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作者簡介

伊恩·克蕭（Ian Kershaw）

　　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代表作是兩卷本《希特勒傳》（2000年沃爾夫森歷史獎得獎作品），以及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地獄之行》與《激盪時代》。

　　克蕭師從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早年的他原本投入歐洲中世紀研究，關注當時的德國農民。1972年克蕭拜訪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咖啡館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對他說：「你們英國人實在太愚蠢了，你們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統治地球。」接著老人又補了一句：「猶太人就像人身上的蝨子！」由於這件事讓克蕭開始熱衷於了解為何德國一般民眾會支持納粹主義，他的研究取向也轉向近現代德國社會史，進而成為研究納粹主義、希特勒的頂尖學者。

譯者簡介

黃妤萱

　　畢業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本地化領域譯者、《BBC知識》國際中文版合作譯者、自由譯者。目前書籍譯作多見於歷史領域，但仍喜歡透過翻譯拓展新知。

　　譯作包括《什麼都別說》（合譯）、《解構薇薇安．邁爾》（合譯）、《東歐百年史‧冊2：共同體的神話》等。

　　譯作賜教、工作邀約請洽：yhh.trans2020@gmail.com

●    本書分別將殖民地台灣小說中警民、通婚、抗爭、友情、混血等種族關係再現加以歷史脈絡化，分析在台日本人作家、殖民地出身的日本人作家與台灣人作家如何因應不同的時代需求，將台灣與日本不同種族之間的接觸、互動與交混，「翻譯」為具有種族、性別與階級意涵的帝國與國族主體。
●    透過各章的討論可以看到，這些文學再現分別呈現了台日知識分子在日本帝國的種族論述、政策與關係，以及兩性關係、婚姻、混血等生命政治的交錯下，建構「現代主體」想像的過程：殖民地警民關係具有階級與性別意涵的「文明」規訓與教化、種族仇恨與親密關係交錯下的「現代」主體想像、普世性友情與「大東亞」區域主體建構、異種族婚姻中日本國內與海外的「他者」與自我建構、殖民地血統混雜性被轉化為性別化國族主體的過程。
●    本書討論的小說奠基於日本帝國下殖民地台灣的歷史事件、政策與種族關係，同時又發揮文學的想像力與虛構性質，具體呈現文學等文化生產超越歷史主義的可能性與局限性。


本書以日治時期小說中的殖民地台灣種族關係書寫為探討對象，分析日本人與台灣漢人或台灣原住民之間，警民、抗爭、通婚、友情、混血等不同形態種族關係的文學再現，如何呈現日本帝國下多重的國族主體「翻譯」過程。在複雜的種族關係再現中，日本帝國如何透過「認同」與「差異」的政治操作建構種族論述，在維持民族差異與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前提下，達到帝國統合與戰爭動員之目的？而不同的歷史階段的日本人作家及台灣人作家，如何建構其主體想像？在此建構過程中，文明化與現代性論述又發揮何種關鍵性的作用？
序章首先回顧英語圈學界對於歐洲帝國殖民地種族關係的討論，聚焦殖民地種族關係與相關論述，如何透過帝國本國與海外殖民地的權力關係與互動，成為跨越公私領域的現代主體建構。進而提示日本帝國與其殖民地統治之歷史脈絡，如何影響日本帝國下多重國族主體的「翻譯」機制。
第一章〈「文明」的規訓與教化：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警民關係〉，以賴和〈不如意的過年〉（一九二八）與陳虛谷〈放炮〉（一九三○）兩篇漢文小說、呂赫若〈牛車〉（一九三五）與新田淳〈池畔之家〉（一九四一）兩篇日文小說為例，探討警民關係的文學再現如何呈現殖民地「文明化」論述，將暴力壓制轉化為現代統治技術之過程。
第二章〈異種族「仇恨」與「親密」：日治時期日本人作家的台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討論佐藤春夫〈霧社〉（一九二五）、山部歌津子《蕃人來薩》（一九三一）、大鹿卓〈野蠻人〉（一九三五）、中村地平〈霧之蕃社〉（一九三九）等作品，如何討論原住民抗日與日本人討伐之種族對決「仇恨」，以及殖民地種族與文化同化手段的異種族通婚「親密」關係這兩個極端的種族關係，呈現何種複雜的交錯與辯證。
第三章〈左翼人道主義、南方想像與幻象顯影：「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殖民地友情〉，以濱田隼雄〈扁食〉（一九四二）、龍瑛宗〈蓮霧的庭院〉（一九四三）與呂赫若〈玉蘭花〉（一九四三）三篇小說為對象，探討小說中的情感與政治心理學層面，如何呈現跨民族友情超越殖民地民族差異與權力關係之可能性與局限性。
第四章〈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通婚〉，以朱點人的漢文小說〈脫穎〉（一九三六）、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一九四一）、庄司總一（庄司総一）的《陳夫人》（一九四○／一九四二）、川崎傳二的〈十二月九日〉（一九四四）等日文小說為對象，探討小說中的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異族通婚書寫如何呈現日本帝國下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
第五章〈性別化的國族「血統」想像：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混血兒〉，以黃氏寶桃〈感情〉（一九三六）、庄司總一《陳夫人》（一九四○／一九四二）與〈月來香〉（一九四二）、小林井津志〈蓖麻的成長〉（一九四四）等小說中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的混血兒，以及坂口䙥子的〈時計草〉（一九四二）中台灣原住民女性與日本人警察的混血兒，討論不同種族的台日混血兒書寫分別呈現何種國族與性別認同的相互建構。
終章〈未進行的去帝國與去殖民〉釐清本書對於日本人與台灣人知識分子現代主體建構的討論，如何將西方式「現代主體」的概念加以多重化、問題化。進而概述本書所釐清的日本帝國種族論述與現代主體形構過程及其遺產，如何持續在戰後至今日本與台灣的種族關係與現代主體想像中發揮作用。

