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

 

 

　　民國建政，文人南下香港，一般咸認有三波，第一波為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階段，知名文人有許地山、蕭紅、端木蕻良、戴望舒、胡風、夏衍、陳殘雲、蔡楚生、司馬文森等，第二波密接抗戰勝利後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此時程左右文人紛紛南向，啟動了文化角力在港前哨戰。 繼而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大批文人流亡香港，掀起了第三波南向潮，這階段止於一九七○年代末中共改革開放， 這也是本書研究文人南來潮的主訴時期。

 

　　從地理時空看，香港「南來文人」一詞是與時代離散伴生的，最早起於三、四○年代中日抗戰、國共內戰時期從大陸內地南下香港的文化人命名，隨著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幟，掀起歷史上人數最眾的文人南向流亡香港潮。相對於香港文化界，「南來文人」作為一個特定群體專有名詞的出現歷史尚淺，早期籠統的稱三、四○年代「從中國到香港的作家」為「南來作家」，這裡的「南來文人」是「南來作家」比擬擴大，包覆廣義的文化工作者。及至八○年代之初香港主體性及歷史意識覺醒，就歷史看文學，要建立香港立體文化面貌，南來群體的定位與文化活動終成為香港必須面對的議題，回溯歷來相關議題的討論，大致反映在兩個層面：第一是命名的各自為主。香港文學研究者黃康顯稱旅港作家或難民作家，類似的看法還有梁秉鈞，他認為香港五○年代的歷史變遷，使南來文人群普遍抱持著難民心態，換言之，所謂「難民」，是帶著倉皇、置外心態的貶義詞，至於潘亞暾、汪義生界分五○年代來港者為南來作家，文革前後移居香港者稱「綠印作家」，另與「南來」相近的命名有王劍叢的「南遷作家」；第二是輕率的以地理劃規，忽視歷史因素及文化渠道，粗糙的將來自福建、廣東等地的作家冠以「福建幫」、「廣東幫」名號作為區別，充滿意識形態、地域思維，引發相當多討論，譬如一九八七年一場「南來青年作家在香港」座談會中，評論家梅子就抨擊這種地理劃分文化。另持出生地理論的還有潘亞暾，他在一九八九年發表〈香港南來作家簡論〉，強調「生於斯長於斯」為界定身分的依據，意謂不生長於香港，便是南來者。上述界分都不免帶有排擠心態，這對如一九四八年便來港且投入文化事務甚深的劉以鬯便顯得名實難調。幸好隨著九○年代中期香港重要學者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有計畫大規模的展開香港文化史料整理的浩大工程後，已逐步催生深化了更多元面向的香港文學研究。

 

　　回顧晚近，香港學者盧瑋鑾應是最早意識到這些曖昧蕪漫界說而提出反思的學者，一九九三年他在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舉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提交論文〈「南來作家」淺說〉，主張由作家本質、文學作品、寫作技巧等作為界定的依據，詳細分析一九四九之後四十年亦即五○─八○年代南來文人的心理差異、社會及政治因素，更進一步就文學評價、領域差異、輩分、政治立場、取材方向的不同分類論述，將南來文人置於文化、歷史的脈絡下進行理解，這才能細緻、精準的呈現南來文人的特質和面貌，代表了一種接納的姿態，而非「強行派定」南來名銜，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南來」說法，其中「心理差異」、「領域差異」既還原文人流亡身世又烘托創作多元，這樣的思考是為本書論述緣起。〈「南來作家」淺說〉雖名之「淺說」，但文中盧瑋鑾羅列南來之初代表作家，明顯下過功夫考察，引領議題討論用心頗深，她考察一九四九後南向表現不凡的作家名單有李輝英（一九五○年來港）、力匡（一九五○年來港）、司馬長風（一九四九年來港）、徐訏（一九五○年來港）、趙滋蕃（一九五○年來港）、徐速（一九五○年來港）、易文（一九四九年來港）等，足證南來文人創作對香港文化內涵及發展影響至深。無論如何，文人南向之途寓個人滄桑於時代風雲變幻的創作，歧義多元，既豐富了香港文化層，亦展示了個人創造之道，提供了南來文人議題的可能，我便是在此基礎上逐步展開南來文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