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文化研究

　　「瀟湘」指「清深的湘水」，又是「瀟水」和「湘水」的合稱，泛指湖南。 「瀟湘八景」為平沙落雁、遠浦歸帆、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以及漁村落照。北宋「瀟湘八景」畫題，催生了「西湖十景」、「北京八景」等各種地方景觀。

　　本書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探討「瀟湘」山水的詩情與畫意。作者親身探訪「瀟湘」地域，梳理宋代以降的「瀟湘八景」文本，結合豐富的文學與美術作品分析「瀟湘」山水詩畫的文學意象、文化空間和抒情底蘊，並對其在東亞的傳布和演變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娓娓道來，和讀者遊觀雲影天光，宛在「瀟湘」畫裡行。

作者簡介

　　衣若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她海外經歷豐富，曾赴韓國成均館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客座授課，受邀於京都大學、東京大學、奈良女子大學合作研究，也擔任了南京大學、北京大學等內地高校的特邀訪問學者。業餘時間為《聯合早報》撰寫專欄。衣若芬《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一共有10章，對瀟湘圖與瀟湘詩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在美術史學界有著較大的影響。從「瀟湘八景」寫至「明代臥遊山水畫」，其中對瀟湘山水的地方經驗、文化意象、空間表述、心理意識等，都有深切的分析。

　　本書系臺灣學者衣若芬美術史方面的論文匯集。作者運用現代學術手段，廣泛收集相關文獻資料，從圖像、文字、實物三者的關系入手，對中國古代繪畫藝術進行了獨到的立體化研究，解釋了藝術史實際上是這三者互相影響的歷程。

作者簡介 

　　衣若芬，曾經任教於臺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中文系，臺北師範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東亞學術院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2006年7月加入南大中文系。

　　目前研究課題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瀟湘八景」詩畫」、「互文．越界與再生──中國文學與美術的交會」、「中國古代的性別．敘事與暴力：蔡琰及其相關作品的互文展演」等。

　　新加坡似乎很晚才意識到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
　　因為我們很難把這些現實納入進步繁榮的故事裡。——張優遠

　　臺灣房價居高不下，好羨慕新加坡「住者有其屋」？
　　其實，許多當地人的願望是搬出租賃組屋……

　　名列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向來給人光鮮繁榮的印象，然而作為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其經濟發展的背後充滿爭議，強調國家榮耀的國族主義，只想揚長避短，對社會不平等問題視而不見。

　　社會學專家張優遠深入走訪底層社會，歷時三年與低收入者聊天、訪談及觀察，了解弱勢階層面對的困境，結合其十年來對於新加坡家庭、社會福利、性別和公共政策的專業研究，指出新加坡在托育結構、福利制度、教育體系、勞動環境中普遍存在的弊病與不平等，反思改善之道。

　　本書英文版出版後在新加坡蔚為風潮，激發公眾對不平等現象廣泛、深度的辯論，影響深遠。書中所揭露的問題，在中產階級逐漸增加、都市貧困問題日益劇烈的亞洲主要城市同樣可見到。《不平等的樣貌》貫穿不同階層、城市、國家和地區，掀開亮麗表面下無所不在的不平等環境，將居民百姓連結在一起，並點名我們關心、重視每一個人的尊嚴。

名家推薦

　　▍專文導讀
　　黃克先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強力推薦
　　朱剛勇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韋地  季風帶文化發行人
　　張烽益  臺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蔡瑞明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依姓氏筆劃排序）

媒體讚譽

　　張優遠憑藉勇氣、誠信和科學工具，進入不為人知的不平等領域。她深入新加坡底層社會，讓讀者看到原本看不見的事物，將低收入家庭動盪不安的艱苦生活、求學經驗、養育子女與住所的問題，對照中產階級視為理所當然的舒適享受。她推翻廣為流傳的錯誤觀念，呼籲人們關注新加坡福利制度的缺陷，同時探討如何修復這些問題。這正是社會學的真諦！——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教授

　　這本書難能可貴，採用民族誌手法，生動描繪出新加坡低收入者的生活、夢想與失望，同時巧妙穿插各種明顯或隱晦的意識形態、社會結構和官僚作風，這些因素把我們連結在一起，也將我們隔離開來。文字精練、令人回味的散文篇篇見解精闢、富含同理心，卻又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分析為基礎，而且立論嚴謹，讓我們看到那群經常遭到遺忘的同胞在過什麼樣的生活，並促使我們檢視自己和社會，以及工業化後富裕的新加坡。平易近人的敘事手法不但觸動人心，同時發人深省，應該作為我們討論國家本質的基礎。——林愿清（Linda Lim），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羅斯商學院（Stephen M. Ross School of Business）企業策略與國際企業學榮譽教授

　　《不平等的樣貌》令人耳目一新、大開眼界，也讓我們深思。本書充滿熱情和洞察力，文字平易近人，凡是對新加坡或其他地區貧窮與不平等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一定覺得深受啟發。張優遠的著作是以社會學家的敏感度為出發點，並與新加坡低收入者密切互動三年而形成。這本書顛覆新加坡全然繁榮進步的形象，讓我們看到新加坡弱勢居民的日常經歷、挑戰，以及許多人的既定想法，如何阻礙他們獲得有尊嚴的援助。張優遠邀請讀者正視不平等現象，並思考這群人在社會矩陣裡的位置。她認為，新加坡人對於「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the greater good）過分簡化的論述，導致許多人強調市場價值和自力更生，因此很難推動實質改變，縮減社會不平等現象。——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人類學教授與國際研究中心研究教授

　　《不平等的樣貌》是精心傑作，張優遠刻意避開學術框架，從道德與政治角度檢視這個社會問題，並讓我們看到真實的生活經驗未必符合大多數人以為的新加坡人可以靠著努力向上移動、大都會、無拘無束、掌控自我命運、富裕的全球公民形象。作者描繪個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採用民族誌手法，讓他們表達自己的聲音。書中不同章節都傳達出在這座國際性的大都會城市，身為低收入者與在不平等條件下生活的悲哀和經歷。本書以批判的鏡頭檢視一般大眾、學術界與官方對於新加坡社會的說法。迄今為止，大部分新加坡人，包括學者在內，都不認為新加坡有貧窮問題，更不會追究其原因或深究社會的不平等現象、討論政府和社會結構必須負哪些責任。我們很需要這樣的一本書來點醒我們。本書提供豐富的實例，讓讀者看到新加坡部分人口的日常經歷，必然能在全世界引起迴響和共鳴。作者刻意顛覆既有觀念、提出令人深思的道德難題，並強調體制結構對於造成貧困和不平等所扮演的角色。張優遠的聲音透過文字有力並真誠地傳達出來，挑戰讀者思考，每一頁都蘊藏啟發人心的力量。我們無法昧著良心不參與，這是我們無法拒絕的邀請。——維尼塔．辛哈（Vineeta Sinha），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

　　這本書在很多方面都傑出不凡。張優遠鼓勵新加坡所有居民檢視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和心理背景，同時挑戰我們許多因新加坡經濟發展而受益的人，質疑為了自我安慰而告訴自己、其實只是自欺欺人的故事。《不平等的樣貌》的文字優美流暢，也是很棒的典範，讓我們看到學者如何深入思考社會學家的角色，然後以一般大眾為對象，邀請讀者踏上共同學習的旅程、了解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經常遭受忽視的經歷。——侯仁敦（Philip Holden），新加坡國立大學英國語言與文學教授

　　張優遠在這本文字平易近人、觀察精闢的書裡，帶領讀者超越統計數字，了解新加坡相對沒那麼幸運的人的日常生活，是這座匆忙城市非常需要的一本書。——菲利普．葛斯基（Philip Gorski），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

作者簡介

張優遠（Teo You Yenn）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會學博士，目前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曾發表諸多期刊論文、書籍文章與評論，著作包括2011年勞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新加坡新自由主義道德：家庭政策如何影響國家和社會》（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等。她致力於教學，並將研究成果帶入公共領域。2013年獲頒南洋教育獎（Nanyang Education Award），2016年榮獲美國社會學學會性與性別部門（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x and Gender Section）的女權學者社會運動家獎（Feminist Scholar Activist Award）。

譯者簡介

方祖芳

　　第23屆與28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評審獎得主。譯作包括《從新主管到頂尖主管》、《新韓國人》、《一生設計》、《創意電力公司》、《消費行為之前的心理學》、《華爾街的猴戲》、《飛行少年》、《走對下一步》等。

目錄

推薦序  公共社會學的經典範例  黃克先
原書序  不平等的民族誌  郭建文
前言
第一章  第一步：破壞原有的敘述
第二章  日常生活
第三章  平衡工作與生活不該是階級特權
第四章  我希望孩子比我更好
第五章  在缺乏階級保護的環境下成長
第六章  有差異的應得
第七章  需要、想要、尊嚴
第八章  尊嚴就像乾淨的空氣
第九章  家醜外揚
第十章  關於「種族」的備忘錄
第十一章  接下來怎麼辦？
附錄  為所有讀者而寫的研究方法：這就是數據的樣貌
後記  自傳民族誌：出乎意料的一年
致謝
參考資料

「同志文學」是「讓讀者感受到人事物的文學」
「同志文學史」是「立基於同志文學的公眾歷史」
公眾歷史就是有別於主流史觀的另類記憶

　　紀大偉的論著《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爬梳長達一甲子的台灣公眾歷史，從美國主導冷戰的1950年代，一路細數到「後冷戰」的21世紀初期，各類型台灣同志文學作品，包括長、中、短篇小說，散文、詩、劇戲等。

　　《同志文學史》有別於主流歷史的另類文化史論著，頻頻探問：
　　1950年代如何早在白先勇進入台灣文壇之前就打造了「識讀」同性戀的「想像共同體」？
　　1960年代白先勇大放異彩之際，他的文壇前輩、平輩怎樣在作品裡描繪其他同志的主體效果？
　　1970年代台灣文學中，女性嘗試和同性配對的時候，同時期的男性怎樣獨闖「內在」的美國？
　　1980年代，新興的「核心家庭霸權」怎麼和人道主義協力催生同志的悲情？
　　世紀末的「愛滋」、「同志」、「酷兒」等等外來語進入台灣之後，如何與本土語境互相激盪、彼此改寫？
　　到了21世紀，台灣同志又怎麼過渡到「液體現代性」？

　　一甲子以來，台灣同志文學裝滿了被恐懼、被排擠、被侮辱、被摧毀、被偷偷祝福的種種難言之隱。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就是貓一樣踮腳起來，回顧難言之隱的旅程。本書選取文本討論對象的「積極策略」是「求多不求精」，而不是「求精不求多」：書中每一章大致對應了每個年代（每個十年，例如1960年代），每一章都避免聚焦在那個年代極少數、極菁英的兩、三種台灣同志文學，反而盡可能納入同一個年代內十種以上的文本，才能呈現每一個年代的眾聲喧嘩風貌。

　　《同志文學史》引用的台灣本土文獻可以上溯至20世紀初期，下探至21世紀初期。在超過一百年的時光中，「呈現同性戀」的台灣印刷品文本（包括「被視為文學作品」的美文，也包括「不被視為文學作品」的報上社會新聞）幾乎不曾在任何一個年代缺席。呈現同性戀的印刷品享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本書細數一甲子的歷史（六個年代；六個十年），包括（1）1950年代；（2）1960年代；（3）1970年代；（4）1980年代；（5）世紀末；（6）21世紀初，橫跨三個時期，依序是（1）冷戰之前時期（從20世紀初期至1940年代，也就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2）冷戰時期（從1950年代以降，也就是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以及（3）後冷戰時期（從20世紀的世紀末直至21世紀初期）。

　　本書共分8章，第1章〈緒論──台灣的發明〉簡單扼要指出：「同志文學史就是台灣的發明」，強調「同志文學」不僅僅可以視為一種「文類」，更可以視為「領域」：這個領域需要在重視作者之餘承認讀者的貢獻，需要營造眾聲喧嘩的文本對話環境。同時，這一章也說明「同志文學史」是一種和「主流歷史」互別苗頭的「公眾歷史」。

　　第2章〈白先勇的前輩和同輩──從20世紀初至1960年代〉指出，白先勇雖然是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先驅之一，但先驅畢竟也自有前輩和同輩。早在白先勇之前就有各種前輩投入同性戀的呈現。

　　第3章〈愛錢來作伙──1970年代女女關係〉指出，台灣女同志文學要等到1970年代才密集出現。雖然早在日本時期、戰後初期的報紙就已經不時披露女同性戀新聞，但是女同志文學風潮要到70年代才浮現。這個文學界的風潮呼應了現實生活中女性經濟地位的改變：多虧冷戰全球布局之「福」，台灣變成美國的代工廠，因而在70年代體驗「經濟起飛」。本土女性紛紛進入工廠、職場，爭取到較多的經濟自主，可以開始想像女女作伙的生活。

　　第4章〈誰有美國時間──一九七○年代男同性戀者〉發現「美國」在台灣文學中千呼萬喚始出來：雖然戰後台灣長期受到美國宰制、1960年代文學早就展現了美國式「現代主義」痕跡，但是要等到70年代本地文學才開始明確寫出「美國」：將「另類的人」（男同性戀者）和「另類空間」（美國）連結在一起，暗示「另類之人」要在「另類之國」才得以倖存。

　　第5章〈罷家做人──1980年代〉主張「同性戀罷家」現象在1970年代末畫下了分界線：分界線之前，台灣文學裡的同志幾乎不和家庭衝突；分界線之後，台灣文學裡的同志和家庭決裂則幾乎成為鐵律。

　　第6章〈翻譯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經歷了從「冷戰時期」進入「後冷戰時期」的歷史轉折，強調，「同志文學在二十世紀末蔚然成風」的現象除了可以歸諸於1987年的解嚴，還可以更往前推一點，歸諸於「愛滋」字詞與相關脈絡的「翻譯遭遇」。

　　第7章〈固體或液體的同志現代性──二十一世紀初期〉借用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的「液體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觀念，解釋同志文學面臨的變局：「去中心」的液體現代性崛起，以既有體制為中心的固體現代性則持續失勢。

　　〈後記──中國在哪裡〉與其是要議論「同志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不如說是要指陳一個較少為人談論的事實：同志文學史幾十年來的發展剛好見證了「中國」隨著時代變化的「有／無」。

作者簡介

紀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博士。著有學術專書《同志文學史》、小說集《膜》（已有日文翻譯版、法文翻譯版）等，雜文集《晚安巴比倫》等。

目錄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陳芳明
看待台灣文學史的另一個方法──《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序／陳芳明
自序
 
第1章　緒論──台灣的發明
一、本土文學的「同志現代性」
二、作為「公眾歷史」的同志文學史
三、取決於讀者感受──而不只取決於作者意圖
四、扼殺「雙性戀」與「異性戀」的「是非題」
五、定義，特徵
六、研究方法：歷史怎麼做
七、章節安排：年代、時期
 
第2章　白先勇的「前輩」與「同輩」──從二十世紀初至一九六○年代
一、先有讀者，才有作者
二、追認冷戰之前的資產
三、1950年代：同志文學史的關鍵十年
四、白先勇作品內外的眾聲
五、《重陽》有資格嗎？
六、早熟：初中生也堪稱同志主體嗎？
七、為歐陽子翻案
結語
 
第3章　愛錢來作伙──1970年代女女關係
一、自由的幻影
二、「工作讓人自由」
三、強調經濟，「不強調」情慾
四、歐陽子和白先勇的女女情仇
五、李昂筆下的「性知識」
六、玄小佛和郭良蕙遇到「大家」
七、值不值得被紀念的過去
結語
 
第4章　誰有美國時間──1970年代男同性戀「者」
一、外在美國，內在美國，美國時間
二、外在的美國
三、內在的美國之一，野人咖啡室
四、內在的美國之二，新南陽戲院
五、內在的美國之三，醫生診所
六、「否寫美國」的王禎和劇本
結語
 
第5章　罷家做人──1980年代
一、作為公眾平台的《孽子》
二、罷家，做人，告白
三、在人道主義的王國裡
四、墮落的核心家庭
五、出國決勝負的「朝聖」
六、女子家庭代工
七、男子家庭代工
結語
 
第6章　翻譯愛滋，同志，酷兒──世紀末
一、從「解嚴」還是從「愛滋」開始算起？
二、翻譯遭遇
三、愛滋：從國外到本土
四、同志：哪一種公共？
五、酷兒：在人道主義的王國外
結語
 
第7章　固體或液體的同志現代性──21世紀初期
一、詩：從難以指認之苦，到不必發現之樂
二、長篇小說：蒼蠅與膏油
三、跨性別時間
四、原住民：從僵化的客體到軟化的主體
結語
 
後　記　中國在哪裡
一、今昔之比
二、「同時存在」之謎
三、冷戰的小孩
四、視覺至上主義之外
 
參考及引用書目
附錄　作家年表
索引

 序（節錄）

看待台灣文學史的另一個方法

　　一

　　文學史，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一種文學批評史。從來沒有一種歷史，都是以單一的價值在發展。依照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念，沒有一種歷史是連續不斷的。也沒有一種歷史，只能容納一種觀點。他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複數的，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都同時在進行。因為不是連續 的，在時間發展過程中，往往充滿了縫隙與裂痕。身為歷史學訓練出來的學生，我曾經也以單一的觀念在回望歷史。尤其是接受中國歷史的教育，總是以為中國歷史最悠久，而且連綿不斷。這種錯誤的觀念，曾經主導著我的前半生。新歷史主義的觀念浮現之後，才漸漸發現自己曾經接受過嚴重的誤導。中國歷史是男性史，是異性戀史，是漢人史。凡是沒有寫進歷史紀錄的性別、族群、階級，從此就從歷史地平線消失。這種史觀非常粗暴，尤其是以儒家的立場來寫歷史，更是粗暴。由於史家都是男性，都是異性戀者，都擁有當權派的地位，他們習慣於偏向自己所堅持的理念。這種史家，擅長以二分法的方式，來區別這個世界。而且也擅長以審判的語氣，來看待他們眼中的異類。凡屬邊疆民族，便被劃入野蠻的領域。凡屬女性，就輕易被貶低身分。更可怕的是，傳統史家總是堅持 萬世一系的觀念，他們堅持著長子繼承制的閉鎖態度。一個父權的、統治者的、貴族的中心史觀，便如此建構起來，而且牢不可破。如今我們已經發現，所謂主流歷史都是發明出來的。主流史觀一旦誕生，其他支流的脈絡必然遭到湮滅。這說明了為什麼，我們後代在看待歷史時，都只發現一條歷史主軸，其他都消失不見。

