或者令人憎惡，「X世代」所體會到的這種「多餘的」感覺，這種意味著「社會性無歸屬感」的感覺，以及所有伴隨而來的喪失自尊和生存目標的感覺，還有對於這些即使現在還未到來、但隨時會變成他們命運的疑問，都是前代人未曾體驗過的。事實上，「X世代」有充足的抑鬱理由。他們不受歡迎，所受的待遇頂多是被容忍；他們被社會接受方（即那些具有社會所保薦的或可以容忍的行為的人）堅決地拋棄；他們被作為慈善和憐憫的對象對待（雪上加霜的是，他們還被認為不值得享有同情），得不到兄弟般的幫助；他們還被指責為懶惰，具有邪惡目的以及犯罪傾向──他們的確沒有理由將「社會」看作一個家，一個需要忠誠和關注的家。如同丹尼爾．林哈特（Danièle Linhart）──《失去工作，失去自我》（Perte d’emploi, perte de soi）的作者之一─所言：「這些男人和女人不僅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前途、他們的方向，以及他們對於把握生活的自信，他們還被剝奪了他們作為工作者的體面和自尊，以及那種自己是有用的並擁有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感覺。」既然勞動者的世界被如此公然地忽視，為什麼這些突然之間變得不合格的雇員們還要尊重這場民主政治遊戲？

儘管失業者在生產者（包括那些暫時「離開生產線」的人）的社會裡生活痛苦不堪，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卻是無可爭議和不可動搖的。在生產之戰的前線，誰會否定留存備用儲備以應不時之需的必要性呢？這些在消費者社會中無法履行消費義務的消費者不是很肯定。他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們已經被這城市中唯一的遊戲拋棄了，他們不再是遊戲參與者──也因此不再被需要。曾幾何時，作為一個可能的生產者，他已經滿足了加入生產者行列的所有條件。但承諾成為一個勤勤懇懇的消費者並要求成為消費者，並不足以使人加入消費者的行列。消費者社會沒有位置留給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無法履行義務的消費者。山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虛幻國》（Erewhon）中認為，只有「任何形式的厄運，或者其他人施加的虐待才被認為是對社會的侵害，因為它使人們聽來覺得不適」。「因此，失去財產被嚴厲地懲罰，其程度僅次於犯罪」。有缺陷的消費者甚至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被宣判為罪犯。
 
「X世代」比上一代人更明顯地呈現出兩極化趨勢，而分界線已經沿著社會等級向上。對他們來說，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者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需要學習和掌握以勉強度日的規則如此晦澀──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他們所有人，在他們每個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他們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而醫治苦痛的治療門檻又太高了，超出了大多數人可以觸及的範圍。現在只有高學歷提供給人們獲得尊嚴、穩定生活的小小希望（這並不意味著學位能令人一帆風順，之所以顯得如此，是因為高學歷目前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即使這樣也不太保險。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而大部分的人們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下了這輛加速的列車──而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X世代」的憂慮──這些過剩人口的憂慮──與上幾代人所經歷的和記錄下來的困難不同。他們遭受苦難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但這並非沒有先例。

自現代初始以來，每一代人之中都有時代的觸礁者──這是社會進步「附帶的受害者」。當很多人跳進這輛不停加速的列車並享受這趟旅程時，還有很多人（沒那麼狡猾、機靈、聰明、具有冒險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車輪碾碎，就是落在了後面，或者被攔在過度擁擠的車廂外面。在進步這輛車上，坐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納所有願意上車的旅客，而進入車廂的資格審查總是那麼嚴格；這也許正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將參與這趟旅程視為甜美的夢想。人們宣傳進步時總是說它能帶給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許進步──這一現代的標誌──真正的含義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斷減少的）人就可以使社會進步這輛列車運轉、加速、爬坡，曾幾何時需要社會大眾來協商、克服的事務，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決。
 
在這方面，「X世代」不是首先有理由抑鬱的一代人。但是使他們的困境顯得獨特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受（或者感覺自己好像遭受）挫敗或者被時代進步拋在後面。其次是散播於眾人之中的困惑、迷茫和疑惑。儘管有如許類似，儘管以往歷代人也有他們自身的困難，我們當代人還是本能地感到現在的困境和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我們越來越覺得過去醫治苦痛的特效藥現在不管用了。不管我們面對危機時處理得多麼老練，我們仍然不是很清楚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能缺少有效輔助我們思考解決問題方法的工具。
 
我們的父母輩和祖父母輩為人們加入社會並安定下來制定了些許限定條件。這些限定條件詳細分明，毫無疏漏，甚至對人們如何改進以適應新的形式都有了清楚的指示。這樣的社會在其對人們開放的入口處背面，即設有各種各樣關於人們職業生涯的軌跡。這些軌跡十分狹窄，沒有多少更改的餘地，更沒有留存多少冒險一搏的希望，這對於生性喜愛冒險的人顯得格外壓抑而不可忍受（佛洛伊德將這種痛苦狀態深化為一種著名的普遍理論，即文明註定導致不滿和精神失常）。但對於那些依舊需要可確保安全航行的可靠船隻的人來說，彼岸既不是謎團也不是痛苦抉擇；同時，航行的任務不會被不可勝數和無法解釋的危險困擾。那些操槳的人只需用力揮槳，「不折不扣地」執行航船的規則即可。

然而，今日的困境已有所變化：它們更加關乎目標而不會受制於手段。往昔那些被眾人詬病的規則已然瓦解──也將提振安全的信任感帶入墳墓。現今找到達成某些目標的手段，並牢牢將其把握，使其發揮最大功效，已不再是問題。問題在於目標並不明確（甚至帶有欺騙性）─目標既不穩固，也不可靠，或許在未達到之前就已瓦解，不值得人們長久地投入和奉獻。將人們納入既定航道並航行其上的規則也不再可靠。即使這些規則沒有一起消失，也必然會不知不覺地被取代。最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已經被社會排斥並確定為廢棄品的人，世上沒有一條清晰的引領人們重新成為社會正式成員的路途。同時，政府也沒有提供任何替代的、經官方認可，並在地圖上繪製的途徑，使人們可以遵循它（或者被迫遵循它）而得到某種替代的名分。
 
至關重要的是，儘管這些都發生在我們自家門前，我們卻無法利用自家資源或工具來避免它的危害。這不是一個暫時性滯歇，不是經濟過熱之後另一個高峰之前的低迷，也不是暫時性的困擾，只要我們對稅收、補貼、津貼或者刺激「消費型經濟復甦」的因素稍作調整，它就會過去，並「成為歷史」。看起來，這個問題的根源遠在我們所及之外。問題最集中的群集，即使在精密的軍用地圖上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