 

作者簡介

朱惠足
1973年生於台東，日本名古屋大學社會資訊研究所博士，現任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沖繩文學，著有《「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麥田，2009）。近期從東亞冷戰、島嶼的觀點，進行戰後台灣與沖繩的文學與影像比較研究。

相關著作:《「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

目錄

序章
「翻譯」帝國／國族主體

第一章
「文明」的規訓與教化：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警民關係

第二章
異種族「仇恨」與「親密」：日治時期日本人作家的台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

第三章
左翼人道主義、南方想像與幻象顯影：「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殖民地台灣友情

第四章
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通婚

第五章
性別化的國族「血統」想像：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混血兒

終章
未進行的去帝國與去殖民

 

【內容連載】

序章
 
「翻譯」帝國／國族主體
　　
關於歐洲帝國殖民統治的研究，除了政治、法律、軍事、宗教與社會制度的層面，種族接觸也成為關注的重點。殖民統治建立在繁複的殖民體制與行政組織之上，但各項制度與措施的制定與推動，還是要透過不同階層的帝國代理人，才能維持殖民政權的運作。因此，歐洲殖民統治基本上可說是一群西方白人遠渡重洋到美洲、非洲、大洋洲、亞洲等地，統治另一群非西方種族原住民，進行自然與人力資源的掠奪與剝削之歷史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在不平等的殖民權力之下，進行各種接觸、壓迫、協商與交混，產生各種不同形式的種族關係。
　　
一九四八年法屬殖民地情報官員奧克塔夫．瑪諾尼（Octave Mannoni）出版的《普羅士佩羅與卡利班：殖民心理學》（Pro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一書，便已針對關於歐洲帝國下的種族關係提出理論。在這本書當中，瑪諾尼基於幼兒成長階段性人格發展理論，將殖民地心理學視為兩種扭曲人格的交會：殖民者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與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dependency complex）。在人格發展的過程中，依賴父母的孩童害怕受到父母遺棄，因而先發制人主動進行父母的遺棄，潛意識的罪惡感使其產生自卑情結。同樣地，殖民者離開本國到殖民地，也產生了遺棄的罪惡感與自卑情結。相對地，原始未開社會中的被殖民者則一直停留在孩童依賴父母的階段，維持部落中擬親子關係式的長老或祖先崇拜，沒有真正發展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殖民者因而藉由支配被殖民者，彌補其罪惡感與自卑情結，與依賴的被殖民者形成共生關係。 一九五二年，法屬馬達加斯加島出身的精神科醫師法農（Fran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一書當中，反駁馬諾尼的說法。他指出，歐洲人殖民者根本沒有自卑情結，他們雖然身為殖民地社會的少數，卻帶著優越感君臨大多數的被殖民者。同樣地，黑人被殖民者的自卑情結也並非如馬諾尼所言是一種先驗性的本質，而是在殖民地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下，受到歐洲白人的種族歧視，因而產生認同殖民者、自我否定的殖民地精神病徵。