　　不見，其實就是偏見。我們只看到傾斜的、歪了一邊的歷史。在戒嚴時期，歷史教育可以說非 常成功，都只容許看到中國、男性、漢人、異性戀史。新歷史主義特別強調，人類歷史的發展並非只依賴一條主軸，而是以多軸的線索持續延伸。從來沒有一種歷史是連續不斷的，而是充滿了太多的缺口、縫隙、斷裂，並且是以多軸的形式持續發展。歷史學家慢慢發現，在縫隙與斷裂之處，就是可以填補不同的歷史記憶進去。由於歷史是多軸的，就不可能有所謂的主流或支流之分，而是同時並排進行。所謂歷史主軸，其實是一種二分法、兩元論的觀念。把男女分別放在主客的位置，也同樣把黑白膚色區隔開來。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白人歷史總是優先於有色人種。從中國史來看，漢族總是優先於邊疆民族。白人的重要性，或漢人的重要性，便是不斷把不同人種遮蔽起來，而彰顯了白人或漢人的優越位置。這種偏頗的歷史觀，無法讓後人看到過去的全貌。從而也使歷史舞台上的主要人種，壟斷了文化解釋權。

　　如果我們接受歷史多軸的觀念，則曾經受到遮蔽的種族、性別、階級，又可以重新登上歷史舞台。從這個角度來看，紀大偉所寫的同志文學史，應該可以視為台灣學界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把這本書的出版，視為一個事件，並不過於誇張。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抱持著偏見來看待同志族群，也一直以扭曲的態度來解釋同志文學。紀大偉有意撥開歷史迷霧，讓被遮蔽的同志文學撥雲見日。身為《台灣新文學史》的作者，我無法掩飾內心的喜悅。縱然在自己所書寫的文學史也討論了同志文學，卻只能以極小的篇幅讓台灣同志文學被看見，無法讓讀者發現同志文學的全貌。一部台灣文學史，必須由集體的力量來共同撰寫，才有可能讓受到蒙蔽的文學書寫展現真貌。

　　我也深深相信，在未來新的文學史一定會誕生。不僅是同志文學史，還包括女性文學史、原住民文學史，都有可能問世。身為異性戀的文學史家，我無法深入同志文學的世界。同樣的，身為男性文學史家，我也不能窺見女性文學的全貌。身為漢人文學史家，我也必須承認，對於原住民文學傳承的真相，我還停留在皮毛之見。如果要建構一部完整的台灣文學史，就有必要讓女性、原住民、同志的文學史家共同合作來撰寫。當代台灣文學史可能時間稍短，但是內容卻相當龐大而豐富，絕對不是依賴一個人的力量就可容納全部。這也是為什麼看到紀大偉所寫的《同志文學史》完成時，我不只是喜悅而已，也已經預見了一個更開闊的史觀就要誕生。

　　二

　　在這本書裡，紀大偉企圖突破線性的史觀，借用新歷史主義，來重建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發展軌跡。具體而言，他並不依賴連續不斷的時間感，而是利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縫隙、斷裂、空白，填補了同志文學的記憶。他所遵循的是複數歷史觀，讓同志文學與一般的文學類別並列。借用所謂並置（juxtaposition）的觀念，使多軸的歷史發展平行陳列出來。這種並置的發展論，既可與所謂的主流歷史軸線相互參照，也容許了同志文學的獨立發展。這使得整本書更為豐富而精采，尤其他透過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式，讓同志作品再次浮出歷史地表。他的挖掘與鉤沉終於讓讀者看見了從前所未見的史事。

　　對於異性戀讀者而言，許多文本往往輕易瀏覽過去就好。但是，紀大偉則重新詳細穿越許多被忽略的文本與作品，發現字裡行間所暗藏的同志傾向。在同志文學的文本正式誕生之前，前輩作家早就有過閱讀同志文學的經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釋，他把同志文學史往前延伸到一九五○年代，並特別指出，更早的前行代作家已經有過閱讀同志文學的經驗。紀大偉雖然是在寫文學史，卻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閱讀範式。在文本底層，其實是潛藏許多未能定義的流動情感。

　　紀大偉的史觀應該可以成立，也就是把「閱讀史」納入文學史的一環。眾所周知的台灣文學史家葉石濤，他早年從事文學創作時，也曾經耽溺在法國作家紀德（André Gide）的唯美文學裡。紀德的詩與小說，也曾經是西川滿的模仿對象。如果沿著這一條軸線去挖掘，當可發現台灣社會的同志文本閱讀，應該還更深遠。身為西川滿學徒的葉石濤，早年所寫的唯美小說，乾淨而透明，幾乎直追紀德的耽美。作品閱讀史，在不知不覺之間，為文學發展埋下一定程度的暗示。這也是為什麼紀大偉在第二章第一節揭示「先有讀者，才有作者」。這是相當睿智的解釋，也是使同志文學史的源流找到線索。

　　性別差異往往也會導出閱讀差異，這正是文學史精采之處。對於同志文本或酷兒文本，紀大偉在閱讀之際，總是採取游移、流動、跨界的態度。以白先勇的《孽子》為例，就可分辨出《台灣新文學史》的解讀，與他的解讀非常不一樣。身為異性戀的作者如我，把小說中父子決裂的那一幕，認為是對儒家傳統的背叛。在書中特別強調，「這個場景是台灣文學的一個經典：那位憤怒的父親，可能是傳統歷史的最後投影；那位被驅逐出走的兒子，則正要開啟一個長路漫漫的新時代。兩條取向完全不同的歷史長河，從此就要改流。」換言之，我的閱讀是把小說文本置放在儒家傳統的歷史脈絡裡，仍然沒有擺脫大敘述的史觀。紀大偉的解讀，則是把離家出走的阿青，視為一種「罷家」的行動者。這兩種不同的解讀，正好彰顯阿青的被動轉換為主動。離開了父權的家庭，阿青便獲得了喘息甚至新生的機會。這種文本閱讀的差異性，正好可以證明一部同志文學史的建構有其必要。等於把同志小說的文本，從傳統文學史觀拯救出來。同時，也讓同志文學獲得獨立自主的空間。

　　捧讀這本書之際，或許讀者對於紀大偉所建構的歷史分期會有意見。因為他劃分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年代的模式來劃分，似乎太過於異性戀男性的觀點，也太過於強調歷史的線性發展。但是，如果考察戰後的台灣歷史，就可以發現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每十年就發生一次變化。例如一九六○年代台灣社會首次開放外國資本家投資，一九七○年代加工出口區開始普遍成立，一九八○年代新竹工業園區正式完成。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衝擊。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浪潮下，文學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強烈影響。具體而言，同志文學可能也與其他文類的發展，都同樣被編入資本主義的共構。整個大環境的變化，自然而然就反映在文學生產裡。

　　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標誌著台灣同志運動的漫長道路，也在於彰顯台灣社會風氣如何從封閉走向開放。任何一部小說或散文，都可視為一個時代的墊腳石。面對一個非常不寬容的社會，同志文學的書寫正好代表了一股不滅的意志，不僅在文學上開花結果，也在文化上開枝散葉。確切而言，同志文學史的出現，意味著戰後台灣歷史從來都是以多軸的形式在發展。

　　台灣民主運動走到這麼遙遠，也等同了同志運動所開創的格局。當整個社會陷入「婚姻平權法」的爭議之際，這本書的誕生，等於提出了相當雄辯的歷史證詞。在爭議的硝煙高漲之際，紀大偉引導我們重新去回顧文學史是如何發展的。其中的起伏跌宕，都在他的歷史敘述中歷歷可見。身為他的文學同伴，身為他的教學同事，我以嚴肅但揉雜著喜悅的心情，向街頭對抗的人們呼籲，請大家靜下心來，好好捧讀這部《台灣同志文學史》。

　　《夏志清文學評論集》收錄作者研究現代文學重要的十二篇論文，論題兼及中國與西方，時空上下一百年。評論對象計有羅素、艾略特、奧威爾、曹禺、端木蕻良、彭歌、李渝、蔣曉雲、梁錫華等人的文學世界，是接續《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力作。

　　作者論旨向兼顧西洋文學與我國固有文化傳統，故其評析作品、探討問題，見解獨具，引人深思。其行文優美而不艱澀，簡潔明暢，讀來趣味盎然。

作者簡介

夏志清

　　原籍江蘇吳縣，1921年出生於上海浦東。

　　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曾任教美國密西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2006年7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夏志清學貫中西，中英文著作皆極具分量，且影響深遠。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等學術名作，文學評論集《愛情?社會?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等。

序

　　《夏志清文學評論集》這個書名是「聯合文學叢書」的一位負責人代我擬的。我不反對，甚至可說很歡喜：面對一本文學評論集，內行讀者主要看作者是誰，書名的漂亮與否實在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十七年前我為我第一本集子擬書名，原就有意稱之為「志清文存」，這樣以後的集子，直接了當稱之為「文存」二集、三集，也就不必再為書名花心思了。但這部最後定名《愛情、社會、小說》的集子問世以來，我已出了五種書名各別的文集，一本選集（香港出版的《印象的組合》），一本《四海集》（我同林以亮、余光中、黃國彬三友的合集），現在再來一種《夏志清文學評論集》，可能會引起讀者的誤會。我得說明一聲：這不是一本自選集，把幾篇已結集的文章湊在一起，當新書出版；它更非一巨冊所有我已發表文學論文的合集。它同我其他文集一樣，只把已發表而尚未結集的文章，彙合成一本書，供自己和他人參閱之方便而已。這本《文學評論集》收了討論二十世紀的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凡十二篇。

　　憑作家地區之不同，這十二篇顯而易見歸納成三輯。第一輯三篇講英美的作家和作品。首篇〈羅素與艾略特夫婦〉，嚴格說來，應屬於「傳記考證」這一類的文學研究，而非文學評論。但我們若對艾略特的婚姻生活有所瞭解，讀起他的詩篇和詩劇來，一定也會得到些更真切的感受。〈重讀《一九八四》〉這一篇則是道地的文學評論。好久沒有機會評析一部西洋名著，一九八三年寒假我為奧威爾小說作評，自己性情是很愉快的。《莫斯科的寒夜》是四○年代後期另一部揭露極權政治真相的小說。我為該書寫篇新序，主要期望這部先兄濟安的譯作由大地出版社重排發行之後，要比香港初版擁有更多的讀者。

　　本書第二輯四篇講我國大陸地區的作家和作品。〈《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導言〉總論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新小說。另三篇則討論曹禺、端木蕻良這兩位還在寫作的老作家。一九八○年三月下旬曹禺訪哥大，我本無意寫他，但《聯副》主編亞弦、丘彥明打電話來要我寫篇訪問，不知如何逗發了我的興趣，竟當起新聞記者來，寫了一篇〈曹禺訪哥大紀實〉的報導，且為《北京人》這部劇本，認真寫了一節長評。「曹禺」這一篇，同「羅素」那一篇一樣，對我來說，都是考驗我寫作能力的新嘗試。我寫文學評論，一向注重作品本身。這兩篇長文卻逼我去寫人、敘事，但效果的確不算太壞。「曹禺」一文《聯副》連載了四天，事後亞弦打越洋電話來，告訴我台北青年讀者群的熱烈反應。我獲悉不免感到驚訝，但也很高興。

　　曹禺同時代的兩位名作家──沈從文、丁玲──也都訪問過哥大，我沒有寫他們，因為同他們接觸機會不多，也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寫新聞報導。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從韓國飛大陸訪親，見到了張天翼、吳組緗、端木蕻良、師陀這四位老作家，也同錢鍾書、楊絳，沈從文、張兆和這兩對恩愛夫婦在北京重晤。但我見到的張天翼已是只會張口而不會說話的啞巴了。果然相別不到兩年他即於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長離人間了，我連悼文也沒有寫一篇。我重晤的沈從文，也早已行動不方便，躺在床上接見客人了。沈老早已託香港三聯書店陸續寄我十二冊《沈從文文集》，張天翼、沈承寬夫婦接見我時，也贈我不少張老的舊作新集和研究資料。憑這些新藏的書籍，我真應再寫兩篇沈、張長論，以補充《中國現代小說史》之不足。但三、四○年代小說家之間，本集有專文討論的就只有端木蕻良一人，討論他的小說也就只有《科爾沁旗草原》這一部長篇。未完成的端木評傳英文稿，以及好多參考資料，都放在一只紙盒子裡，不知何年何月再開工，把評傳寫完。六十六歲了，自己想寫的東西太多，但時間不敷，精力有限，未完成的計畫也就愈積愈多了。

　　本書第三輯收了討論台港文學的評論五篇。其中一篇──〈時代與真實──雜談台灣小說〉──原是我在一個台灣小說研討會上隨口講的一段「結語」，事前未作充分準備。另一篇──〈真正的豪傑們〉──也是急就章，為祝賀《聯合文學》創刊而寫的。但二文重讀，覺得言之有物，內容相當充實，也就決定把它們收入本集了。另三篇長文個別討論彭歌、蔣曉雲、梁錫華的小說，但彭、梁二人不止寫小說，我也把他們多方面的寫作生涯略作檢討。一般台港報章雜誌載有看不完的雜文、散文、小說，較有深度的書評、當代文藝評論不受歡迎，也就很少有人去寫。彭歌勤奮寫作將近四十年。真正用心把他長短篇小說看了大半而寫總評的，就只有〈志士孤兒多苦心〉這一篇，不免讓人感到有些驚訝。蔣曉雲、梁錫華創作年資很淺，當然沒有評家為他們寫了比我〈蔣曉雲小說裡的真情與假緣〉（一九八○）、〈梁錫華的才子書〉（一九八五）這兩篇更早、更長、而更面面俱到的評論了。不管我的評論是否允當，若有人想認真研讀蔣、梁二人的作品，我想他總不會忽略我的意見的。

　　十二篇文章，倒有六篇初刊《聯副》，一篇載《聯合文學》創刊號，我得向亞弦、丘彥明深深道謝。《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不僅有時親自索稿，且真有誠意為我出書，我也感激不盡。七篇之外，兩篇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篇刊於《現代文學》，〈重讀《一九八四》〉這一篇同時刊於《中華日報》副刊、《聯合月刊》，我得向諸位編輯──高信疆、金恆煒、白先勇、蔡文甫、陳曉林──致謝。十二篇中，也有三篇刊於胡菊人、董橋任職總編輯時期的《明報月刊》，一篇刊於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我也得向這三位香港文友表示謝意。

　　十二篇文章，九篇是中文寫的。近年來我寫中文很用心，希望本書讀者讀那九篇也覺得文字清通易解，讀來一點不吃力。另三篇原文英文，假如讀來也很通順，主要歸功於杜國清、歐陽子這兩位譯者。杜國清譯過波特萊爾的《惡之華》、艾略特的詩和詩評，譯我那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雖然花掉他不少時間，只能說是大材小用，委屈了他。其實，一九八三年六月同遊韓國之前，我同國清交情不深，「端木」一文由他譯出，可說全是白先勇的功勞。杜白二人同事聖白蓓拉加州大學多年，情同手足，先勇要為《現代文學》出一期抗戰文學專號（復刊第二十一期），國清也就樂意出力，配合專號的需要而譯了我那篇長文。

　　大家知道，歐陽子也是先勇的摯友。她人太好，有求必應，不知哪年開始，我也動她的腦筋，請她翻譯我的文章了。本書所集〈《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導言〉、〈時代與真實〉這兩篇翻譯起來，不太困難。但我懇請她另譯一篇〈《玉梨魂》新論〉（已收入《四海集》），文章太長，民初舊派小說又非歐陽子所專長，這個苦差事實在消耗了她不少腦力和視力。林以亮為《四海集》寫的那篇代序〈秀才人情〉，用喻之妙，直追蘇、莎二翁，堪稱當代奇文。但寫的既是「奇文」，他就不便遵守俗例，像我這樣在序末謝東謝西了。我在這裡叩謝歐陽子為我譯文之高誼，也代林以亮補謝一聲，並祝她視力逐漸恢復，保持今後寫文、讀書、看報的樂趣。
──紐約，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當代台灣文學乃是一活潑潑的生態，想像力在其中獲得釋放，不拘一格，沒有所謂正統，也沒有邪魔歪道，故眾聲自由喧嘩，各唱各的調，是之為「大虛構時代」。

　　不賣弄艱澀的文學理論，不玩耍空洞的學院術語，不止是理性的閱讀，更要有解謎一探究竟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大虛構時代》將要帶領讀者直探當代台灣文學的虛構迷宮，從地誌書寫、飲食文化、政治認同到世代交替，從前輩大師到新生代寫手，從經典之作到二十一世紀出版市場觀察，郝譽翔化身成為文學時空的導遊，鑽入一條又一條以文字構築而起的叢林小徑，揭示交織其中的繁複紋理，並且一一拆解書寫好手的各路招式，分享個人私房的閱讀秘笈。彷彿是一場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無聲無息地流動著的、竊竊私語的盛宴，於子夜時分舉辦的一人派對，佐以創作、閱讀、懷疑、追求、公理、正義……，以及溫暖與寂寞、愛與美的終極課題。

作者簡介

郝譽翔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二OO五年開卷年度好書獎、時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行政院新聞局優良劇本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洗》、《逆旅》、《初戀安妮》、《幽冥物語》，長篇小說《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散文《一瞬之夢》、《衣櫃裡的秘密旅行》，論著《情慾世紀末》，劇本《松鼠自殺事件》等書。

序

大虛構時代

　　「大虛構時代」是楊牧《方向歸零》中最後一篇散文，因為「虛構」，故才能夠突破時空的限制，擁有最終的自由。而我在此則冒昧借用「大虛構時代」來作為這本論著的書名，也是想要指出：自從八○年代以來，台灣文學乃是一活潑潑的生態，想像力在其中獲得釋放，不拘一格，既沒有所謂的威權正統，也沒有遭受禁錮的邪魔歪道，故眾聲自由喧嘩，各唱各個調，是之為大虛構時代。

　　在本書的【輯一】中，收錄的是七篇論文，我嘗試收攏當前台灣熱門的幾個文類：自傳散文、政治小說、世代文學、飲食文學、海洋文學、旅行文學和區域文學等，分別撰文討論之，而所選取的研究對象，當然皆是我所心儀的作者或感興趣的時代，希望藉此更能呈現出台灣文學紛然並呈的面貌，並且發掘未來發展的可能。

　　【輯二】則是評論。我寫過的書評不計其數，耗費的心血，絕非外人可以想像。寫書評看似簡單，但其實絞盡腦汁，往往必須把一本厚達數百頁的書讀到通透了，才能將自己的心得濃縮在簡短的篇幅之中，既要求深入，又得要引起讀者的興趣，真是苦不堪言。但奇怪的是，我卻仍然無法拒絕寫書評的誘惑，甚至把它當成是一種智力的挑戰，彷彿是在跟高手過招一般，想方設法去破解作者所設下的機關，於是經年累月地鍛鍊下來，居然也悟得文學的奧妙之處，幾乎可以無入而不自得了。故書評本身就充滿了獨特的風格和樂趣，而我更樂於藉此和大家分享私房的閱讀密笈。