一九九○年代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帶動後殖民研究熱潮，許多研究藉由歐洲帝國的歷史史料與文化生產，呈現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黑人／白人等二元對立的糾結複雜種族關係。瑪莉．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透過十八世紀中期歐洲人在非洲與南美洲的旅行文學與探險書寫，探討殖民地如何成為原本在地理、歷史上隔離的不同種族與文化之「接觸領域」（contact zone），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透過並存、互動、相互理解等實踐，建立各種關係。她以跨種族的商業活動與愛情故事為例，說明歐洲殖民統治過程中除了征服、改宗、領土占有與奴役等毫不掩飾的帝國敘事，還出現了基於當時歐洲平等主義（egalitarian）價值觀的「反征服」（anti-conquest）敘事，標榜歐洲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在經濟與感情上的互惠性（reciprocity），但最後都導向白人優越性與殖民地層序的再確認。
　　
後殖民研究者羅伯特．楊（Robert J. C. Young）的《殖民欲望：理論、文化與種族的混雜性》（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探討種族主義、性與欲望之間的相互建構關係。從他的探討可知，從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以來，歐美種族主義的建構便是奠基於對於「混雜性」的過度意識，尤其是對於跨種族性關係的跨界幻想。英國人提倡種族交混，以生產出能夠適應殖民地熱帶氣候的混血兒，卻又擔心這樣的交混會造成白人在種族上退化為土著種族。獎勵混血的主張看似開明，但真正的目的還是為了有效率地進行殖民統治。
　　
殖民史研究者安．史托蕾（Ann Stoler）針對歐洲帝國下不同殖民地的種族與性的互相建構性，提出先驅性的觀點。她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種族與欲望的教育：傅柯〈性的歷史〉與事物的殖民秩序》（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中，從殖民研究的角度重新閱讀傅柯的名著《性的歷史》。她批判傅柯的十九世紀歐洲中產階級自我系譜學將歐洲帝國邊緣化，進而提出，歐洲的性的歷史同時也是帝國下的種族主義歷史。她以荷屬印尼為例，援用傅柯的社會建構論觀點，分析歐洲本國中產階級男性如何透過被殖民者原住民、在殖民地出身的混血歐洲人、下層階級的歐洲人等國內外他者，生產出種族、性與階級的殖民論述與實踐，以建構其文明、道德與自律的自我認同。
史托蕾二○○二年出版的《身體知識與帝國權力：種族與殖民統治下的親近關係》（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以法屬越南與荷屬印尼為例，說明性的管理作為歐洲帝國殖民統治的重要環節，如何呈現殖民論述與實踐的內在矛盾。一直到一九三○年代以前，殖民政府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採取禁止歐洲女性移民，也不鼓勵歐洲人與被殖民者結婚，甚至禁止低層級的官吏或員工結婚。結果造成殖民地的歐洲人男女比例懸殊，與當地女性同居（concubinage）成為最普遍的兩性關係模式。由於同居對象的當地女性仍是僕人身分，可同時提供家事與性的服務，不僅減少這些低薪歐洲人的支出，也可協助他們在熱帶氣候與異國風俗下生存。這樣的異種族性關係在強化既有殖民階層的同時，也讓殖民地界線產生了不明確之處。尤其是，因而產生的混血兒在身體、文化感性與政治傾向三方面的混雜性，更對殖民地的種族二元劃分造成威脅。 在這樣的狀況下，歐洲人男性對女性被殖民者的性侵指控，通常會被視為出於雙方同意。相對地，男性被殖民者則被建構為具有侵略性，對歐洲人女性造成威脅，常遭受性侵的不實指控與處罰。然而，當事者的歐洲人女性也受到責怪，認為她們誘發被殖民者的欲望，沒有善盡守護歐洲家庭與中產階級形象的責任。 此外，歐洲人與家中僕人在生活起居上的密切互動，也成為受到關注的異種族關係。殖民政府認為當地人的奶媽、僕役對歐洲人或混血歐洲人孩童容易造成不良影響，必須透過「感性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培養孩童對於歐洲國族的認同。
歷史學者朱莉亞．克蘭西─史密斯（Julia Clancy-Smith）與弗蘭西斯．豪達（Frances Gouda）編輯的論文集《教化／家居化帝國：法國與荷蘭殖民主義中的種族、性別與家庭生活》（Domesticating the Empire: Race, Gender, and Family Life in French and Dutch Colonialism）當中，也以十九至二十世紀法國與荷蘭帝國的殖民地統治下的家庭生活場域為分析對象，藉由遊記、口述歷史、法庭紀錄、照片等歷史素材，探討種族論述如何透過家庭生活空間，與性別、親職等概念形成共構關係。這些研究顯示出，歐洲帝國透過不同種族的日常生活互動，將家長的溫和專制主義（paternalism）、母性主義（maternalism）等具有男性性與女性性（masculinity and feminity）性別意涵的意象，傳播到歐洲本國與海外殖民地，合理化其對於本國國民與殖民地被殖民者的支配。 論文集當中，莉塔．基普（Rita Smith Kipp）的文章〈解放彼此：荷蘭傳教士與卡羅族女性的相遇，一九○○─一九四二〉（“Emancipating Each Other: Dutch Missionaries’ Encounter with Karo Women in Sumantra, 1900-1942”）討論在印尼蘇門達臘島傳教的歐洲人新教徒試圖透過教會的教育活動，灌輸女性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與任務之西方觀念，卻發現在當地的卡羅族家庭與社會中女性具有崇高地位，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也並非絕對。
佩妮．愛德華茲（Penny Edwards）的〈女性化柬埔寨：一八九○年到一九三○年殖民地柬埔寨的小說、國族與同居〉（“Womanizing Indochina: Fiction, Nation, and Cohabitation in Colonial Cambodia, 1890-1930”）一文則透過二十世紀初期兩個柬埔寨的法國學者官吏的小說創作，討論殖民論述如何將柬埔寨女性建構為在地國族本質，避免法國男性與柬埔寨女性的通婚，以防止法國與柬埔寨雙方的民族血統與文化本質彼此污染而「墮落」。然而，將柬埔寨女性化的浪漫想像，部分來自於白人男性對於歐洲女性主義的厭惡，並與法國殖民母國本身的女性形象有所矛盾。 艾爾斯貝特．羅赫─施赫恩（Elsbeth Locher-Scholten）的〈雖近猶遠：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荷蘭的爪哇僕役殖民論述之曖昧性〉（“So Close and Yet So Far: The Ambivalence of Dutch Colonial Rhetoric on Javanese Servants in Indonesia, 1900-1942”）一文，則透過純種或混種歐洲人女性為了旅行者、剛來到印尼的歐洲人書寫的在地居家指引（household manual）與兒童文學，探討荷屬爪哇的歐洲女主人與爪哇人僕役之間既親近又遠隔的複雜關係。一方面，歐洲人殖民者在日常生活所有層面都需要依賴家中爪哇人僕役的服侍與照顧，並藉由這樣的物理與心理上的親近關係，掌控當地人僕役的他者性。然而，歐洲人同時又必須與家中僕役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持白人的優越地位。這樣的矛盾心理不但使得爪哇人僕役每天都要面對歐洲人女性雇主在態度上的反覆無常，看似親善的「家庭」修辭，其實將在地人僕役貶抑為需要歐洲人雇主教導的孩童，遮掩了殖民統治下的種族、性別與階級不平等。
綜觀以上，九○年代以降歐洲帝國種族接觸的歷史、文學與文化研究，試圖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白人／有色人種、西方／東方、傳統／現代等既有的殖民地二元對立，探討現代中產階級種族、性別與階級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觀，如何在帝國首都與殖民地的雙向互動下同時受到建構。這些研究具體顯示出，現代歐洲國家的國族認同建構除了受到歐洲國家間的競合與相互定位之影響，各國在海外殖民統治過程中與被殖民者的種族接觸經驗，也產生重要影響。 印度後殖民研究學者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主張，殖民地的權力整編目的在於殖民地「差異的支配」，與同時代歐洲本國民族國家式的「標準化的使命」有所不同。 