　　【輯三】則是我對台灣文學出版的觀察。這幾年來，我持續為《聯合文學》、《文訊》、《誠品好讀》等雜誌撰寫年度出版報告，沒有想到在無意之間，這些篇章竟也可以串連起來，而儼然成為了一部九０年代至今的台灣文學簡史似的。這些文章中的批評、期待與預言，如今再度回顧起來，就彷彿是站在崎嶇的山路轉彎之處，往後看，路途雖然艱險，但畢竟從來不曾孤寂冷清。台灣文壇創作者前仆後繼的熱情與勇氣，其中必定有可記憶和珍惜之處，而這也正是我要把這些文章收錄在此的原因。

　　【輯四】則為四篇訪談，篇幅最短，但是對我而言，意義卻最為重大，也最值得懷念。這些訪談大約多是在八、九年前進行，但他們言談之時的神情，或是場景，卻仍鮮活分明、歷歷在目。而我也深深慶幸曾經有過那樣的一段時光，那樣單純地信仰、聆聽與紀錄著。至於當年對文學尚還矇懂一知半解的我，又是如何受到這些訪談內容的感召、激勵、鼓舞，甚至滲入我的思維與靈魂之中，而成為日後文學信念茁壯的養分呢，這應該又是另外一樁無法以言語來轉述的秘密了吧。

———二○○八年，夏，于東華大學

玫瑰 金鎖 沉香屑
美麗蒼涼的告別
空前絕後的文學典藏

　　張愛玲的「信物」╳夏志清的「按語」
　　文學史上最難得的一場相知相惜

　　坦坦白白， 魚雁往返，
　　一筆一劃，一字一句，
　　張愛玲與夏志清以三十餘年的往復書簡，
　　告訴我們， 如何思辯、如何質疑、如何哀傷、
　　如何勸慰、如何任性脆弱、如何柴米油鹽……
　　織造出一幅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獨特景色。
　　試著辨識那些字裡行間的跡證與緻密的人情紋路，然後，
　　我們終有一天，總算懂得人間的真實。

　　夏志清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從此有了精彩的開始……
　　不論張愛玲的世界是華麗還是蒼涼，
　　張夏之間的友誼有他們的通信作見證，
　　他們的通信也見證了「寒□□」的人間，
　　畢竟還有互信的可能。

　　「張愛玲」，不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小說家，更已經成為一種文化風尚，一種想像資源。回溯上世紀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出版《現代中國小說史》，不僅深入介紹張愛玲小姐的成就，並肯定她的位置在多數五四作家之上。張愛玲從此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先在海外，然後在中國大陸，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

　　無庸置疑，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沒有夏的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不會有如此精彩的開始。由這個觀點來閱讀張、夏兩人的通信，才更讓我們覺得彌足珍貴。張愛玲一九七零年代以後逐漸斷絕外界聯絡，與讀者對她的熱情與好奇形成巨大反差，也因此，她所發表的作品每每帶來文字以外的魅力。。張過世之後，與她曾有來往者紛紛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隻字都散發出特殊榮寵。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無疑都是小巫見大巫了。

　　夏志清先生極盡努力，把一九六三年以來所有愛玲寄給他的名片年卡和信札，憑其日期先後排出一個次序來。這些信件按時間排列，按發信的地址分成六組：一、華盛頓，一九六三年五月~六六年九月；二、俄亥俄州牛津，一九六六年十月~六七年三月；三、曼哈頓，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月； 四、麻州康橋，一九六七年六月~六九年六月；五、加州柏克萊，一九六九年七月~七二年十月；六、洛杉磯，一九七二年十月~九四年五月。通常在每封信後面夏志清會加上或短或長的按語，對信裡所載之事實及其背景做了些註解和說明，對張迷而言，將更有助於解讀張愛玲。

　　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來是學界傳奇，他對於張愛玲的關懷溢於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張的體質羸弱來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議張多作運動等。他更勇於發表自己生活的意見，從健康到養生，從文學到愛情，信筆寫來，如話家常。我們可以想像張當年讀夏信時或莞爾、或感動的反應。兩人之間的互動讓書信集有了光彩。

作者簡介

夏志清

　　原籍江蘇吳縣，1921年出生於上海浦東。

　　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曾任教美國密西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2006年7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夏志清學貫中西，中英文著作皆極具分量，且影響深遠。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等學術名作，文學評論集《愛情．社會．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等。

自序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在電話上聽到張愛玲去世的消息後，不出兩三天即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趕寫了一篇文章〈超人才華，絕世悽涼：悼張愛玲〉，主要參考資料即是一九七○年以來她所寄我的信件，現成放在我書房的公文櫃內，抽閱很方便。但張愛玲至遲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收到我寄她的英文初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後，即該同我通信了，某一天我查看原先專存先父、先兄家信的四隻長盒，無意中發現其中一只早已改放了幾個文學界重要朋友的信件，張愛玲大部分六○年代的信件也在內，可惜沒有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信，可能因搬家被我丟棄。我自一九六二年六月，從匹茲堡遷居紐約以來，雖搬了兩次家，一次從六樓搬到二樓，另一次從一一五街搬到一一三街，所有的書信文件都未遭遺失。一九六三年以來張愛玲所有給我的信件都可以按年月有系統地排列起來了。

　　愛玲來信大部分找到之後，我當然也想起了三十多年來我自己給她更多的信。她經常在信上抱怨搬家遺失東西之苦，因之初在《對照記》上看到了「三搬當一燒」這句名言，我對自己的信件究竟保存了幾封更不敢樂觀。但人已不在，連我給她的信也覺得很珍貴，於是一九九六年秋我給了宋淇夫人鄺文美一封信，問候兩位的健康，順便也問及愛玲遺物裡有無我信札之事。文美嫂體弱，不寫回信自在我意料之中。十二月四日我先後從蔡思果、高克毅二兄那裡聽到了悌芬兄去世的消息，除了在年卡上向文美嫂致唁以外，更不敢去驚動她。但隔不久我即收到《聯合文學》總編初安民先生約稿的信，無論如何要在三月份這期書信專號上見到張愛玲給我的信。我想假如《聯文》讀者看到的，不只是愛玲的書信，而是我同她的信札來往（correspondence），豈不是更有價值，讀起來也更有味道？因此在文美嫂最哀痛忙碌的期間，我不得不再去信麻煩她，並托克毅兄在電話上為我說項。終於在正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我收到了文美嫂的航空快信和我的舊信十六封。星期五下午她還來電話問我有無收到了信件。星期六又收到了她一封「扶病作覆」的航快信。文美嫂如此赤心待我，無以為報，只有好好寫篇悼念悌芬兄的文章給她看看，也留給世人作參考。遺憾的是，這篇悼文至今尚未寫出，文美嫂亦已做古。

　　在收到自己舊信之前，我已盡了一番努力，把所有愛玲寄給我的名片年卡和信札，憑其日期先後排出一個次序來。愛玲長圓形的字跡，個個端莊，認清不難。但她有個壞習慣，即在信末只寫下某月某日而不記其年份。我自己也不好，多少年來書房裡只有一座四隻抽屜的公文櫃，供保存信札之用。但六○年代以還，朋友與信札與年俱增而公文櫃容量不變，只好把舊信從個別檔案裡抽出，放在大信封內，另做處置。同時我也只好丟掉好多信封以便容納新信。這對寫明年月日的信件，沒有關係，但我把愛玲的信封丟了一小半，實在是自添麻煩。有好幾封信，要做了好幾種周密的考慮後，才能決定其年份。有時難免出錯，我曾把信件編號一○一誤作七十一，在《聯文》第二一三期，以信一○二又登一次。

　　張愛玲的信大半寫在洋蔥紙（onion paper）上，隔了多少年，潔白如舊，折縫的地方也不會破裂。有些信則寫在以紙漿（pulp）為主要成份的劣紙上，色澤早已轉黃，折縫處黃色更深，且容易破裂。有大志的讀者，最好從小養成用洋蔥紙或其他高級紙張寫信的習慣。說不定自己真會成了大名，連早年寫的信件也有可能流傳後世的。

　　開始連載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時，我只有一○六封，後來又找到了十五封，連同以前少算的一封，該有一二二封。這是我在《聯文》第一五五期〈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五）〉的統計。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圖書館收藏張愛玲的手稿信件，由浦麗琳女士經手，我二○○七年將張愛玲的信，連同我的信十六封半，出讓給南加大。當時只覺得她的信應該由大學圖書館保存，沒有想到不能借出，供讀者觀賞。影印時，少了四封。我曾把信一○一算了兩次，把給莊信正的信誤作是給我的，其餘兩封，即不知去向了。一九六三~六九計四十六封；一九七○~七九計四十九封；一九八○~八九計十七封：一九九○~九四計六封，共一百一十八封。自八○年代起，她給我的信越來越少，一九八五到一九八八年四月竟三年無信。看了她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的信，才知她這些年，為搬家，看牙齒，疲於奔命「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她身體每況愈下。重讀這些信令人心酸。

　　張愛玲為了生活不得不做她不喜歡的事，教書，做研究非其所長。她不與人接觸，只能寫她熟悉的事，她改寫《怨女》，《半生緣》都是說的老上海，揭露中國人的醜陋，不合美國人的胃口，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睞。除了皇冠的稿費沒有固定的收入，耽誤了看好醫生，將皮膚癢當作跳蚤侵蝕，屢次搬家，影響了她的創作力。真為她惋惜。

　　張愛玲給我的信自一九九七年四月首次發表，距今己逾十五年。現終於編集成書，感謝主編羅珊珊女士的敦促與內人王洞的協助。這些信件按時間排列，按發信的地址分成六組：一、華盛頓，一九六三年五月~六六年九月；二、俄亥俄州牛津，一九六六年十月~六七年三月；三、曼哈頓，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月； 四、麻州康橋，一九六七年六月~六九年六月；五、加州柏克萊，一九六九年七月~七二年十月；六、洛杉磯，一九七二年十月~九四年五月。書內張愛玲的信件，信末括號內的年份都是我所加的。通常在每封信後面有我的按語，對信裡所載之事實及其背景做了些註解和說明，這些按語可短可長。當然有些信件是不需加按語的。最近我因感冒住院三天，為了趕時間，第一○三封以後的信，按語為王洞所加。我的半封信H 1附在信三十七之後，宋淇夫人寄還我的十六封信，都是一九八五年以後寫的，也按日期編號，號碼前加以Ｈ，標明是我給張愛玲的信。自信一○七後，附在相關的來信後面。希望這些信有助於解讀張愛玲。

　　對張愛玲旅美生活不太熟悉的讀者可參閱司馬新的《張愛玲與賴雅》（簡稱《張賴》，大地出版社，一九九六）。

夏志清

　　你問她愛東坡有多深？
　　她愛東坡愛到行旅東坡走過的山水！
　　（當然也看了東坡的紫微斗數、星座命盤、流年大限啦）

　　蘇東坡真的是蘿莉控嗎？
　　蘇東坡的星盤流年怎麼看？
　　蘇東坡長得怎樣？幾公分高？
　　「東坡居士」的「東坡」在哪裡？
　　歐陽脩是愛才還是害了蘇東坡？
　　為什麼蘇東坡愛的女人都姓王？
　　烏台詩案是王安石的陰謀嗎？
　　如果蘇東坡有臉書，猜猜他有幾位臉友？
　　——東坡迷們，偶像的私密檔案來了
　　——第一本結合東坡文學、地理、史料穿行古今的文化遊記
　　——東坡的軼事八卦，徹底明辨，讓你一識東坡真面目

　　衣若芬教授自一九九○年八月起，以浙江杭州做為起點，開啟追尋東坡畢生行跡之旅。她花費三十年，飛行與步行里程累積數十萬公里，踏查四川、湖北、河南、山東、江西、江蘇、河北、廣東與海南。將這位被法國《世界報》譽為「千年英雄」的詞人，畢生所待過的地方，巡禮遊歷。並將東坡古今不實的軼事八卦，做最詳盡、清楚的澄清。

　　《陪你去看蘇東坡》是一切因東坡而生，結合文學、地理、史料穿行古今的文化行路遊記，更是一位熱戀蘇東坡的台灣女子，透析東坡文學藝術，不畏煙雨蕭瑟、行路顛簸，致敬「偶像」的真情書寫。

　　加入迷妹圈：愛上蘇東坡 www.facebook.com/Lovesudongpo/

名人推薦

　　馬雅人（馬雅國駐臺辦事處大使PTT Mayaman）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台文所講座教授）
　　陳義芝（詩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兼任教授）
　　許悔之（詩人、有鹿文化社長）
　　解昆樺（「趨勢經典文學劇場——東坡在臺灣」演員、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詩人、小說家）
　　謝金魚（歷史作家）
　　劉少雄（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蕭麗華（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

自序

陪你去看蘇東坡

　　這本書，從無端想像，到非寫不可。完成了，我才可以，陪你去看蘇東坡。

　　三十年，夢途中回眸。

　　「南京，陰轉小雨，一度。」一九七○年代的一個冬日清晨，我枕邊的小小紅色收音機播報了遙遠城市的氣象。

　　還蜷縮在被窩裡的，中學生的我，立即嚇醒了！

　　臺北和南京的距離，比臺北到東京還在天邊——我怎麼會收聽到？

　　我坐起身，收音機靜悄悄。撥轉頻道，回到平常熟悉的節目。我知道接收大陸的訊息是很危險的，聽了一會兒熟悉的節目，主持人播放歌曲的三十秒後，我前後撥動轉環，那些無聲的空檔之間，可能還有什麼祕密和禁忌？

　　今天，南京的天氣怎樣？我經常想著，可再也沒有聽見。

　　世界的盡頭，在撒哈拉沙漠吧？南京是另一個世界。

　　三毛的書裡有她風神瀟灑的照片，照片旁邊的詩句娓娓傾訴：「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我把詩句抄在隨身的筆記本，記住了蘇軾，蘇東坡的名字。

　　然後我在林語堂的書裡認識了這位才華橫溢的樂觀幽默詩人，不被現實擊倒，始終有自己的對應方式和生活趣味。我想過這般的人生，流浪在時間的荒蕪裡，啜飲文字如甘泉。雖然受了林語堂的啟蒙，我也必須說，他寫的蘇東坡傳記有許多離譜的錯誤。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抺總相宜。」站在被颱風侵襲過的西湖邊，腳前是敗柳殘荷，這不是淡妝，也不是濃抺，是花容失色啊！剛才車窗外窺見「蘇東坡紀念館」的建築，我問能不能停一停？司機毫無減速，頭也不回地說：「都關門了，沒啥好看的！」

　　我正想表示：就算關著門，門口觀望，東瞧西看也是有意思的。

　　那是一九九○年，我想，西湖我必再來，看妳千姿萬態。蘇堤春曉，三潭印月，這是東坡的西湖。我想，走在東坡的足跡上。

　　七年後，初次到訪四川眉山三蘇祠，在東坡家的庭院賞中秋月，心底的東坡影子如被月光斜輝拉長放大，賜予我力量和勇氣——我可能帶著東坡的文字，欣賞他書寫的風景，更貼近他嗎？

　　圍繞眉山周邊的他外婆家、兩位妻子娘家青神；他南行轉往京師前瞻仰過的樂山大佛；父母和元配王弗的墓地蘇墳山……我親歷其境，見到山坡的松林，浮現「明月夜，短松崗」的情味。何其有幸，我過的不只個人的一生，有東坡的文字穿透我的身心，化為翩翩蝶影，偶然留落砂丘，隨風去來。

　　只是自怡悅的札記，沒有刻意要傳達什麼主意。我無法像宋代的張耒、陸遊；明代的張岱；清代的王士禎、翁方綱，他們或仕宦；或行旅，尋訪東坡遺址。幾次獨自闖盪的經驗，我明白自己有許多限制——身分的、性別的；加上不大願意勉強冒險或麻煩他人，與其說我像古人及前輩踏查東坡履痕，更多的，是在交錯的時空中站了某處支點，去感受滄海桑田和山水變遷，去回味閱讀東坡文字的觸動及聯想。

　　所以，這不是一本具有指南性質的遊記。讀者很容易發現我依賴講學或學術研討的機會去看東坡遺蹟，有些地方我數度造訪，比如眉山。有的地方，比如東坡初入仕途的第一個工作處陝西鳳翔、他的埋骨墓地河南郟縣三蘇墳，我沒有去過。即使我親臨了，彼時彼刻的景觀如今未必一致。

　　讀者也很容易發現我的尋覓往往希望撲空。在鎮江金山寺，連後代複製的東坡玉帶也沒有。徐州的快哉亭是一幢危樓。黃州赤壁看不見「大江東去」、「驚濤裂岸」。我其實並不執著於「還原歷史現場」，古今對照時的落差和斷破才是我的「在場」。

　　讀者還容易發現的是，我雖然不在意還原歷史的「現場」，卻對於歷史的「實況」有點兒「較真」。尤其在大家高度依賴互聯網資訊的當下，愈來愈多似是而非，甚且以訛傳訛的假說故事布滿雲端，像是說東坡靠作弊考上科舉；說東坡在文字獄「烏臺詩案」被判了死刑；說東坡的侍妾朝雲是他的「小三」……。就連一些文學書籍裡也充斥著不明就理的情節，被誇大吹捧。比如東坡一輩子都「在被貶謫的路上」嗎？所以「堅強不屈」嗎？非也！非也！不在京師做官並不表示「被外放」；「外放」也不一定就「被貶」啊。

　　「較真」的事情，表面上是追求真理，等我吃了苦頭，曉得會得罪人，我已經在天涯論壇被罵成「腦殘」。二○一○年我應邀去海南儋州參加論壇，主辦單位沒有要求論文，我準備了電腦簡報。

　　做為最後一位發言者，我的時間被擠壓成只剩十分鐘。我談的是傳說東坡在海南穿木屐戴斗笠的故事，後來被圖繪成東坡的形象。我對南宋的記載提出疑點，繪畫採用軼聞為題材，進而強化野史為正史的情形屢見不鮮，也無可厚非。一位當時不在場的韓姓作者讀了報紙的介紹，便用網名在網上指摘我的謬誤。一些文字的謬誤是新聞記者寫錯，我的論述重點絕無意傷害東坡的「偉大形象」。然而，跟帖的網民們從附和發帖人的高見，逐漸轉向對我的人身攻擊。

　　即使如此，我仍然不願輕率地把東坡神格化。深入他的作品，會注意到他並非我們以為的天然豁達；他的豪放詞數量比婉約詞還少。一些耳熟能詳的東坡事蹟，細節還有待梳理。例如，大家知道歐陽脩讀了東坡的試卷〈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是他的學生曾鞏寫的，結果判了個第二名。

　　那麼，成績揭曉，第一名是曾鞏嗎？東坡被貶謫黃州，在城東邊的坡地農耕，自號「東坡居士」（嚴格說來，這時才有「東坡」之名，為了親切表述，本書未依具體年代，混用「蘇軾」和「東坡」），那麼，誕生「東坡」的「東坡」在現在湖北黃岡的什麼地方？都說東坡是吃貨美食家，「東坡肉」是他發明的嗎？他喜歡的豬肉怎麼燒滋味最好？