然而，上述先行研究顯示出，歐洲帝國是在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縫合「差異的支配」與「標準化的使命」這兩種知識／權力形態，進行國族與帝國認同與主體的共構。基於這樣的認知，上述相關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關注到歐洲的國族、父權、性別與階級等制度、價值觀與權力關係如何透過殖民地統治移植到海外，歷經殖民地異質交混的過程後，再回流到歐洲。第二、考察的範圍從殖民地的學校、法庭等社會公共領域，擴大到通婚、孩童教養、僕役、奶媽等家庭私領域當中的種族接觸。第三、將殖民地種族關係視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雙向主體建構，釐清殖民地種族接觸下膚色、血統、語言、文化如何作為「差異」，被轉化為進化論的種族論述與權力關係。第四，藉由前殖民地時期的歷史、在地階層、階級與性別及殖民地權力之間的交錯，致力呈現從前殖民時期、殖民時期到後殖民時期，殖民主體建構與在地國族主義之間拮抗又共謀的複雜關係。
　　
羅伯特．楊曾指出，雖然殖民論述是由歐洲或歐洲衍生出來的勢力所造成，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地方的殖民論述都以類似的方式進行。我們在留意到殖民論述的內部衝突之同時，也不能忽略殖民論述在地理上與歷史上具有外部紛歧，無法以普遍的理論加以均質化。同時，為了抵抗殖民統治「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政策，並與其他地區的反殖民獨立運動進行連帶，關於殖民論述的討論必須同時兼顧理論的普遍性與地理歷史的特殊性。
本書討論的對象為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相較於遠渡重洋到其他區域進行殖民統治的西方白人帝國，日本帝國為黃種人國家對鄰近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在種族論述、種族政策、歷史發展、互動型態等各方面，具有其特殊性。明治日本透過與西方、亞洲其他國家的種族關係，建立其現代國族與帝國認同，與歐洲帝國也有所不同。日本透過明治維新全面導入模仿西方的制度、思想與文化，以避免成為西方帝國的殖民地，並在取得台灣等海外殖民地之後，強調自身作為亞洲國家，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殖民統治比歐洲白人帝國更具有優越性與合法性。同時，日本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與新成立的人類學學科，建構海外被殖民者為落後種族的刻板印象，以建構自身為現代「文明」國族的認同。
　　
舉例來說，一九○三年在日本發生的「學術人類館事件」，充分顯示日本現代種族論述建構的內在矛盾。十九世紀末期在歐洲國家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當中，日本的工藝品、服飾、建築等作為具有異國風情的展示品，滿足歐洲人的東方主義視線。不久之後的世紀轉換期間，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先後打敗中國（一八九四）與俄國（一九○四─一九○五），成為與西方帝國並駕齊驅的強國後，也開始舉辦博覽會。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至七月三一日，日本在大阪舉辦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由日本人類學創始者坪井正五郎（一八六三─一九一三）規畫設置「學術人類館」，展示愛奴人、琉球人、朝鮮人、台灣生蕃與熟蕃、台灣土人（即漢人）、馬來人、爪哇人、印度人、土耳其人等穿著傳統服飾的亞洲與非洲民族及其生活習慣。後來，這個展示在日本的沖繩出身者與朝鮮人、中國人留學生抗議下遭到取消。 由此可窺見，歷經西化的日本同時抗拒與複製西方種族論述，以西方帝國的種族歧視視線，看待其他亞洲或非洲種族（第一個人類展示出現在一八八九年法國巴黎的世界博覽會），將自身從被觀看的對象轉化為觀看的主體，以建構亞洲其他民族「他者」與自身的現代文明國族認同。

一出生便直接踏上報廢之路，我們如何在過剩世界中苟活？

時代的難民    低端的悲吟
被廢棄的物    被遺棄的人

社會學大師包曼為世代發聲的精悍力作
殘酷檢視資本主義之下消費社會的惡性反噬！

 【內容簡介】

我們的星球已經滿載。現代化催動了資本社會鋪天蓋地的消費浪潮。過剩的產出必然肇生報銷、廢棄的致命問題，從人群到物品，都逃不過這道反噬自身的詛咒。

當代社會學大師包曼在這本宣言式的作品中，深刻點出「人類廢品」的概念。「廢棄的生命」（wasted lives）可用以指稱「多餘的」人口、移民、難民、低端社群，它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也是追求經濟進步與文明開展時無法避免的副作用。現代化無限上綱式的全球擴張，造就了人口過剩、彼此傾軋的殘酷世界，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身處底層的「無用人群」被一股看似無形卻又處處抓牢的政經力量剝奪了生機與希望，在既得利益者眼中，這些剩餘勞力是他們安逸揮霍生活的威脅與恐慌來源。時代的難民沒有通行無阻的資格。一朝為難民，終身為難民，永無翻轉之日。在這座人吃人的星球上，現代人類不留喘息地消耗資源與濫用土地，逐日耗盡一切可用能源與容納廢品的地帶。從時間到空間，我們已所剩無多。

包曼在書中巧妙運用文學隱喻展開論述，輔以反映現實的報導數據，立足眼前社會群像，凌駕整座地球的宏觀視域，那是一張貧苦與奢華並現的蒼涼地圖。此書多年前即已預言荒漠，但人類邁向廢棄處境的頹殘步伐，卻踩踏得更為深重。哲人已遠，面對大師滿懷悲願的語重心長，即將成為「現代化棄兒」的我們，必須嚴正反思。警鐘已敲響，切勿拒聽。

【導讀、推薦】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 
>>>專文導讀

清華大學人類所助理教授／方怡潔
社會學家、作家／李明璁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秀華
文化評論人／陳景輝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趙彥寧
>>> 不廢不棄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大師包曼的殷殷警語】

―― 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所有人，在人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但大部分的人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出了這輛加速的列車：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持續，更別說永遠延續。今天那些有用而不可或缺的事物，除極少數例外，都是明日的廢棄物。沒有什麼東西真正必不可少，沒有什麼東西不可替代。萬事萬物自誕生之日開始，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每一樣事物在離開生產線的時候，都被貼上了一張「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標籤。

―― 多餘的人總是處於劣勢。假如他們想與現今這種被讚美的生活方式相符合，會立即被冠以傲慢、欺詐和厚顏無恥地要求不勞而獲的罪名，有時甚至會被認為懷有犯罪意圖。假如他們公開表示痛恨或拒絕讚頌這種富人享有、但對他們這些窮人來說卻是毒藥的生活方式，這很快又會成為「公眾意見」自始至終告訴你的一個例証：多餘人，不但是異類，而且是吞噬社會正常肌體的癌細胞，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所代表的一切」的不共戴天之敵。

―― 或許，存在著這樣一座天堂，在理智大道的盡頭，激情澎湃的愛守候在那裡。但是，走完這樣的一條大道，可能要花上一千年。在一步一步前進的同時，時間也在一年一年地流逝：這就是地獄。地獄會是通往天堂的康莊大道嗎？為了到達天堂，真的值得在地獄中待上一千年嗎？

 

作者簡介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二十世紀歐陸重量級社會學家，也是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最知名的理論家，對當代社會學與社會理論貢獻卓著。一九二五年生於波蘭猶太家庭，後遷往英國，在里茲大學長年任教。早年漂泊，形塑深刻多面的思考脈絡，衍生出獨具一格的「現代性」與「液態」概念。畢生關注現代性、全球化、消費主義、大屠殺等重要課題。