　　帶著溫故知新的心情，陪你順著東坡一生經歷，去看他居住過的地方，從最北邊的河北定州，到最南端的海南島儋州。如果你是東坡千年以後的族裔或同鄉；如果你的家鄉出現在東坡行旅的地圖上；如果你的行旅出現在東坡足跡的脈絡中，請，翻開本書相應的篇章，看一看我的書寫。哦，那年東坡終焉處的藤花舊館（孫公館）正在重建中，如今煥然一新。那年我問不出個明堂的「淀花苑」，果然就是東坡在黃州借住過的寺廟「定惠院」，如今地方政府立了石碑紀念……。唯一不變的是變化，唯一不變的是東坡曾經為這裡留下的作品。請，繼續我小文後的延伸閱讀，進入古人的字裡行間。

　　為了便於檢索和理解，本書把東坡的家族系譜、科舉考試過程和考題、烏臺詩案的經過歷程、東坡一生的大事和行跡都繪製了圖表，其中，東坡一生行跡圖獲得李常生博士慨允使用他於大作《東坡行跡考》的地圖；姜青青先生慨允使用他復原的宋版《咸淳臨安志》「西湖圖」；三蘇祠博物館陳仲文館長將明代碑刻《東坡盤陀像》的玻璃罩取下，為我拍攝照片，謹此致謝！

　　我還要感謝帶我去蟆頤山的劉清泉先生、陪我去常州的章含、陪我去定州的陳濤、陪我去徐州和鎮江的孔令俐、幫我查核古籍原典的洪可均，以及邀請我參加東坡學術會議的眉山市、諸城市、黃岡市、儋州的人民政府、蘇軾研究會等等。

　　本書的繁體字版由有鹿文化編輯出版，感謝許悔之社長成全，讓這本魂牽夢縈三十年的小書，有了和讀者見面的最好形態。這美好的形態，在編輯魏于婷的悉心呵護下完成，千年東坡，煥發新鮮的氣息！

　　你也是喜愛東坡的「東粉」嗎？試試書裡的〈超級東粉檢定測驗〉，為你的熱情增加經驗值；為你的人生鞏固生命值吧！

　　「如果作家不能心口如一的寫出內心想法，拜託，快點轉行。」──瑞蒙．卡佛

　　為何卡佛從不寫長篇小說？
　　誰是將卡佛領進文學窄門的導師？
　　誰是他寫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推手？
　　卡佛心目中的好作品，標準為何？
　　卡佛給年輕寫作者的建言有哪些？

　　卡佛出身寒微，十九歲即奉子成婚。接下來的數十年人生裡，他為了一家四口的生計奔忙，屢屢跌入困境，乃至最終亦步上父親後塵，成了酗酒之徒。然而，即便在最困頓時，卡佛對文學的熱愛仍堅持不變，他從二十歲起開始寫作，接下來的二十年，寫作成了他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出口。1983年，他獲得「米德瑞暨哈洛．史特勞斯生活年金獎」，才從經濟窘境中徹底解脫，五年後便因病過世，然而他在短篇小說所奠定的地位，至今無人能出其右。

　　本書收錄33篇從未正式發表過的散文隨筆與書評，隱含了卡佛對好作品的準則與期待，不僅讓讀者首次有機會一窺卡佛的生平、經歷，甚至內心世界，更是開啟寫作之路的叩門磚。

書籍重點

　　★ 寫作大師卡佛33篇散文集結，繁體中譯本首次面世。
　　★ 卡佛被譽為自海明威以降，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小說家。
　　★ 村上春樹將卡佛推崇為其寫作上的啟蒙導師，他曾說：「我的寫作，多數來自瑞蒙．卡佛的啟發。」
　　★《倫敦時報》評譽卡佛為「美國的契訶夫」。

作者簡介

瑞蒙．卡佛
Raymond Carver，1938-1988

　　美國短篇小說家，詩人。
　　被譽為自海明威以降，最具有影響力的美國短篇小說家。
　　《倫敦時報》推崇他是「美國的契訶夫」。

　　1938年出生於俄勒崗州，19歲高中畢業後即奉子成婚。為了維生，他曾做過鋸木工人、門房、送貨員、圖書館助理，曾四度酒精中毒入院。前半生貧困潦倒，但始終懷抱著作家夢，堅持創作。

　　他的寫作功力是苦學而來，直至四十歲，即70年代後期，才逐漸在文壇嶄露峰頭，並於1983年獲米爾德瑞─哈洛斯特勞斯生活年金獎；1985年獲《詩歌》雜誌萊文森獎；1988年被提名為美國藝術文學院院士，並獲哈特福德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同時獲布蘭德斯小說獎。然而，卡佛享受成名的滋味並無太久，五十歲即因肺癌過世。他所留下的作品並不多，主要有《能不能請你安靜點？》、《大教堂》、《新手》、《需要我的時候給個電話》、《憤怒的季節》等短篇小說集和詩集。作品亦被改編成《銀色．性．男女》等電影。

譯者簡介

余國芳

　　中興大學合作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主編，目前是自由譯者，有《大魚老爸》、《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爆醒惡夢的第一聲號角》、《屠夫男孩》、《冥王星早餐》、《慾望的盛宴》、《輝丁頓傳奇》、《外出偷馬》、《能不能請你安靜點？》、《大教堂》、《新手》、《需要我的時候給個電話》等超過四十部文學與非文學譯作。

導讀

一個平凡真誠的「說故事的人」
陳榮彬（臺大翻譯碩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任何人的生平若能夠真誠地被述說出來，都可以成一本小說。」——引自海明威《死在午後》（Death in the Afternoon）

　　【為小人物說話】

　　一九九三年，好萊塢大導演羅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已於二○○六年去世）拍了一部叫做   Short Cuts  的電影，雖然莫名其妙地被台灣片商翻譯成《銀色．性．男女》（可以看到小勞勃．道尼成為「鋼鐵人」之前的青澀模樣！），但從原文不難了解那是一部由許多故事湊起來的電影，而且阿特曼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當代美國短篇小說名家瑞蒙．卡佛。隔年，時報出版社翻譯出了阿特曼為這電影編的一本卡佛故事集，書名還是叫做   Short Cuts  ，中譯本受電影影響，取名為《浮世男女》（已絕版）。把這本故事集中譯本翻開一看，我就手不釋卷了，內心納悶卡佛為什麼可以把那些小人物寫得那麼絕？無論是〈鄰居〉裡面那一對幫鄰居照顧房子的無趣夫妻，或是〈他們不是妳的丈夫〉裡面失業的魯蛇丈夫，還有〈告訴那些娘兒們我們去了〉那兩個一起犯下性暴力重罪的好朋友，都被寫得如此真實。我想，描寫平凡的人生，也是一種本事吧？而且最重要的理由，應該是他自己也經歷過，且看他在本書的〈火〉裡面細數自己做過哪些瑣碎的零工：「在鋸木廠待過，也當過大樓管理員，送貨員，在加油站打工，在庫房打掃……只要說得出的，我都幹過。有一年夏天，在加州的阿克塔 —— 這是千真萬確的—— 我為了養家活口，白天的時間都在採鬱金香；晚上在餐館打烊之後，我還到一間得來速餐廳做內勤和清理停車場的工作。有一次我甚至考慮應徵收帳員……」。卡佛在這本書裡面，雖然並不是很有系統的，但多少也交代出自己的生平與他短篇小說書寫之關係，值得我們細細體會。

　　【爛酒鬼卡佛】

　　卡佛大約在不到三十歲就染上了酒癮，據說他到愛荷華大學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有趣的是，此時台灣小說家白先勇也在這裡求學，他們曾在校園裡擦肩而過嗎？）講學時，喝酒比寫東西的時間還多。卡佛所寫的以酗酒為主題的故事，或許因為他自己也曾是酒鬼，寫來特別真摯，就寫實與抒情而言都屬上乘之作。例如，《需要我的時候給個電話》裡面的〈柴火〉（"Kindling"； 這篇作品在他去世十一年後才於一九九九年被《君子》［Esquire］雜誌刊登出來，於隔年幫他奪得第六座歐亨利短篇小說獎），還有《大教堂》裡〈謝夫的房子〉（"Chef's House"）與〈我在這裡打電話〉（"Where I'm Calling from"），都是以爛酒鬼為主角。特別是〈我在這裡打電話〉這一篇以戒酒中心為場景的故事精確地描繪了酒精中毒者酒癮發作的過程，輕則身體不自主顫抖，重則倒地後全身抽搐，非常寫實，更有趣的是中心裡那些酒鬼之間具有一種界於獄友與朋友之間的微妙關係——沒有像卡佛一樣住過戒酒中心，誰寫得出這種故事？在這本書裡面也是，讀者會覺得他動不動就提起自己是個爛酒鬼的往事，例如〈父親的一生〉講他的酒鬼老爸，也講他自己酗酒的往事。比較特別的是〈友誼〉：他藉由一張照片懷念自己的兩個作家朋友（理查．福特［Richard Ford］和托比亞斯．沃爾夫［Tobias Wolff］），而且提及他們是他在一九七七年戒酒不久之後認識的朋友，讓他特別珍惜，理由或許就是他在酗酒與戒酒時曾經失去過太多朋友。

　　【卡佛論小說書寫】

　　在美國文壇，儘管卡佛不喜歡，但他向來被視為所謂「極簡主義」（Minimalism）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本書的〈關於當代小說〉裡，他曾說所謂「極簡主義」與「極繁主義」的爭論，還不夠讓人厭煩嗎？）但到底什麼是「極簡主義」？本書的〈談寫作〉或許是解答這問題的最重要憑據：簡單來講，首先就是能把自己的見解「信達雅的訴諸文字」（"give artistic expression"）。他還引用美國詩人龐德的話：「敘事的基本精確度是寫作第一也是『唯一』的道德」。其次是不用「招式」（trick）或「噱頭」（gimmick），只有想要遮遮掩掩的人才會用那種東西。他對所謂「實驗性」的作品可謂深惡痛絕，如果是純屬跟風而非創新的「實驗性」，就是一張「愚蠢或模仿的證照」，也是一張「存心霸凌讀者、疏離讀者的證照」。還有，卡佛對於細節甚是看重，他一方面引用蘇聯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的話，「沒有一件利器能比一個位置得當的句號更具殺傷力」，另一方面到了〈談修改〉一文也提醒大家修改有多重要。如此看來，所謂「極簡」其實只是結果（文字成品）簡單，過程卻有許多必要原則需堅守。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另外還可以參考〈星星導航〉、〈所有跟我相關的〉與〈有前因和後果的小說〉，〈關於當代小說〉裡面他也討論了美國短篇小說蓬勃發展的現象。順帶一提，知名美國文學期刊《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小說藝術系列」（the art of fiction）的第七十六號，就是該社於一九八一到八二年之間多次與卡佛的訪談結果，其中關於小說藝術的各個面向都談得很細，頗有參考價值。

　　【誰影響卡佛最深？】

　　在〈火〉裡面，卡佛論及對他寫作生涯影響最大的人，首推他的女兒與兒子：他堅持這並非虛言，畢竟就是因為必須帶小孩他才會選擇以短篇故事為創作文類，避開需要長時間專心的長篇小說。但如果真的談到「文學影響」，除了這本書裡面屢屢提及的俄國短篇故事作家契訶夫（Chekhov）之外，應該首推他的老師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加德納的名氣當然不及他的學生卡佛那麼響亮，但是加德納在加州契科市州立大學（Chico State University）任教時，非常照顧卡佛這個只小他五歲的學生（卡佛年紀輕輕就結了婚，大學讀到二十五歲才畢業），我想最重要的是卡佛透過他學會了「小說家的思維方式」（比方說上述對於文字精確性的要求，加德納的「龜毛」絕對不輸卡佛）。加德納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因為騎哈雷機車發生交通意外而去世，享年僅僅四十九歲，卡佛負責把他留下來的遺稿整理出版，就是《大師的小說強迫症》（On Becoming a Novelist）一書：這本書裡面的〈約翰．加德納：作家老師〉其實就是《大師的小說強迫症》的序言，裡面提及與加德納討論作品的往事，還有加德納體諒他沒地方創作，甚至把自己的研究室借給他，師生之間的情誼深厚表露無遺。

　　另一位在本書出現頻率最高的作家，則是海明威。卡佛曾經在上述《巴黎評論》的訪談中坦承自己受到海明威許多早期故事的影響，例如〈雨中的貓〉、〈士兵之家〉與〈大雙心河〉等等（這幾篇都是海明威第一本故事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裡的作品）。至於在本書〈成年，崩潰〉一文中（這是他為海明威的兩本傳記寫的書評，刊登在《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上），卡佛更是表示自己因為看到報上誤傳的海明威死訊才初次決定要當個作家，還認為海明威的作品是如此「清澈、明朗、純粹；彷彿有一種貼身的交流，當你的手指在翻動書頁的時候，當你的眼睛在接收那些文字的時候，你的腦子自然的開始想像，開始體會文句中的意象」。另外我想提醒讀者的是，海明威的創作強調「電報體」與「冰山理論」，兩者的文字表現都必須建立在簡單精確的基礎上，這與卡佛的「極簡主義」不能說沒有相通之處。

　　【卡佛的天使：女詩人黛絲】

　　卡佛雖然是因為長年抽菸而於五十歲就因肺癌病逝，但在他快要四十歲那幾年酗酒已經到了常常喝得失去意識的地步，他也發現自己如果不改變人生，很快就會喝到把老命丟掉，於是在一九七七年他三十九歲時把酒戒掉，之後便認識了他的新任繆思女神，女詩人黛絲．蓋拉格（Tess Gallagher），一九七九年兩人開始同居，到一九八二年他就與元配瑪莉安．柏克（Maryann Burk）離婚。可惜的是，卡佛於一九八八年跟蓋拉格結婚才六個禮拜就與世長辭了。在這本書裡，卡佛除了暢談他與黛絲共同創作那一本以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為主角的劇本，也提及他寫詩作〈致黛絲〉時的心情：對於黛絲能夠走進他的生命（他們倆是在一個寫作研討會上相識的），他說他充滿感激，也希望那首詩可以感動她，感動讀者。黛絲不僅非常了解卡佛與他的作品（卡佛說，他的作品出版前都會先給她看過﹚，他們倆在他戒酒五個月後相識，也許是他從此再也沒有染上酒癮的主要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卡佛去世將近三十年的今天，高齡七十二歲的黛絲仍然守護著卡佛留下來的文學遺產，無論他生前或死後，黛絲都是他的守護天使。

　　【瑞蒙．卡佛年表】（一九三八―一九八八年）

　　一九五七年： 年僅十九就與十六歲的原配瑪莉安．柏克結婚，女兒和兒子在兩年內相繼出生。

　　一九五九年：進入加州契科市州立大學就讀，修了約翰．加德納的寫作課。

　　一九六一年：短篇故事〈憤怒的季節〉（"The Furious Seasons"）被刊登在契科市州立大學出版的文學雜誌上，是他第一篇被出版的故事。

　　一九六三年：二十五歲，從加州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畢業。獲得獎學金，前往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攻讀碩士學位，但最後並未畢業。

　　一九六七年：卡佛夫婦宣告破產，父親於同一年六月去世。七月，卡佛獲得生平第一份白領工作，擔任科學教科書編輯。

　　一九六八年：他的第一本書於春天出版，是詩集《鄰近克拉瑪斯》（Near Klamath）。

　　一九七○年：瑪莉安．柏克從加州聖荷西大學畢業，已經二十九歲。

　　一九七一年：短篇故事〈鄰居〉（"Neighbours"）獲得《君子》雜誌文學編輯戈登．里許（Gordon Lish）的認可，刊登了出來。這是他第一篇刊登在《君子》雜誌上的故事，之後也有許多作品出現在上面，包括本書的〈父親的一生〉（一九八四年九月號）。

　　一九七二年：《君子》雜誌刊登了他的故事〈這是什麼？〉（"What Is It?"；後來改名為〈真的跑了那麼多里程嗎？〉［"Are These Actual Miles"］）。〈這是什麼？〉於這一年幫他初次獲得短篇小說歐．亨利獎。

　　一九七三年： 前往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講學，認識了小說家約翰．契佛（John Cheever）。

　　一九七四年：瑪莉安．柏克進入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英語系博士班就讀。酗酒問題嚴重，二度聲請破產。

　　一九七六年：第一本故事集《能不能請你安靜點》（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 ）問世，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決選。從這一年十月起開始住進戒酒中心，到隔年一月間四度進出。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開始戒酒，十一月在德州達拉斯市的一場寫作研討會上認識黛絲。他也是在這個會議上認識小說家理查．福特（Richard Ford）。

　　一九七九年：開始與黛絲同居，卡佛獲聘為紐約雪城大學英語教授，為了持續寫作而延緩一年上任。

　　一九八○年：卡佛開始在雪城大學教書，黛絲也在該校找到工作，兩人在雪城購屋定居。

　　一九八一年：第二本故事集《當我們談論愛情》（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問世。〈謝夫的房子〉（"Chef's House"）被《紐約客》雜誌刊登出來，是《紐約客》初次接受他的故事，之後常有故事在該雜誌裡問世。
　　一九八二年：結束與妻子長達四年的分居狀態，正式在十月離婚，與黛絲一起創作劇本《杜斯妥也夫斯基》。

　　一九八七年：第三本故事集《大教堂》（Cathedral）問世。《紐約客》刊出他生前最後一篇故事，是以契柯夫為主角的〈難違使命〉（"Errand"），這故事為他奪得生前最後一次歐．亨利獎（第五度獲獎）。與黛絲同遊歐洲，去了巴黎、蘇黎世、羅馬與米蘭等地方。十月，因為肺癌而進行左肺葉切除手術。

　　一九八八年：癌症於三月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腦部，四、五月間前往西雅圖進行放射線治療。五月，故事集《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問世，裡面一部分是未發表故事。六月十七日，與黛絲在內華達州雷諾市結婚，七月兩人前往阿拉斯加釣魚。八月二日，在位於華盛頓州安傑利斯港（Port Angeles）的新家裡辭世。九月二十二日，他的追思禮拜在紐約市聖彼得教堂舉辦。

　　※ 參考書籍：Conversations with Raymond Carver. Edited by Marshall Bruce Gentry and William L. Stull.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0.