包曼著作等身，一生出版過數十本作品，皆擲地有聲，包括著名的「現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詮釋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現代性與矛盾心理》），以及「後現代性三部曲」（《後現代倫理學》、《斷片生活》與《後現代性及其缺憾》）。晚年思想更趨爐火純青，以「液態現代性」概念為核心，陸續密集出版《液態之愛》、《液態生活》、《液態時代》和《液態邪惡》等系列作品。

二○一七年，包曼與世長辭，享壽九十一歲。

譯者簡介

谷蕾、胡欣
中國譯者

 

目錄

導讀　被報廢的世界――齊格蒙•包曼「全球廢棄物理論」  宋國誠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起初是設計――秩序構建產生的廢棄物
   >> 附錄　關於講故事

第二章　他們是否太多？――經濟進步的廢棄物
  >> 附錄　論人類力量的本質

第三章　廢棄物堆積地――全球化的廢棄物

第四章　廢棄物文化
  >> 附錄　文化與永恆

 

第一章　部分試讀
 
抑鬱症是極為令人不快、苦惱，並使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一種精神狀態。但正如無數的報告顯示，對於在這個流動性的現代新社會所出生的新一代而言，抑鬱並不是困擾他們的唯一病症──儘管抑鬱症似乎並沒有、至少沒有像困擾他們這樣，影響到他們的上一代。「更多的失業體驗」儘管給人創傷、令人痛苦，卻不是帶給年輕一代壓抑的唯一根源。
 
那些生於二十世紀七○年代的英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被稱為所謂「X世代」（Generation X）。這一代人接觸到一些前幾代人不會了解的症候，這並不是指更多的，或者更劇烈、更令人痛苦、壓抑的毛病，而是指那些完全不同的新症候──也可以被稱作「特別的流動現代性」的疾病與痛苦。即使心理醫生和指定治療者（自然傾向使然）仍想當然耳地給出他們記憶中最熟知的診斷，使用他們受訓時最廣泛使用的醫療方式，這些症候還是因為一些新原因（有的新原因完全替代了舊的原因，有的是在舊有的原因上添加了新的因素）而給患者帶來困擾和痛苦。
 
現下最常見的論斷是失業問題，特別是對於剛從學校畢業踏入市場的新人口。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除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這些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前景十分黯淡。應付這種問題，目前最廣泛採用的解決方法是政府補助，這使得雇傭年輕人成為賺錢的買賣（只要補助存在）。同時，人們常常建議年輕人靈活一點，不要太挑剔；不要對工作崗位期望太高，一旦有了工作最好馬上接受而不是問東問西；把工作視為一種機會，趁它還在就要盡情享受，而不是把它作為「人生企劃」的序章，或者當作自尊、自我認定和長期安全保證之類的東西。

令人欣慰的是，「失業」這一概念包含了對於此症候的診斷和現存的最佳治療辦法，以及一系列為引導症候走向康復而進行的直接明顯的治療法。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字首「un」意味著非尋常。「失業」一詞是對於一種暫時、非正常狀態的稱謂，因此，這一症候從本質上來講是暫時的以及可治癒的。「失業」這一概念在語義學上承襲了一個社會的自我意識，即總的來說，它都將它的成員劃歸生產者，同時，它不僅堅信全民就業是一種值得努力和可成就的社會情境，還把它作為自身的終極目標。因此，社會也會把就業當作同時解決社會可接受的個體身分問題、穩固的社會地位問題、個人和整體的生存問題，社會秩序和系統性再生產問題的唯一關鍵。
 
正如齊格弗萊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所言，人類社會中充滿了「應當」（Sollen）──指一些「本身希望成為現實」的概念，即這些概念「先天
 
就帶有實現自身的衝動」。這樣的概念一旦「開始對社會產生影響」（儘管不盡成功，但它們積極地為之奮鬥），就「具備了社會學上的重要意義」。現代史與以往人類歷史不同的是，它將它的「應當」明晰地展示出來，並堅定地「向它們的方向發展」。再次引用克拉考爾：現代性具有「雙重存在」，它的方向是「那裡，而在那裡的所有一切只能在這裡找到其含義和歸宿」。
 