曾獲1997年中國時報十大好書、聯合報讀書人獎
如何介入社會政治與學術領域，一直是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
透過本書，讀者將見證當代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薩依德如何展現其發人深省的批判立場

　　愛德華‧薩依德年他以《東方主義》一書引起廣泛矚目，成為後殖民與後現代主義論辯的先鋒。其後著述不輟，而且焦點擴及政治觀察、文化批判，甚至音樂學述評等範疇。與此同時，他又積極介入巴勒斯坦獨立運動，毀譽交加，卻義無反顧。由坐而言到起而行，薩依德可謂實至名歸。

　　本書為薩依德總結長期文學、文化、政治批評經驗，所作的系列反思。全書開宗明義，探問在媒體資訊繁衍、政治、學術利益團體游竄的現今社會，知識分子的自處之道。薩依德慨言今之所謂知識分子，已是一種特殊專業，集編輯、記者、政客及學術中間人於一身。他（她）們身不由己，往往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業餘者」、「圈外人」中，我們仍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本書原為1993年在英國廣播公司的講稿，旁徵博引，深入淺出，足見薩依德本人在專業以外之文采風貌。除精譯原文外，本書譯者單德興博士曾親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薩依德，並另撰專文介紹其人的學問文章。書未所評註的薩依德著作書目，尤為中文學界難得一見的參考資料，極其值得推薦。

作者簡介 

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

　　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期間就讀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國就學，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2003年9月24日因白血病宿疾病逝於紐約市醫院，得年67歲。

　　薩依德著作等身，其中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聞名遐邇，為當代國際上舉足輕重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批評家，尤其對後殖民論述的建立與發展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並以知識分子的身分投入巴勒斯坦政治運動，其學術表現與政治參與都引人矚目。

譯者簡介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士（比較文學），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暨《歐美研究》主編，曾任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柏克萊校區）、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研究所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三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以及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譯有《英美名作家訪談錄》、《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知識分子論》、《禪的智慧》、《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近二十種專書，並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及《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文學、亞美文學、翻譯研究、文化研究。

目錄

（新增）推薦序——李有成
緒論
知識分子的代表
第一章 為國族與傳統設限
第二章 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
第三章 專業人與業餘者
第四章 對權勢說真話
第五章 總是失敗的諸神

　　我們所處的時代，人民被賦予及享有的權利擴張了，公民的參政權也擴張了，卻對於政治現狀、對於自己的生活愈感困頓無力，這是因為在這個媒體氾濫失控的年代裡，我們對政府的評價總是仰賴它所投射出來的形象。
　　
　　政府以總體經濟為名的陳腔濫調，對今日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難以受民主政治約束的事實視而不見，任憑市場運作表面下所潛伏的各種道德欠缺問題摧毀我們的公民組織、縮減我們的公共領域，而這種公共責任的轉向與公民習慣的改變，另一方面也使人們丟失了彼此互為關聯繩結的共同體認同。倘若我們不再相信自己能夠形塑自己的命運，忽視個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恐怕只會帶來一次又一次選舉過後的悲觀結果。桑德爾這本書的核心，正是圍繞在如何恢復此種瀕臨垂危的社群意識上，也就是自我治理。

　　「自我治理，是一種選擇自我目的之能力，以及尊重他人也有選擇自我目的之權利，還需要對公共事務有一定的認知，並且對於這個與我們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會整體感到歸屬感、關懷與道德使命。」桑德爾藉由美國的政治傳統，以及這十幾年來炙手可熱的道德議題為例，引導讀者思考上述問題；其論述簡明清晰，無疑地對我們當代的公共生活多所裨益。

　　本書收錄了桑德爾繼其代表作之後十餘年來發表的文章，與我們熟悉的桑德爾一貫重視的議題相同，內容主要在探索道德和公民難題，論述風格則維持了他一貫的清晰簡明。這些文章既面向公民，也面向學者，且對於在政治政策及執行面上仿效美國的台灣來說，反映了我們諸多的政治社會狀況。

　　▍內容分為三部分：
　　桑德爾首先藉由美國的政治傳統揭示至今仍懸而未決的道德缺失問題。例如，選舉過程與道德價值的拉扯、政治人物的謊言，以及缺乏道德共鳴的政治論述如何使人民對政府感到幻滅。

　　第二部分「道德與政治爭辯」，則是把近二十年來一些最熱門的道德與政治議題搬上檯面，其中包括優惠性差別待遇、醫助自殺、同志權利、幹細胞研究、污染許可證、犯罪懲治、市場的道德限度、個人權利與社群主張等，藉此探討市場運作和商業壓力是如何摧毀公民組織、縮減公共領域，以及在各種機會、榮譽與報酬的公平分配爭議的表面之下，經常出現的道德問題。

　　第三部分「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社群」，著重在將前面所討論的各種主題連結起來，用以檢視當代較為突出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並且評論它們的強項及弱點。

　　【名家讚譽】
　　★史考特．杜伊姆斯特拉（Scott Duimstra）｜《圖書館學刊》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眾人各有不同的道德理念，但桑德爾說明，這並未阻止我們去討論像是墮胎或幹細胞研究這類議題，反而能藉由探究何謂「美好生活」，來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書，對一般讀者及學者均極有價值。

　　★迪歐尼（E.J. Dionne Jr）｜《華盛頓郵報》資深專欄作家、布魯克林社會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喬治城大學教授、《為何美國人厭惡政治》與《起身，反擊》作者
　　不論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只要讀過邁可．桑德爾的《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都會認為本書令人為之振奮、富含洞見且鼓舞人心。保守主義者會在本書中發現一種他們從來不曉得的自由主義：作者深切關注責任、社群，以及個人德行的重要性。而對於自由主義者和民主黨人，如果他們理解到自己的陣營需要一種更重視參與的公共哲學，則會在本書中發現他們正好需要的骨架、輪廓與基本原則。面對多半令人喪氣、內容匱乏的政治辯論，桑德爾的作品無疑開了一帖眾人亟需且做法高明的解藥。

　　★史蒂芬．馬塞多（Stephen Macedo）｜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桑德爾是舉世知名的政治理論家，他所處理的實際倫理議題範圍廣泛，涵蓋生命、死亡、體育、宗教、商業等。這些文章明白易懂，論理精湛且啟發人心。針對他所處理的每個主題，他都有重要的話要說。

　　★湯瑪斯．奈格爾（Thomas Nagel）｜《紐約書評》作者
　　邁可‧桑德爾……真心認為，自由主義者一再強調個人權利、公平及平等的廣泛價值，但這種做法不論從策略或原則角度而言，都不足以做為支持進步主義的理由。在他看來，如果進步主義者能夠提出共同善的圖像，激起多數人的共鳴，並使該圖像成為公共政策與法律基礎，那麼我們國家和民主黨都會做得比現在更好……近年來保守主義大行其道，任何深思過其盛行原因之人，必定會對本書的批判分析深感興趣。

　　★珍．貝斯克．艾絲坦（Jean Bethke Elshtain）｜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教授
　　桑德爾總是能針對重要議題寫出精確而有智慧的文章。不管你同意與否，你都無法忽視他的論點。在公共廣場上，我們需要所有明智的發言，而桑德爾的發言再明智不過。

　　★威廉．倫德（William Lund）｜《社會理論與實踐》期刊
　　推動美國民主的價值及信念，真的足以解決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嗎？邁可‧桑德爾自一九八二年出書以來對上述問題一直抱持否定答案，他認為美國公民已經發現自己無力塑造個人環境，也無力塑造集體環境，對此產生廣泛的焦慮。桑德爾將這股病徵歸因於我們無條件接受權利、公平與個人選擇，並將之視為合法政治的重要參數。他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回歸前自由主義的完美主義，重新強調責任、公民義務和共同善。本書為桑德爾於一九八三至二○○四年間所出版的文章集結，是一次他稱為「公共哲學」學說的珍貴概述……他的論述著眼於我們罹患的公共慢性疾病，內容廣袤、清明且真誠。本書不僅索求讀者的注意力，也要求讀者投入其中。 

作者簡介

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
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教授，世界知名學者。曾榮獲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美國政治學會「特別成就獎」。2002至2005年，擔任美國「國家生命倫理諮詢委員會」委員。

桑德爾於80年代初期發表的作品《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公認為批判羅爾斯與自由主義的代表作。一般都將桑德爾視為社群主義的擁護者，他本人則於其代表作第二版開頭表示對此標籤感到不快，他是這麼說的：「只要『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為多數決主義的別名，又或為不論所屬的社群、時間為何，權利皆依據某種優越價值思考的別名，那就不是我想擁護的見解。」因而傾向以「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取代之。

著有《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民主的不滿：美國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等書。


相關著作：《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政治中的道德問題》

譯者簡介

蔡惠伃
（本書ch21~30翻譯，及全書校對）
台大法律系畢業，現就讀師大翻譯研究所。人生感想：與其站著不如坐著，與其多說一句話不如多看三行書。譯有《零的力量》等書。


林詠心
（本書ch1~20翻譯）
巴黎索邦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出版社編輯，也做過海外志工教師，對於人類社會運作的一切「眉角」都充滿好奇心，期望透過翻譯與更多人一起認識這個世界。譯有《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合譯）、《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超工業時代》、《找尋明天的答案》等書。

目錄

序言
第一部 美國公民生活
第1章 美國對於公共哲學的追尋
第2章 在個人主義之外：民主黨人和社群
第3章 放蕩的政治
第4章 宏大理念
第5章 禮貌問題
第6章 彈劾──今昔之比
第7章 羅伯特．甘迺迪曾帶來的希望

第二部 道德和政治論證
第8章 反對州營樂透彩
第9章 教室裡的廣告
第10章 公共領域的品牌化
第11章 體育活動和公民認同
第12章 歷史待售中
第13章 優秀學生的市場
第14章 我們應該花錢購買污染的權利嗎？
第15章 榮譽和憎惡
第16章 優惠性差別待遇之爭
第17章 受害者對於量刑是否應有發言權？
第18章 柯林頓和康德對於謊言的看法
第19章 是否有協助自殺的權利？
第20章 胚胎倫理：幹細胞研究之道德邏輯
第21章 道德論辯與自由主義的容忍：以墮胎和同性戀為例

第三部 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社群
第22章 道德和自由主義理想
第23章 程序共和與無拘束的自我
第24章 正義即成員身分
第25章 滅絕的危險
第26章 杜威的自由主義，以及我們的（自由主義）
第27章 猶太教的主宰與自大：扮演神有錯嗎？
第28章 政治自由主義
第29章 紀念羅爾斯
第30章 社群主義的局限 

內容連載

道德論辯與自由主義的容忍：以墮胎和同性戀為例
 
贊成立法禁止墮胎或同性戀的人，有兩種不同的贊成理由。有些人主張墮胎和同性戀在道德上應受譴責，因此值得立法禁止；有些人則避免對這些行為做出道德判斷，而主張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多數有權利將他們的道德確信體現於法律。
 
反對「反墮胎」和「反性悖軌」（antisodomy）法律的人，也提出兩種和對立陣營有些類似的反對理由。有些人主張上述行為是道德上允許的，有時候甚至是人所渴望的，因此立法禁止這種行為並不正義；有些人則不參照上述行為的道德狀態，主張個人有權利為自己選擇要不要進行上述行為。
 
以上兩種不同的論述方式，分別可以稱為「天真派」和「複雜派」。天真派主張法律的正義與否，取決於它禁止或保護之行為的道德價值。複雜派則主張，法律正義與否並不仰賴對系爭行為的實質道德判斷，而是取決於探討多數統治及個人權利，如何調和民主及自由的一般理論。
 
我在本文中將採取以下方法，嘗試呈現「天真派」的觀點：反對墮胎和同性戀的法律正義（或不正義），至少有一部分取決於這兩種行為的道德性（或不道德性）[1]。這是複雜派所拒斥的觀點。不論是採多數主義或自由主義，複雜派論述都為了達成正義而企圖「懸置」爭議的道德與宗教觀念，堅持法律的證成（justification）應該在相競爭的良善生活圖像中保持中立。
 
當然，天真派和複雜派的論點在實踐上很難清楚區別。在羅伊對韋德案（Roe v.　Wade）[2]和鮑爾斯對哈威克案（Bowers v. Hardwick）[3]這一類的判決中，兩方陣營都傾向用複雜派的包裝傳達天真派的論點（這正是複雜派論述的優勢）。舉例來說，出於厭惡而希望禁止同性性行為的人，會以尊重民主和司法自制之名反對合法化。而贊成墮胎和同性戀的人，則常常以自由主義的容忍為名希望這兩種行為合法化。
 
不過，我的意思不是複雜派的所有論述都是包藏實質道德判斷的虛偽作法。主張法律應該在相競爭的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的人，提供許多論述基礎，包括以下最盛行的理由：
 
一、唯意志論者主張，政府應該在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才能尊重人做為自由公民或自主行動者，選擇自己的良善生活觀的能力。

二、底限論者或實際主義者則主張，由於眾人在道德和宗教議題上意見不同本來就難以避免，政府為了達成政治上一致意見和社會合作，應該懸置這種爭議。
 
為了呈現出天真派主張之中的真相，我先從墮胎和同性戀判決中法官和評論者真實提出過的主張開始討論。他們的論辯都非常細緻複雜，但也都反映出為了法律而懸置道德判斷是多困難的一件事。不過，儘管我在以下論述中對自由主義多所批判，並不代表多數主義就能提供解決之道。自由主義的解藥不是多數主義，而是更熱切體悟到實質道德言說在政治及憲法論辯中的重要性。
 
隱私權：親密關係與自主性
 
就憲法脈絡下的隱私權來說，中立國家和唯意志論的人之觀念（conception of the person）經常彼此牽連。舉例來說，墮胎的論證中就會出現國家不得「採納任何一種生命理論」[4]，凌駕於女性的權利，代為決定「是否終結她的懷孕狀態」[5]。政府不得實踐任何一種特定道德觀點，不論該觀點多廣泛盛行，因為「任何女性都不應該僅僅因為她偏好的價值不被多數共享，就被迫放棄為自己決定人生的自由。」[6]
 
從宗教自由到言論自由，再到隱私權，中立理想常常反映出唯意志論者的觀念。政府為了尊重個人選擇自己的價值與關係的自由，必須在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隱私權和唯意志論者的人之觀念如此緊密相連，以至於論者經常將隱私的價值與自主性畫上等號：他們說隱私權「以個人自主的觀念為根基」，因為「如果人類不能自由選擇並採納一種可以表達他們獨特性和個人性的生活方式，憲法所保證的人性尊嚴就會受到嚴重破壞」[7]。當大法官「承認憲法上的隱私權」，就是讓「人有能力自主生活，並且有權利實踐前述能力」[8]這個觀點產生效力。當最高法院認定反對避孕器的法律無效，此舉「不僅保護選擇不生育的人，更保護夫妻組織的自主性。」[9]法院判決保護男性與女性免於對他們不想要的孩子「做出非自己所選的承諾」，「被強制扮演社會賦予的父母角色」[10]。

大法官不論是在判決或不同意見書中，都常常將隱私權與唯意志論的預設連結成對。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反對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是因為「違反憲法上對於個人自主性之生育事務的保護。」[11]而支持墮胎權的理由，也是因為少有決定「會像女性決定......
 
是否要終結懷孕狀態一般，屬於個人尊嚴與自主性中如此私人且基本的事務。」[12]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其中一個墮胎權判決的協同意見中強調，隱私權保護的是諸如「一個人對於自己才智、興趣、品味和人格之發展與表達的自主掌握」的自由，以及「對於諸如婚姻、離婚、生育、避孕、子女教育和養育等人生中基本決定的選擇自由」[13]。同判決中有四位法官將隱私權保護範圍擴及雙方同意的同性性行為，理由是「人際關係中的豐富內涵，多半來自個人對於緊密私人關係之形式與本質的選擇自由。」[14]
 
儘管如今隱私和自主性之間的連結看似理所當然，甚至有其必要，其實隱私權並不需要預設唯意志論者的觀念。事實上，從美國隱私權發展的歷史來看，隱私權有很長一段時間既不涉及中立國家的理想，也不涉及自我自由選擇其目標與歸屬的理想。[15]
 
當代的隱私權內涵，是在不受政府限制的情況下從事特定行為，而傳統的隱私權內涵，則是保護特定私人事實不受公眾注意。新式隱私權保護的是人的「做特定重大決定的獨立性」，而舊式隱私權則保護人「避免私人事務遭揭露」的利益。
 
將隱私與自主性視為一體的論述，不僅模糊隱私權內涵的轉移過程，更限制支持隱私權的論述範圍。儘管新式隱私權的證成通常仰賴唯意志論，其實唯意志論並非唯一的論證方法。舉例來說，像是婚姻事務免受政府干預的權利，支持這個權利的理由不僅包括尊重個人選擇，也可主張保護行為本身的內在價值或社會重要性。

從舊式到新式隱私
 
美國的隱私權最初的法源是侵權法，而非憲法。一八九○年，當時在波士頓執業，尚未成為大法官的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律師和當時的合夥人山繆．華倫（Samuel Warren）在一樁著名案件中主張，民法應該保護「隱私之權利」[16]。布蘭迪斯和華倫當時主張的隱私權內涵與今日著重的性行為自由相較，前者顯得相當老派：他們關注的是八卦小報對上流社會中流言蜚語的報導，或是未經同意將他人肖像當成商業廣告的行為。[17]隱私權被提出後得到承認的速度不高，後來在一九三○年代速度終於加快，得到大多數州的民法承認。[18]不過在一九六○年代以前，憲法上對於隱私權的關注極為少見。
 
聯邦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隱私權議題，是在一九六一年的坡對烏曼案（Poe v.  Ullman）[19]，由康乃狄克州一位藥劑師對該州禁止避孕器的法律提出異議。儘管多數大法官以技術上理由[20]駁回該案，道格拉斯（Douglas）大法官和哈蘭（Harlan）大法官卻在不同意見書中認為系爭法律違反隱私權。而他們擁護的隱私，是傳統意義下的隱私。系爭隱私權並非使用避孕器的權利，而是免於政府執行系爭法律所必要之監視的權利。道格拉斯大法官寫道：「如果我們想像一個完全執行法律的政權，我們就能想像得到，警方拿到搜索授權，進入別人家的寢室裡調查發生什麼事，是何等景象......如果（國家）可以制定這種法律，就可以執行這種法律。要拿到違法的證據，就必須質問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關係。」[21]道格拉斯認為，禁止避孕器的買賣和禁止使用避孕器是不同的兩件事。禁止避孕器的買賣，只會限制取得避孕器的方法，並不會在公眾檢視之下揭露親密關係。警方若要執法只會進入藥局，而不會進入人家寢室，因此不會違反傳統意義之下的隱私權。[22]

哈蘭大法官反對系爭法律的意見，也呈現出舊式與新式隱私觀的區別。他反對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但理由不是系爭法律面對相競爭的道德觀念並未保持中立。儘管哈蘭承認，系爭法律帶有「避孕不道德」的觀念，而且預設避孕器的存在讓淫亂、通姦等「不知節制的行為」之「災難性後果」[23]降至最低，反而會鼓勵前述行為發生，他並不認為這種道德立法有違憲法意旨。哈蘭在以下陳述中表達對嚴守中立的明確反對，並主張道德本來就是政府的合法考量：
 
社會所要達成的目標並不限於社群的物質幸福，從傳統來看維持人民的穩固道德也一樣重要。當然，試圖在公共行為及純粹雙方同意或單獨行為之間畫出界線，會將每個文明社會都有必要處理的一系列主題排除於社群之外。[24]
 
儘管哈蘭拒斥中立國家的理想，他並未因此得出康乃狄克州得禁止夫妻使用避孕器的結論。他和道格拉斯都認為，執行系爭法律會侵犯珍貴的婚姻制度中至關重要的隱私。他站在隱私權的傳統意義上反對系爭法律，反對「整部刑法機器入侵婚姻隱私最核心的部位，要求丈夫和太太在刑法法庭上解釋他們如何使用這份親密。」[25]
 
哈蘭認為國家有權將「避孕不道德」的觀念體現於法律，但不得「以其所選擇之可憎侵入手段實現該政策」。[26]
 
四年後，在葛利斯沃對康乃狄克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27]中，先前的反對意見變成多數意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康乃狄克州禁止避孕器的法律無效，而且首度承認隱私權為憲法所賦予之權利。不過，儘管隱私權為憲法上之權利，其內容仍與傳統的隱私觀念緊密相連，所保護的是親密事務免受公眾注視的利益。系爭法律侵犯隱私權之處，為執行法律所必要的侵入手段，而非限制人民使用避孕措施的作法。道格拉斯在理由書中寫道：「我們難道要允許警方搜索已婚夫婦寢室此一神聖不可侵犯之地，找出他們不小心留下的避孕跡象？對於環繞婚姻關係的隱私性來說，這種想法令人作嘔。」 [28]
 
「此處，隱私權的證成並非透過唯意志論，而是基於實質道德判斷；聯邦最高法院認可隱私權的原因並不是要讓人民過自己選擇的性生活，而是要肯認並保護婚姻這個社會制度。」

婚姻這種關係，是無論禍福都相扶相持，運氣好的話持久不息，並且親密到近乎神聖的地步。它是種結盟關係，為了促進某種生活方式......生活的和諧......雙向的忠誠......是為了達成如我們先前決定一般神聖之目標的結盟關係。[29]
 
儘管許多評論者和法官都視葛利斯沃案為憲法上的戲劇轉折，該判決所肯認的隱私權仍與二十世紀初以來傳統觀念中的隱私相一致。從隱私內涵轉移的角度來看，更決定性的轉折發生在七年後一個看似與葛利斯沃案類似的案子，艾森史達特對貝爾德案（Eisenstadt v. Baird）[30]。艾森史達特案與葛利斯沃案相似之處在於，系爭的州法律對避孕器做出限制。然而在艾森史達特案中，系爭法律限制的是避孕器的銷售而非使用。儘管該法律限制取得避孕器的管道，它的執行方式卻不能說是政府對親密關係的監視。因此該法並未違反傳統意義下的隱私。[31]而且，該法只禁止販售避孕器給未婚者，因此並未像康乃狄克州的法律一樣破壞婚姻制度。
 
儘管兩案所涉及的法律存在上述差異，聯邦最高法院在艾森史達特案中仍以六比一之壓倒性多數判決麻州法律違憲。本案判決締造兩項創舉，一項很明確，另一項則很隱晦。明確的那項創舉，是隱私權的權利人從婚姻制度當事人轉變為獨立於社會角色或歸屬的個人。法院理由書中寫道：「誠然，葛利斯沃案的系爭隱私權存於婚姻關係中，然而婚姻伴侶並非一個有專屬心智與心靈的獨立實體，而是兩個各自擁有才智與情緒組成的個人。」[32]

艾森史達特案中另一個比較隱晦，但重大程度不亞於前者的創舉，則是舊隱私觀到新隱私觀的轉移。聯邦最高法院不再視隱私為親密事務免受監視或揭露的自由，而是從事特定行為而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葛利斯沃案中的隱私權阻止政府入侵「夫妻寢室那不可侵犯之聖地」[33]，而艾森史達特案中的隱私權則阻止政府妨礙人民做特定決定。此外，隱私意義改變的同時，隱私權的證成也出現改變。聯邦最高法院在艾森史達特案中，不再基於隱私權所促進的社會行為而保護該權利，而是基於隱私權所保全的個人選擇而保護之。「如果隱私權有任何意義，那就是不論已婚或未婚之個人，面臨對人生具有重大影響的事務，如是否懷孕或生育子女之決定，皆擁有免受政府不正當手段入侵的權利。」[34]
 
一年後，聯邦最高法院在羅伊對韋德案（Roe v. Wade）[35]判決德州反對墮胎的法律違憲，並擴大隱私權適用範圍，以「保護女性決定是否要終結其懷孕狀態」。在隱私權議題上，本案判決為大法官最具爭議性的適用見解。[36]剛開始是避孕器，再來是墮胎，隱私權已經成為免受國家干預，自由做出特定選擇的權利。
 
一九七七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紐約州禁止販售避孕器給十六歲以下之未成年人的法律無效，該判決明確呈現出唯意志論的新隱私觀。[37]法院在該案中首次使用自主性等語彙描述隱私權所保護的利益，並公開主張從舊隱私觀轉移到新隱私觀。布瑞南（William J. Brennan, Jr.）大法官在凱利對國際人口服務組織案（Carey v. 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的理由書中，先承認葛利斯沃案的重點在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在實行上會發生警方進入夫妻寢室的情況。[38]「然而法院在後續決定中已清楚表明，憲法對生育子女等個人自主性之保護並不取決於該因素。」[39]布瑞南綜觀先前相關判決，強調艾森史達特案在於保護「懷孕或生育子女的決定」[40]，羅伊案在於保護「女性是否要終止其懷孕狀態的決定」[41]，並如此做結：「葛利斯沃案的教導，則是憲法保護個人在生育子女的決定上免受國家不正當的入侵。」[42]

基於唯意志論對隱私的詮釋，限制避孕器的販售如同禁止使用避孕器，所造成的隱私侵害一樣嚴重，都是限制人民的選擇自由。布瑞南認為：「禁止所有販售在執行上更簡單，侵犯性也更小，但是對選擇避孕的自由而言確實可能產生更嚴重的效果。」 [43] 說來諷刺，從舊隱私觀來看，禁止避孕器的販售並不違反隱私，但同樣狀態對新隱私觀的威脅卻更勝以往。

天鵝絨革命、兩德統一、烏克蘭人民運動、歐洲共產主義終結
1989是奇蹟之年，也是轉變之年，變革的力量，讓多元的歐洲煥然重生
2015年萊比錫書展獎非小說類大獎、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年度政治類選書

專文導讀  作家蔡慶樺
Courant書系選書人  作家楊照

伍碧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顯峰（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副教授）
洪德欽（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聯名推薦

不管是語言能力、學術訓練或個人經歷，這位「入戲的觀眾」都是寫作這本書的極佳人選。再加上，其介於研究者與見證者之間的敘述舉重若輕，雖有不少政治經濟學術語，但易讀性高，顯見其功力。──作家蔡慶樺
想了解歐洲近代衝突的讀者，都應該看這本書。──萊比錫書展大獎評語
在他的這本「令人驚嘆的書」裡，作者以全歐洲的視角破天荒地對舊大陸上的新秩序，提出了一套全面性的歷史分析。他揭開了許多關於「一九八九」的神話，為新自由主義秩序做了第一次的總結。──《南德意志報》彥斯・比斯基（Jens Bisky）

一九八九年，近代歐洲新方向的轉捩點
▍兩德統一扭轉柏林，轉型成就德國新的政治生態。
▍蘇聯改革失利與嚴重的通貨膨脹，開始對下層人民實行更進一步的緊縮政策。
▍波蘭國會大選，終結歐洲共產主義，是東歐民主化的起點。
▍捷克發生反共產黨統治天鵝絨革命，朝向民主化國家發展。
▍烏克蘭人民運動成立，爭取改革運動。

本書作者菲利浦・泰爾，根據親身經歷為讀者詳細地描述了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歐洲歷史。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下後，一場遍及整個歐洲大陸的大規模實驗也跟著展開。在短短幾年中，前「東方集團」國家走向新自由主義的體制，政權也服膺於私有化與自由化。轉型造就了贏家與輸家。俄國落入一場經濟混亂，總統普丁趁勢建立了他的威權政府。波蘭、捷克與烏克蘭等國則勵精圖治，如今更成為歐盟的成員國。有別於華沙與其他的首都發展成為新興都市，鄉村地區卻是日益貧困。

在本書中，作者以敘事的方式，為讀者講述了這些轉變的細節。他表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深刻的影響了東歐各國，此外，經濟「休克療法」並非歐洲經濟增長的基礎，人力資本和基礎性的轉型才是經濟成功與失敗的決定性因素。與此同時，作者也闡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如何對東歐進行「重塑」、西歐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步伐和範圍，以及二○○八年後全球性金融危機對東歐、西歐產生的各種影響等問題。

作者簡介

菲利浦·泰爾 Philipp Ther
生於一九六七年，維也納大學東歐史研究所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約翰・甘迺迪紀念研究員、於佛羅倫斯的歐洲大學學院教授。其著作《現代歐洲的民族清洗》（Ethnische Säuberungen im modernen Europa）一書，曾在二〇一二年榮獲德國書業協會表揚，更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歐洲1989》（Die neue Ordnung auf dem alten Kontinent）則在二〇一五年獲頒萊比錫書展獎非小說類大獎、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年度政治類選書。



譯者簡介

王榮輝
曾就讀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大學歷史系與法律系；其後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ät Gottingen）攻讀碩士，主修哲學、西洋中古史與西洋近現代史。通曉英、德、法、日與拉丁文等外文。2009年起，擔任台北歌德學院特約翻譯。譯有：《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7－「過濾氣泡、假新聞與說謊媒體──我們如何避免被操弄？」：有自覺使用媒體的第一步》、《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6－「宗教怎麼來的？為什麼人會相信看不見的神？」：寫給所有人的宗教入門書》、《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生活的藝術：52個打造美好人生的思考工具》等書。

目錄

導論
個人的引言
歷史化
新自由主義的起源
轉型的概念

二、一九八〇年代的危機與改革辯論
國家社會主義的沒落
冷戰的另類解讀
西方與東方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三、一九八九～九一年的革命
革命的過程和作用範圍
解釋方法
革命的中心與參與者
「談判的」革命

四、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與副作用
轉型的分期
轉型危機
系統固有的問題
改革結果的類型學

五、新自由主義的第二波與歐盟的角色
新自由主義的外表
單一稅制與民粹主義
人力資本
新富裕
富裕的城市，貧窮的鄉村
歐盟的角色

六、中東歐大都會的比較
蘋果與梨子？關於比較的目標
由下而上的轉型
繁榮時期
新興城市華沙
大都會的趨同現象

七、危機後的結算
經濟追趕過程結束了嗎？
危機的過程
外幣貸款的例子
政治上對於危機的反應

八、南部成為新東部
危機的持續時間與深度
移民作為出路
歐洲的心智圖

九、共同轉型
德國的社會改革與勞動市場改革
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
來自德東的政治人物

十、被利用與被錯過的機會
參與革命
革命的價值
歐洲統一的陣痛
烏克蘭危機
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結語

參考文獻
謝詞
註釋

序

推薦序：舊大陸的新秩序

蔡慶樺（作家）

《刑案偵訊室：德國》（Criminal: Deutschland）這部影集的第一集，描寫在東西德剛剛統一時發生的一起命案。在偵訊室裡，嫌疑犯這麼說起統一後的東柏林，他是戰後靠房地產致富的西德人，統一時他從西德來到東柏林，買了第一間房子，開始建造其房地產帝國。他說，當時東德的房地產，「就像免費一樣」。

這個片段，暗示了整個前社會主義陣營面對西方新自由主義時的無力，以及冷戰結束後，來自西方的資本如何以巨大的力量重組了東方的經濟秩序。而這也是菲利浦・泰爾要在本書勾畫的藍圖，究竟，一九八九年後，在「除了自由主義外無任何其他替代方案」的信念中，新秩序如何在舊大陸上被實踐及運作？今日的歐洲（包括歐洲的問題）如何成為今日之所是？

答案非常不容易找到，因為副書名中短短「舊大陸」一詞，處理的地區橫跨德國、巴爾幹半島諸國、波蘭、捷克、烏克蘭甚至俄國等，每個國家的歷史、政治、經濟狀況都不同，卻又多少相互牽連，而這麼複雜的轉型，牽涉多種語言與族群，實在難以處理，並且必須寫得易讀，但本書確實能滿足挑剔的讀者。

有關東歐地區轉型過程中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雖非新的論點，但是本書有其特點：冷戰如何結束、結束後市場鬆綁、去管制、國有企業解體及私有化等措施如何在這些後轉型地區起作用，曾有的失望與後來的失望，曾許下的承諾與沒能實踐的承諾，這本書給出從八〇年代中期到二〇一四年左右非常清楚的因果鋪陳，另外也加入了貼近當代的分析，把歷史與現況的因果串連起來，例如烏克蘭危機及南歐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

本書資料豐富，限於篇幅，在此僅提出令我印象深刻的幾點讀後心得。

作者的追尋答案之旅並非鐵幕降下後才開始，冷戰的結束，並非突然地在一九八九年德國統一、一九九〇年蘇聯解體等這些日子發生，而是在八〇年代末期，東西陣營間在經濟誘因上持續接觸，共產陣營的人用盡一切辦法買到西方物資，「購物旅行」，「金錢刺穿了鐵幕」，交易培養了信任。另外，西方也前進東方，例如宜家家居便到東德設廠生產。東方對西方的依賴逐漸提高。

因此，在德國，一九八九年向被認為是「奇蹟之年」（annus mirabilis），柏林圍牆突然倒塌，東德一夕垮台，人人歡慶「轉變」（Wende），其劇烈變動的程度不亞革命。可是，作者懷疑「革命」這樣的說法，不只是當年中東歐變體時反對派對當權者的要求多是體制內改革，相較於歐洲其他革命（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九一七），並無明顯暴力性；另再加上所謂革命與轉變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而是經濟力量逐漸穿透了鐵幕，越來越多的交流，最後，雖然在一九八九年年初，東德領導人何內克還信誓旦旦說柏林圍牆仍將矗立五十年或一百年，但不到一年間，整個中東歐已累積足夠能量，再加上一些不可能重演的偶然因素，才無比幸運地誕生了這場人類歷史上少見的巨大變革。

可是，這個變革，也帶來巨大的代價。二〇一九年適逢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時代週報》（Die Zeit）刊登一則專題報導，封面照片是開放邊界那天駕車穿越邊界的東德人，拉下車廂與車外的西德行人相吻的畫面。記者提出的問題，也是每個德國人自問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得當年那麼相愛著的（或者以為終究能夠相愛的）我們，今日如此相互憎恨？

當年東德人民上街，吶喊「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要求統一；而多年過去，東西之間的經濟差異加上政治版圖的演變，有愈來愈多的德國人自問：我們真的是一個民族嗎？本書也提供讀者回答這問題的線索。作者認為，中東歐從計畫經濟轉型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是一種劇烈的「休克」療法，引起失業率高漲、社會安全網崩潰、甚至在某些國家有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貪污問題，而德國的「統一」，遮掩了東德其實也經歷休克療法的事實。東德，必須被視為轉型國家，而不是自然而然地便融入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並且在這轉型過程中，充滿痛苦，當時計畫經濟下的產業以極為快速的腳步轉型，造成大量工人失業，房產被賤賣，青年人出走，直至今天德東地區人的被剝奪感仍居高不下，也促成了該地區排外勢力的茁壯。至今東西德人民之間無法化解的差異與分裂，都與那一九八九年有關──那既是「奇蹟之年」，但對某些人來說，也是「恐怖之年」（annus horribilis）。

泰爾任教於東西歐交界處的奧地利，曾在德、美等國研讀歐洲史，亦長年生活於東歐，早在鐵幕還高掛時，已多次進出東歐，親眼目睹計畫經濟逐漸走向崩潰的過程，甚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天鵝絨革命爆發時，他就在布拉格親眼看著人民在街頭要求共黨總書記雅克什（Miloš Jakeš）下台。不管是語言能力、學術訓練或個人經歷，這位「入戲的觀眾」都是寫作這本書的極佳人選。再加上，其介於研究者與見證者之間的敘述舉重若輕，雖有不少政治經濟學術語，但易讀性高，顯見其功力。本書曾被德國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Ebert- Stiftung）選為年度政治類書籍，並獲得萊比錫書展獎，確無異議。

內容連載

這本書緣起於一九七七年，在一個氣候與政治都是陽光燦爛的夏天，當時第一次石油危機已成過眼雲煙，歐洲的「緩和政策」（détente；或稱「低盪」）則正值頂峰。東、西方對抗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最終法案》（Helsinki Final Act；又稱《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創造了信任感，德國政府則確信，「藉由拉近距離促成轉變」是可能的。在此政治背景下，我的家人決定在夏季前往「東方集團」（Ostblock）一遊。儘管整個氛圍趨於緩和，可是當我們在家裡講述這個詞彙時卻仍不免戰戰兢兢。「Osten」代表著「共產主義」，「Block」則代表著「孤立與軍事威脅」。因此，我們所安排的行程如下：首先前往匈牙利，這個國家被認為是東方集團的「歡樂營房」，然後再到波蘭，最後再去遊覽捷克的克爾科諾謝山（Krkonoše），並且拜訪住在布拉格的親戚。這趟旅程的序幕進展得十分順利，我們並未在奧地利與匈牙利的邊界遇上什麼「鐵幕」，海關人員很友善地問候我們；順道一提，當時在西方國家之間，諸如驗關、檢查護照之類的事情，其實就如同家常便飯。我們很快就抵達了布達佩斯，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也映入我們的眼簾。到了晚上，我們則品嚐了匈牙利的肉湯，「古拉希」（gulyás；匈牙利的共產主義變體，所謂的「肉湯共產主義」〔gulyáskommunizmus〕，便是由此而得名），滋味遠比我們在調味平淡的聯邦德國家鄉裡所吃到的來得美妙。
 
在黑夜降臨布達佩斯的大型露營地後，我獲得了關於一九八九年、東方集團的崩潰及隨之而來的轉型初體驗。營地入口大門處有兩個窗口和兩條人龍，一長、一短。在那條一動也不動的長人龍裡，講著某種我並不熟悉的方言的德國人兩手空空地站著傻等，偶爾還會惡狠很地往裡頭瞧個幾眼。一旁的短人龍排隊的也是德國人。他們的穿著和我們差不多，手裡還拿著德國馬克的紙鈔。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在父親的牽引下越過長長人龍，內心不免感到尷尬。我被告知，在我們所排的隊伍裡，由於人們所支付的是「德國馬克」，因此可以立即獲得一個停車及搭帳篷的位子；至於排另一排隊伍的人，他們所支付的則是「東部馬克」（Ostmark），得要等到接近關門的時候才曉得是否還有空位。

當時我忿忿不平地問我的父親，怎麼會這樣呢，東方集團諸國彼此難道不是朋友嗎（波希米亞的祖母曾經這麼對我說，不過她總是帶著小心「俄國人」的口吻）？父親給我的答案是，共產主義國家正苦於缺乏外匯，所以他們歡迎使用德國馬克租用露營位子，不僅如此，他們還解除了我們每天二十五馬克「強制兌換」的限制，即所謂的「人頭費」。
 
當時我提議，我們不妨給排在長人龍裡的東德人一點德國馬克，畢竟我們可以在奧地利自由兌換它們。接著我們又是一陣討論，後來就連隔壁帳篷來自卡爾．馬克思城（Karl-Marx-Stadt）的鄰居也加入討論，為何在東方集團裡人們只能去銀行兌換貨幣、當地的官方匯率又是多少？
 
那個布達佩斯營地之夜宛如一個國際經濟速成班；東方的貨幣、西方的貨幣、外匯、出口、進口、外債、外匯短缺、強制兌換、官方匯率、非官方匯率（某種「由下而上的經濟」）與黑市等等。兩條人龍的明顯不公，苦苦等候、在最壞的情況下得睡在車上的那些人的憤怒眼神，都讓我的心難以平靜。過了一個星期，在歷經了於「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及「捷克與波蘭」的邊境漫長的查驗與等待後（這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民族友誼的官方形象），我在克拉科夫（Krakow）獲得了現學現賣這些經濟知識的機會。我們的波蘭朋友（前一個夏天，在他們首次前往西方旅行途中，我們因搭他們的便車而結識了他們）想向我們購買德國馬克。他們為我們揭示了上漲的價格、空蕩蕩的商店以及他們貶值的貨幣。很顯然，當時在波蘭，人們主要都是以德國馬克與美元來支付，而非本土的貨幣茲羅提（Złoty）。「波蘭的經濟」自一九九○年代起的成功，其中一個根源就存在於普通市民的市場經濟能力；只不過，在這趟旅行中，當然沒有人想到，東方集團有朝一日將會崩潰。
 
下跌的茲羅提黑市匯率反映了一九七七年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巨大經濟問題。正如檔案開放後，人們更清楚的樣貌，波蘭經濟當時連續五年走下坡。1希望藉由技術進口實現的現代化歸於失敗，留下了這個國家幾乎無力償付的積欠西方國家的大量債務。

在當時身為青少年的我看來，即將來臨（計畫經濟中根本不允許其存在）的通貨膨脹並不是什麼壞事，情況甚至恰恰相反。用我所存下的五馬克零用錢，我就能從東道主家庭換得三倍於我父親在銀行裡根據官方匯率兌換的茲羅提。利用這些鋁幣和一疊如大富翁玩具鈔般既薄又易皺的鈔票，我不但連續一週無限暢買了許多冰淇淋，還寄了明信片給我所有的朋友。耐人尋味的是，那裡卻買不到鋼珠筆或墨水匣。我在無意中成了波蘭的「非境內居住者」（non-resident），因而獲得了某種特權。不過，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裡，享受這種特權卻並不「純潔」。我很快就發現到，當地的青少年根本就買不起冰淇淋，更別說牛仔褲或運動鞋了。此外，雖然在克拉科夫人們不必像在布達佩斯那樣為求一個露營地而排隊，但是卻得為肉、糖、生奶油或其他對於我們這些「西方人」來說理所當然的物資大排長龍。
 
在我們的第三個旅遊目的地，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這樣的匱乏經濟。布拉格的親戚開著一輛新的「Škoda」，住在莫爾道河（Moldau）河堤旁的一個現代的獨棟住宅，而且還擁有一間寬敞且附有游泳池的鄉間別墅。我們這個西德的六口之家生活水準也沒高過他們。不過那位叔公和他的兒子卻會關起門來抱怨政治局勢。他們覺得「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遭鎮壓後的「正常化」令人難以忍受。他們還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了自己擔任工程師所服務的大公司效率不彰。他們心知肚明自己的國家在技術上日益落後，這也影響到了他們在專業與民族上的自豪感。此外，對於在布拉格市中心裡某些具有象徵性的處所的嚴密監控，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時大學生楊．帕拉赫（Jan Palach）為了抗議華沙公約組織國家的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自焚的地點，嚴密到稍微細心一點的遊客都能看得出來。
 
不過，卻也有些不順從的人，在東方是那些勇敢的異議者，在西方則包括了我們學校那位來自布拉格的校長。在「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於一九八一年秋天遭鎮壓後，他曾發起過大規模運送食物包裹到波蘭的運動。在逮捕「七七憲章」（Charta 77）的那些異議分子後，我們也曾將一些「精神食糧」寄往捷克斯洛伐克；那是一些由學生們自行收集、包裝含有禁書的書籍包裹。

在邊界外的那些東方集團國家，有別於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於一九八三年在一篇關於「中歐悲劇」的、深具影響力的散文中所哀嘆的那樣，其實並未被完全遺忘。2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比起這些來自西方的資助，東方集團走近西方卻是更為重要。自從「低盪」以來，越來越多的波蘭人、匈牙利人與捷克人開始認識西歐，無論是作為遊客（例如我們在克拉科夫的朋友）、農業的季節性工人、抑或是官方的商業夥伴。
 
東方國家的經濟專家同樣也仔細地觀察了西方國家當時的經濟問題；持續上升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還有在國家預算中不斷攀高的赤字，而這些赤字又會進一步助長通貨膨脹。後來的改革政治家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與萊謝．巴塞羅維茨（Leszek Balcerowicz），注意到國際間在經濟政策上的範式轉移，從普遍被認為失敗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轉向貨幣主義（monetarism），轉向藉由貨幣供給量來控制經濟，至於貨幣供給量則又進一步由獨立的央行來監控。伴隨著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的上台，國營企業跟著開始私有化（民營化），先前受到嚴格管制的一些行業（例如金融業）也跟著開始自由化；總體而言，國家退出經濟領域成了英美政府的計畫。起初在歐洲大陸上不太能夠感受到這些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影響，可是那些由社會民主黨人執政的國家卻也在討論，國家是否會因其眾多的社會福利而不堪負荷。
 
儘管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經濟再次衰退後，所有的西方國家全都產生越來越強的危機感，以計畫經濟方式組織的東方集團所面臨的問題卻是更為明顯且根本。持續的供給短缺、難以估量的不公正以及在經濟上日益落後西方，這些都是造成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與其實現的國家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然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卻沒有人預見即將到來的終點，無論是那些在本書裡扮演著要角的東歐專家、抑或是我們於一九八○年代在其他的旅程中另外結識的東方集團的朋友。鬆餅冰淇淋此時變得無足輕重，取而代之的是有利可圖的尼龍褲襪與音樂卡帶的交易與販售，它們讓此時已是大學生的作者本人得以輕鬆地完成充滿有趣對話的「東方假期」。在一九八九年的夏季時，西方的蘇聯專家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為，東方集團與蘇聯會存續下去。

人們可以本於歷史學家的「事後諸葛」批評這種無知。然而，設身處地地回歸過往，承認每個時代都有個未決的終點，或許會比較明智。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去解釋，為何舊秩序會在一九八九至九一年間如此突然地崩潰，而這又對全球帶來了怎樣的後果。
 
就連在鐵腕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也都顯露在政治上發酵到何種程度。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在我諸多旅行之一的途中，一場在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Václavské náměstí）上舉行的官方集會引爆了一場反示威行動，民眾們高喊批評政府的口號。在維安部隊進行干預前，示威者再次列隊於紅旗與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的旗幟後面。當天晚上發生了嚴重的騷亂。然而，警察的暴力卻強化了反對者的非暴力策略。它的成功在秋天時顯現於布拉格；萊比錫與東柏林也有類似的情形。儘管這些大城的市中心滿是警察、民警與祕密警察（人們往往能從他們所穿的皮夾克及臃腫的臉頰一眼認出），可是，面對成千上萬的示威者，他們既無法鎮壓、也無法逮捕。在二十五年前的那個秋天，群眾的力量具有無可抗拒的吸引效應。
 
　　然而，在十一月初時，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上的示威者與西方國家的場外觀眾卻不曉得，所有那些穿制服的和穿皮夾克的人是否會下台。緊張氣氛使成千上萬素未謀面的人連在一起。相應地，到了十一月底，當一切都有了好結果時，集體的安慰和喜悅也十分巨大。當時洋溢著一種宛如在畢業典禮的感覺，考試通過了，舊政府再也無話可說，人們這時所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凡事皆有可能。3
 
隨著陶醉而來的是幻滅。這在一九八九／九○年冬季的柏林（布拉格的政權傾覆後的下一站）特別能感受到。西柏林人抱怨來自東方的群眾，他們的汽車搞得街道水泄不通、烏煙瘴氣，他們更把超市的貨物一掃而空。突然之間，就連西柏林人也得大排長龍，這對他們來說是種陌生的體驗。諸後共產主義社會很快就面臨到截然不同的種種問題。在波蘭，惡性通貨膨脹不僅毀滅了以茲羅提計算的所有儲蓄，更將實際工資（主要是以外幣計的同等價值）壓低到每月不到一百馬克。由於外債低，捷克斯洛伐克有相對較好的出發點，也推遲了種種激進的改革。然而，刪除食物補貼，導致乳製品與蔬菜的價格上漲將近一半，麵包的價格也上漲近三分之一。

4在東德，數百家工廠停止運營並解雇了所有職工。這種經濟慘況並未促使它們如同先前的某些異議者所要求的那樣，走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由於作為概念與制度的社會主義在一九九○年太過不受歡迎，不但無法打著這樣的旗號贏得選舉，更無法從西方國家獲得貸款。
 
本於政權傾覆所釋放出的政治動力與經濟動力，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幾乎所有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採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前圍牆邊界以西的社會當時並未意識到這種範式轉移的影響，或是在浮誇地預示東方國家將變得像西方國家下受到蒙蔽。這隱藏在赫爾穆特．柯爾（Helmut Kohl）所創造的「繁榮景象」（Blühende Landschaften）公式背後。所謂的「改革國家」位於在人們心中尚未被拉開的「鐵幕」的東邊。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轉型」（transformation）一詞同樣被保留給歐洲的東半部。也因此，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專家無不暗示，東方國家幾乎一切都必須改變，相反地，西方國家則幾乎一切都無須改變。這最終所關乎的是一場遏制，一場對於一九八九年革命的遏制。
 
這時人們可在波蘭體驗到，「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在東方國家造成了什麼影響。我又再度拜訪了結識於「低盪」時期、住在克拉科夫的朋友。這座城市長期處在諾瓦胡塔區（Nowa Huta）的鋼鐵廠嗆人的褐色廢氣籠罩下，可是，在一九九一年的秋天，人們卻樂於見到煙囪排放廢氣，否則的話，將會有更多的人失業。晚上在市中心裡只有三家餐廳營業，因為再也沒有人吃得起。商店裡許多貨架空空如也，不是因為像一九八九年之前那樣缺乏供給，而是因為缺乏需求。沒人有錢買東西。只有農民市場欣欣向榮，因為人們可在那裡便宜地買到洋蔥、馬鈴薯和其他的主食。這就是所承諾的新秩序嗎？經濟改革應該走向哪裡呢？
 
最後讓我們再一次將時光倒回，回到歐盟擴張之後的那幾年。華沙、克拉科夫、布拉格、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當時到處都是購物廣場，光線明亮，就連到了深夜也都人聲鼎沸，車水馬龍，酒吧與商店的音樂不絕於耳。

你究竟是還身處於東方國家，或是已經到了西方國家呢？環境的聲音是相同的，視覺的刺激也一樣。只不過，當你穿越大都會之間的其他地方時，你的印象就會發生改變。在小城市裡，空置的板式建築（Plattenbau）比比皆是，工廠廢墟則見證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嘗試。村莊裡有許多老人，可是幾乎沒有任何小孩，那裡的未來顯然希望渺茫。

好評推薦——
宋怡慧（作家、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徐秋玲（北一女國文教師）
蔡淇華（作家、教師）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人生自古誰不廢》作者）
（依姓氏筆劃排序）


是一本構思非常新穎且與生活情境結合的成語書！
——徐秋玲

作者對國學的廣博知識，以及詳細解說典故時活靈活現的文筆，都讓人感到十分愉快！講解古典文學中的愛情，更是融古貫今，相當精彩！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


就地取材表情意——禮輕情意重「投木報瓊」
古代戀人贈送定情禮物重視的是情意，而非禮物的價值有多高貴，只要有愛，一支茅草都能讓對方欣喜無比。
 
林子裡的愛情故事——約會聖地「桑間濮上」
每年春天，農曆二月時節，視祭祀與繁衍為重大要務的周朝政府會舉辦相親大會，無論男女，只要看對眼，就能手拉手去旁邊的樹林約會。
 
思念是一種病，生而死又復生——病相思「人面桃花」
即使愛情不可靠，但卻讓世間男女為之瘋狂、朝生暮死，一如《牡丹亭》的杜麗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一見傾心、桑中之約、采蘭贈芍、山盟海誓、黯然銷魂、魚傳尺素、琴瑟之好……

國學歷史名家王立群，結合時政和當前社會熱點，以廣博的學識和生動的筆觸，從上百個與愛情婚戀有關的成語，暢談其中的人情事故及隱含的文化精粹。
 
從邂逅、定情、熱戀，到相知相守、白首偕老；從相思、離情、分手，到愛入歧途、相愛不能相守……王立群暢談藏在成語裡的人情義理，以及古典時代的純粹之愛，帶領我們回歸到最私密的雙人世界；把短短幾顆方塊字，耐心打磨成顆顆閃耀的明亮珍珠，串成一條條優雅、精緻的愛情項鍊，重溫純情年代的本貌。

全新視角，夾古敘今，王立群展現智慧觀察與理解，既介紹了成語背後的故事，又引領我們重回古典純粹的深情時光，讓我們讀成語同時也學處世。

作者簡介

王立群
山東新泰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史記》研究會」顧問、「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

身為「百家講壇」史記新詮第一人，他善於以說故事的方式解讀《史記》，讓歷史閱讀更為普及，因而成為「百家講壇」裡，最受觀眾歡迎的講者之一，並與閻崇年、易中天三人被尊稱為「百家講壇」三大頂梁柱。

著有《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現代（文選）學史》、《（文選）成書研究》等學術著作外，同時出版了《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上》、《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下》、《王立群讀「史記」之漢武帝》、《王立群讀「史記」之項羽》、《王立群讀「史記」之呂后》等書。

目錄

序：你永遠都找不到心中「那一個」

一、世界這麼大，還能遇見你
　邂逅相遇：不期而遇的美好
　一見傾心、一見鍾情：愛之幸
　走馬觀花：陡然轉變的幸福

二、待你長髮及腰
　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無瑕的戀情
　金屋藏嬌：美麗的童話
　情竇初開、秋水伊人：初戀不顧一切

三、相約在荒煙蔓草的年代
　桑中之約、桑間濮上：約會的好去處
　花前月下、月約星期：約會可不是秀給別人看的
　待月西廂：一部經典的約會教科書

四、拿什麼送給你，我的愛人
　采蘭贈芍：中國式情人節禮物
　投木報瓊：《詩經》時代的拋繡球
　鈿合金釵：唐玄宗的愛情信物

五、你若不離不棄，我必生死相依
　割臂之盟：私定終身的約定
　山盟海誓、海枯石爛：熱戀時的堅定執著
　之死靡它：遭遇打擊時的觸底反彈

六、土豪、屌絲、文藝青年、高富帥
　以貌取人：誰都喜歡漂亮的，可哪有那麼多漂亮的
　才貌雙全：想得很美，不過也就是想想
　嫌貧愛富：似乎令人厭，其實很現實
　東食西宿：貌似好辦法，實際不可能

七、多情自古傷離別
  黯然銷魂：離別是道不盡的傷
  如膠似漆：相守是分不開的愛
  十里長亭：送別是不想走盡的路
  楊柳依依：折柳是留戀不捨的情

八、從別後、憶相逢
  望穿秋水：相思是綿綿不盡的等待
  人面桃花：生者可以死，死者亦可生
  魚傳尺素：說不完道不盡的思念

九、愛的阻力
   門當戶對：無法選擇的出身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戀中的又一道門檻
   一廂情願：你永遠都不可能感動一個不愛你的人

十、向左走、向右走
   寢食俱廢、茶飯不思：分手的滋味
   始亂終棄：古人分手時一個道貌岸然的藉口
   喜新厭舊：據說有心理依據，但不能成為分手的理由
   一刀兩斷：分了便分了，散了便散了

十一、愛入歧途
  魚傳尺素、上烝下報、帷薄不修：一種混亂的情愛
  人盡可夫：好色之徒眼中的欲罷不能
  好色之徒與紅杏出牆
  魚傳尺素：是是非非爭論不休

十二、中國式姻緣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主的中國式婚姻
  赤繩繫足、天作之合：中國人的婚姻觀念
  三媒六證：婚姻的鄭重其事

十三、今天我要嫁給你
  吉日良辰：婚禮之時
  桃之夭夭：婚禮之人
  鵲巢鳩占、洞房花燭、結髮夫妻：婚禮之成
  鸞鳳和鳴、白頭偕老：婚姻祝願

十四、婚姻磁場
  琴瑟之好、鶼鰈情深、並蒂芙蓉：我和你纏纏綿綿翩翩飛
  天壤王郎：我的那個他為何是這樣
  相濡以沫、破鏡重圓：愛你就要在一起

十五、白頭偕老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兒
  分道揚鑣、破鏡分釵、雨斷雲銷：我的世界從此沒了你
  夫唱婦隨：男人才是夫妻關係的主導者
  抓耳搔腮、束手無策、萬般無奈：休你非出我本願

你是為了別人口中的意義而活，還是為了希望而活？
想要誠實地活，為什麼必然荒謬？
暢銷10年 名家楊照經典讀本
認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存在主義大師卡繆
華文世界最重要的深度解析
 
為什麼要認識「勇敢到近乎自虐」的存在主義？
為什麼到了今天，還需要讀卡繆？
從《異鄉人》到「荒謬三部曲」，
卡繆如何打破既有框架，詮解「荒謬」與「存在」，
為現代人日復一日的荒謬日常樹立不朽的靈魂典範？

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卡繆即為其中代表人物。相較於沙特的著作，卡繆以劇本、小說、論述等多重形式，開創別具一格的魅力，使他深深影響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風靡至今。

從卡繆知名作品《異鄉人》來看，他的思想體系最想要呈現的，就是「荒謬」。人的「存在」，常會尋找各種藉口，讓自己懷抱希望活下去──人因自由而活著，但關進監牢的囚犯還是繼續活著；人因財富而活著，但一貧如洗還是繼續活著──因此，在卡繆的觀點中，懷抱希望而活就是「荒謬」而非「誠實」的生活態度。那麼，人有沒有可能不荒謬地活著？沒有了藉口、沒有了希望，還能忠於自己的靈魂而活？

本書為台灣重要作家楊照評析卡繆的權威讀本，推出以來暢銷至今，全書以「荒謬三部曲」的《薛西弗斯的神話》、《異鄉人》、《卡利古拉》為主軸，從卡繆與存在主義崛起的歷史背景，到卡繆的荒誕人生，引領讀者一同進入「存在主義」的真正本質，是華文世界理解卡繆與《異鄉人》內涵最重要的一部文本。
 
◎「荒謬」的一個來源，就是人習慣性地依賴希望活著。希望就是我們最相信的謊言，有著最大的欺瞞、麻醉效果。

◎卡繆對薛西弗斯神話的解釋是：他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他就是個「荒謬英雄」，他的熱情與他所受的折磨都指向「荒謬」。

◎「存在主義」是個人哲學，非得要落在個人生活裡才有意義。「存在主義」追求的，不是answer，而是solution，處理的不是question，而是problem。

一出生便直接踏上報廢之路，我們如何在過剩世界中苟活？

時代的難民    低端的悲吟
被廢棄的物    被遺棄的人

社會學大師包曼為世代發聲的精悍力作
殘酷檢視資本主義之下消費社會的惡性反噬！

 【內容簡介】

我們的星球已經滿載。現代化催動了資本社會鋪天蓋地的消費浪潮。過剩的產出必然肇生報銷、廢棄的致命問題，從人群到物品，都逃不過這道反噬自身的詛咒。

當代社會學大師包曼在這本宣言式的作品中，深刻點出「人類廢品」的概念。「廢棄的生命」（wasted lives）可用以指稱「多餘的」人口、移民、難民、低端社群，它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也是追求經濟進步與文明開展時無法避免的副作用。現代化無限上綱式的全球擴張，造就了人口過剩、彼此傾軋的殘酷世界，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身處底層的「無用人群」被一股看似無形卻又處處抓牢的政經力量剝奪了生機與希望，在既得利益者眼中，這些剩餘勞力是他們安逸揮霍生活的威脅與恐慌來源。時代的難民沒有通行無阻的資格。一朝為難民，終身為難民，永無翻轉之日。在這座人吃人的星球上，現代人類不留喘息地消耗資源與濫用土地，逐日耗盡一切可用能源與容納廢品的地帶。從時間到空間，我們已所剩無多。

包曼在書中巧妙運用文學隱喻展開論述，輔以反映現實的報導數據，立足眼前社會群像，凌駕整座地球的宏觀視域，那是一張貧苦與奢華並現的蒼涼地圖。此書多年前即已預言荒漠，但人類邁向廢棄處境的頹殘步伐，卻踩踏得更為深重。哲人已遠，面對大師滿懷悲願的語重心長，即將成為「現代化棄兒」的我們，必須嚴正反思。警鐘已敲響，切勿拒聽。

【導讀、推薦】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 
>>>專文導讀

清華大學人類所助理教授／方怡潔
社會學家、作家／李明璁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秀華
文化評論人／陳景輝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趙彥寧
>>> 不廢不棄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大師包曼的殷殷警語】

―― 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所有人，在人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但大部分的人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出了這輛加速的列車：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持續，更別說永遠延續。今天那些有用而不可或缺的事物，除極少數例外，都是明日的廢棄物。沒有什麼東西真正必不可少，沒有什麼東西不可替代。萬事萬物自誕生之日開始，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每一樣事物在離開生產線的時候，都被貼上了一張「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標籤。

―― 多餘的人總是處於劣勢。假如他們想與現今這種被讚美的生活方式相符合，會立即被冠以傲慢、欺詐和厚顏無恥地要求不勞而獲的罪名，有時甚至會被認為懷有犯罪意圖。假如他們公開表示痛恨或拒絕讚頌這種富人享有、但對他們這些窮人來說卻是毒藥的生活方式，這很快又會成為「公眾意見」自始至終告訴你的一個例証：多餘人，不但是異類，而且是吞噬社會正常肌體的癌細胞，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所代表的一切」的不共戴天之敵。

―― 或許，存在著這樣一座天堂，在理智大道的盡頭，激情澎湃的愛守候在那裡。但是，走完這樣的一條大道，可能要花上一千年。在一步一步前進的同時，時間也在一年一年地流逝：這就是地獄。地獄會是通往天堂的康莊大道嗎？為了到達天堂，真的值得在地獄中待上一千年嗎？

作者簡介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二十世紀歐陸重量級社會學家，也是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最知名的理論家，對當代社會學與社會理論貢獻卓著。一九二五年生於波蘭猶太家庭，後遷往英國，在里茲大學長年任教。早年漂泊，形塑深刻多面的思考脈絡，衍生出獨具一格的「現代性」與「液態」概念。畢生關注現代性、全球化、消費主義、大屠殺等重要課題。

包曼著作等身，一生出版過數十本作品，皆擲地有聲，包括著名的「現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詮釋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現代性與矛盾心理》），以及「後現代性三部曲」（《後現代倫理學》、《斷片生活》與《後現代性及其缺憾》）。晚年思想更趨爐火純青，以「液態現代性」概念為核心，陸續密集出版《液態之愛》、《液態生活》、《液態時代》和《液態邪惡》等系列作品。

二○一七年，包曼與世長辭，享壽九十一歲。

譯者簡介

谷蕾、胡欣
中國譯者

目錄

導讀　被報廢的世界――齊格蒙•包曼「全球廢棄物理論」  宋國誠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起初是設計――秩序構建產生的廢棄物
   >> 附錄　關於講故事

第二章　他們是否太多？――經濟進步的廢棄物
  >> 附錄　論人類力量的本質

第三章　廢棄物堆積地――全球化的廢棄物

第四章　廢棄物文化
  >> 附錄　文化與永恆

第一章　部分試讀
 
抑鬱症是極為令人不快、苦惱，並使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一種精神狀態。但正如無數的報告顯示，對於在這個流動性的現代新社會所出生的新一代而言，抑鬱並不是困擾他們的唯一病症──儘管抑鬱症似乎並沒有、至少沒有像困擾他們這樣，影響到他們的上一代。「更多的失業體驗」儘管給人創傷、令人痛苦，卻不是帶給年輕一代壓抑的唯一根源。
 
那些生於二十世紀七○年代的英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被稱為所謂「X世代」（Generation X）。這一代人接觸到一些前幾代人不會了解的症候，這並不是指更多的，或者更劇烈、更令人痛苦、壓抑的毛病，而是指那些完全不同的新症候──也可以被稱作「特別的流動現代性」的疾病與痛苦。即使心理醫生和指定治療者（自然傾向使然）仍想當然耳地給出他們記憶中最熟知的診斷，使用他們受訓時最廣泛使用的醫療方式，這些症候還是因為一些新原因（有的新原因完全替代了舊的原因，有的是在舊有的原因上添加了新的因素）而給患者帶來困擾和痛苦。
 
現下最常見的論斷是失業問題，特別是對於剛從學校畢業踏入市場的新人口。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除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這些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前景十分黯淡。應付這種問題，目前最廣泛採用的解決方法是政府補助，這使得雇傭年輕人成為賺錢的買賣（只要補助存在）。同時，人們常常建議年輕人靈活一點，不要太挑剔；不要對工作崗位期望太高，一旦有了工作最好馬上接受而不是問東問西；把工作視為一種機會，趁它還在就要盡情享受，而不是把它作為「人生企劃」的序章，或者當作自尊、自我認定和長期安全保證之類的東西。

令人欣慰的是，「失業」這一概念包含了對於此症候的診斷和現存的最佳治療辦法，以及一系列為引導症候走向康復而進行的直接明顯的治療法。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字首「un」意味著非尋常。「失業」一詞是對於一種暫時、非正常狀態的稱謂，因此，這一症候從本質上來講是暫時的以及可治癒的。「失業」這一概念在語義學上承襲了一個社會的自我意識，即總的來說，它都將它的成員劃歸生產者，同時，它不僅堅信全民就業是一種值得努力和可成就的社會情境，還把它作為自身的終極目標。因此，社會也會把就業當作同時解決社會可接受的個體身分問題、穩固的社會地位問題、個人和整體的生存問題，社會秩序和系統性再生產問題的唯一關鍵。
 
正如齊格弗萊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所言，人類社會中充滿了「應當」（Sollen）──指一些「本身希望成為現實」的概念，即這些概念「先天
 
就帶有實現自身的衝動」。這樣的概念一旦「開始對社會產生影響」（儘管不盡成功，但它們積極地為之奮鬥），就「具備了社會學上的重要意義」。現代史與以往人類歷史不同的是，它將它的「應當」明晰地展示出來，並堅定地「向它們的方向發展」。再次引用克拉考爾：現代性具有「雙重存在」，它的方向是「那裡，而在那裡的所有一切只能在這裡找到其含義和歸宿」。
 
在現代史上，從沒有缺乏過這些「應當」。現代史本身就是一個生產「優良社會」範例的工廠。在點綴現代史的大小論戰中，最具意識形態特點的是發生在「應當」前線激烈競爭的「應當」之間的論戰。然而各種各樣的「應當」都同意，檢驗「優良社會」的標準是所有人都有工作的場所，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扮演生產性角色。現代史對於現存的一切都持批評態度，認為它們和「應當」差距太遠。現代史也正是在抗擊弊病和罪惡中發展進步，在其中，最關鍵的戰役針對的是努力消除工作場所的匱乏和生產性角色，以及扮演這種角色的意願之不足。

「過剩」這一個在「X世代」有生之年凸顯出重要性的概念是如此不同！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的字首「un」過去常常意味著對於常規的背離，如「不健康」（un healthy）和「患病的」（un well）。但「過剩」一詞並沒有這樣的意味。「過剩」不含有對於異常、病態、疾病發作或暫時犯錯的暗示。它告訴我們的是永恆性和這種狀況的平常性。它指明的狀況沒有給出一個立即可用的反義詞。它顯示的是現行常規的新形態，以及那些註定要來臨的事物的形態。
 
「過剩」意味著多餘的、不需要的，或者沒有用的──不管需要和有用指的是什麼，它都設定了有用和不可或缺的標準。其他人不需要你；他們沒有你的時候還能過得很好，甚至更好。對於你的存在沒有不言自明的理由，對於你有權留在這裡的要求也沒有合理的解釋。被宣布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因為你是可以被處理的人，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瓶，單次使用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者因為不合標準或有污染而被品管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過剩」和「拒斥」、「廢物」、「垃圾」、「廢品」，以及「廢棄品」，擁有共同的語義空間。失業者──即「勞動力儲備大軍」──的目的地是重新回到工作崗位，而廢棄物的目的地是被扔進廢品堆、垃圾場。
 
經常地，其實是常態地，人們把被宣布為「過剩」的人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來討論。他們需要被「給予」──給予食物、衣物和住所。他們不能自食其力──他們沒有「生存的手段」（主要指的是生物上的生存，針對因為缺少營養和住所而引發的死亡而言）。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正如這個問題的定義一樣，都是從經濟角度著手：國家提供的、立法核准或者發起的，並且對申請補助者進行經濟情況調查而確定的救濟（這些救濟多種多樣，但總是被委婉地稱作福利、稅收扣除、減免債務、補助、津貼）。那些對這種解決措施不滿的人也總是從經濟角度對此提出質疑（開頭總是問「我們能負擔得起嗎？」）──肇因於這種措施強加在納稅人身上的「經濟負擔」。

對於被宣稱為「過剩」的人群的資助，可能是永久性的資助（直白地說，即我們要接受這一事實：社會上永遠存在著一些多餘的人，他們有權擁有一些既不是他們創造、也不需要他們創造的財富），這種資助的需要僅僅是這些失業者對其他人和他們自身提出的問題之一。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它並沒有被充分地意識到並解──在地球上存在「社會」的地方，並沒有保留這些「人類廢品」（或者更確切地說，「廢棄人口」）的空間。即使生物生存的威脅已經有效解決，這一成就並未有效解決社會生存的問題。這種經濟解決方式並不能使已經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過剩」人口重新回到社會──如同將工業廢品貯存在冷凍容器中，並不足以使它進入市場成為商品。
 
不管從前歷代人所經歷的苦難多麼悲慘或者令人憎惡，「X世代」所體會到的這種「多餘的」感覺，這種意味著「社會性無歸屬感」的感覺，以及所有伴隨而來的喪失自尊和生存目標的感覺，還有對於這些即使現在還未到來、但隨時會變成他們命運的疑問，都是前代人未曾體驗過的。事實上，「X世代」有充足的抑鬱理由。他們不受歡迎，所受的待遇頂多是被容忍；他們被社會接受方（即那些具有社會所保薦的或可以容忍的行為的人）堅決地拋棄；他們被作為慈善和憐憫的對象對待（雪上加霜的是，他們還被認為不值得享有同情），得不到兄弟般的幫助；他們還被指責為懶惰，具有邪惡目的以及犯罪傾向──他們的確沒有理由將「社會」看作一個家，一個需要忠誠和關注的家。如同丹尼爾．林哈特（Danièle Linhart）──《失去工作，失去自我》（Perte d’emploi, perte de soi）的作者之一─所言：「這些男人和女人不僅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前途、他們的方向，以及他們對於把握生活的自信，他們還被剝奪了他們作為工作者的體面和自尊，以及那種自己是有用的並擁有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感覺。」既然勞動者的世界被如此公然地忽視，為什麼這些突然之間變得不合格的雇員們還要尊重這場民主政治遊戲？

儘管失業者在生產者（包括那些暫時「離開生產線」的人）的社會裡生活痛苦不堪，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卻是無可爭議和不可動搖的。在生產之戰的前線，誰會否定留存備用儲備以應不時之需的必要性呢？這些在消費者社會中無法履行消費義務的消費者不是很肯定。他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們已經被這城市中唯一的遊戲拋棄了，他們不再是遊戲參與者──也因此不再被需要。曾幾何時，作為一個可能的生產者，他已經滿足了加入生產者行列的所有條件。但承諾成為一個勤勤懇懇的消費者並要求成為消費者，並不足以使人加入消費者的行列。消費者社會沒有位置留給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無法履行義務的消費者。山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虛幻國》（Erewhon）中認為，只有「任何形式的厄運，或者其他人施加的虐待才被認為是對社會的侵害，因為它使人們聽來覺得不適」。「因此，失去財產被嚴厲地懲罰，其程度僅次於犯罪」。有缺陷的消費者甚至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被宣判為罪犯。
 
「X世代」比上一代人更明顯地呈現出兩極化趨勢，而分界線已經沿著社會等級向上。對他們來說，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者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需要學習和掌握以勉強度日的規則如此晦澀──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他們所有人，在他們每個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他們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而醫治苦痛的治療門檻又太高了，超出了大多數人可以觸及的範圍。現在只有高學歷提供給人們獲得尊嚴、穩定生活的小小希望（這並不意味著學位能令人一帆風順，之所以顯得如此，是因為高學歷目前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即使這樣也不太保險。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而大部分的人們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下了這輛加速的列車──而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X世代」的憂慮──這些過剩人口的憂慮──與上幾代人所經歷的和記錄下來的困難不同。他們遭受苦難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但這並非沒有先例。

自現代初始以來，每一代人之中都有時代的觸礁者──這是社會進步「附帶的受害者」。當很多人跳進這輛不停加速的列車並享受這趟旅程時，還有很多人（沒那麼狡猾、機靈、聰明、具有冒險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車輪碾碎，就是落在了後面，或者被攔在過度擁擠的車廂外面。在進步這輛車上，坐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納所有願意上車的旅客，而進入車廂的資格審查總是那麼嚴格；這也許正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將參與這趟旅程視為甜美的夢想。人們宣傳進步時總是說它能帶給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許進步──這一現代的標誌──真正的含義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斷減少的）人就可以使社會進步這輛列車運轉、加速、爬坡，曾幾何時需要社會大眾來協商、克服的事務，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決。
 
在這方面，「X世代」不是首先有理由抑鬱的一代人。但是使他們的困境顯得獨特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受（或者感覺自己好像遭受）挫敗或者被時代進步拋在後面。其次是散播於眾人之中的困惑、迷茫和疑惑。儘管有如許類似，儘管以往歷代人也有他們自身的困難，我們當代人還是本能地感到現在的困境和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我們越來越覺得過去醫治苦痛的特效藥現在不管用了。不管我們面對危機時處理得多麼老練，我們仍然不是很清楚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能缺少有效輔助我們思考解決問題方法的工具。
 
我們的父母輩和祖父母輩為人們加入社會並安定下來制定了些許限定條件。這些限定條件詳細分明，毫無疏漏，甚至對人們如何改進以適應新的形式都有了清楚的指示。這樣的社會在其對人們開放的入口處背面，即設有各種各樣關於人們職業生涯的軌跡。這些軌跡十分狹窄，沒有多少更改的餘地，更沒有留存多少冒險一搏的希望，這對於生性喜愛冒險的人顯得格外壓抑而不可忍受（佛洛伊德將這種痛苦狀態深化為一種著名的普遍理論，即文明註定導致不滿和精神失常）。但對於那些依舊需要可確保安全航行的可靠船隻的人來說，彼岸既不是謎團也不是痛苦抉擇；同時，航行的任務不會被不可勝數和無法解釋的危險困擾。那些操槳的人只需用力揮槳，「不折不扣地」執行航船的規則即可。

然而，今日的困境已有所變化：它們更加關乎目標而不會受制於手段。往昔那些被眾人詬病的規則已然瓦解──也將提振安全的信任感帶入墳墓。現今找到達成某些目標的手段，並牢牢將其把握，使其發揮最大功效，已不再是問題。問題在於目標並不明確（甚至帶有欺騙性）─目標既不穩固，也不可靠，或許在未達到之前就已瓦解，不值得人們長久地投入和奉獻。將人們納入既定航道並航行其上的規則也不再可靠。即使這些規則沒有一起消失，也必然會不知不覺地被取代。最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已經被社會排斥並確定為廢棄品的人，世上沒有一條清晰的引領人們重新成為社會正式成員的路途。同時，政府也沒有提供任何替代的、經官方認可，並在地圖上繪製的途徑，使人們可以遵循它（或者被迫遵循它）而得到某種替代的名分。
 
至關重要的是，儘管這些都發生在我們自家門前，我們卻無法利用自家資源或工具來避免它的危害。這不是一個暫時性滯歇，不是經濟過熱之後另一個高峰之前的低迷，也不是暫時性的困擾，只要我們對稅收、補貼、津貼或者刺激「消費型經濟復甦」的因素稍作調整，它就會過去，並「成為歷史」。看起來，這個問題的根源遠在我們所及之外。問題最集中的群集，即使在精密的軍用地圖上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