在現代史上，從沒有缺乏過這些「應當」。現代史本身就是一個生產「優良社會」範例的工廠。在點綴現代史的大小論戰中，最具意識形態特點的是發生在「應當」前線激烈競爭的「應當」之間的論戰。然而各種各樣的「應當」都同意，檢驗「優良社會」的標準是所有人都有工作的場所，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扮演生產性角色。現代史對於現存的一切都持批評態度，認為它們和「應當」差距太遠。現代史也正是在抗擊弊病和罪惡中發展進步，在其中，最關鍵的戰役針對的是努力消除工作場所的匱乏和生產性角色，以及扮演這種角色的意願之不足。

「過剩」這一個在「X世代」有生之年凸顯出重要性的概念是如此不同！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的字首「un」過去常常意味著對於常規的背離，如「不健康」（un healthy）和「患病的」（un well）。但「過剩」一詞並沒有這樣的意味。「過剩」不含有對於異常、病態、疾病發作或暫時犯錯的暗示。它告訴我們的是永恆性和這種狀況的平常性。它指明的狀況沒有給出一個立即可用的反義詞。它顯示的是現行常規的新形態，以及那些註定要來臨的事物的形態。
 
「過剩」意味著多餘的、不需要的，或者沒有用的──不管需要和有用指的是什麼，它都設定了有用和不可或缺的標準。其他人不需要你；他們沒有你的時候還能過得很好，甚至更好。對於你的存在沒有不言自明的理由，對於你有權留在這裡的要求也沒有合理的解釋。被宣布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因為你是可以被處理的人，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瓶，單次使用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者因為不合標準或有污染而被品管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過剩」和「拒斥」、「廢物」、「垃圾」、「廢品」，以及「廢棄品」，擁有共同的語義空間。失業者──即「勞動力儲備大軍」──的目的地是重新回到工作崗位，而廢棄物的目的地是被扔進廢品堆、垃圾場。
 
經常地，其實是常態地，人們把被宣布為「過剩」的人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來討論。他們需要被「給予」──給予食物、衣物和住所。他們不能自食其力──他們沒有「生存的手段」（主要指的是生物上的生存，針對因為缺少營養和住所而引發的死亡而言）。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正如這個問題的定義一樣，都是從經濟角度著手：國家提供的、立法核准或者發起的，並且對申請補助者進行經濟情況調查而確定的救濟（這些救濟多種多樣，但總是被委婉地稱作福利、稅收扣除、減免債務、補助、津貼）。那些對這種解決措施不滿的人也總是從經濟角度對此提出質疑（開頭總是問「我們能負擔得起嗎？」）──肇因於這種措施強加在納稅人身上的「經濟負擔」。

對於被宣稱為「過剩」的人群的資助，可能是永久性的資助（直白地說，即我們要接受這一事實：社會上永遠存在著一些多餘的人，他們有權擁有一些既不是他們創造、也不需要他們創造的財富），這種資助的需要僅僅是這些失業者對其他人和他們自身提出的問題之一。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它並沒有被充分地意識到並解──在地球上存在「社會」的地方，並沒有保留這些「人類廢品」（或者更確切地說，「廢棄人口」）的空間。即使生物生存的威脅已經有效解決，這一成就並未有效解決社會生存的問題。這種經濟解決方式並不能使已經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過剩」人口重新回到社會──如同將工業廢品貯存在冷凍容器中，並不足以使它進入市場成為商品。
 
不管從前歷代人所經歷的苦難多麼悲慘或者令人憎惡，「X世代」所體會到的這種「多餘的」感覺，這種意味著「社會性無歸屬感」的感覺，以及所有伴隨而來的喪失自尊和生存目標的感覺，還有對於這些即使現在還未到來、但隨時會變成他們命運的疑問，都是前代人未曾體驗過的。事實上，「X世代」有充足的抑鬱理由。他們不受歡迎，所受的待遇頂多是被容忍；他們被社會接受方（即那些具有社會所保薦的或可以容忍的行為的人）堅決地拋棄；他們被作為慈善和憐憫的對象對待（雪上加霜的是，他們還被認為不值得享有同情），得不到兄弟般的幫助；他們還被指責為懶惰，具有邪惡目的以及犯罪傾向──他們的確沒有理由將「社會」看作一個家，一個需要忠誠和關注的家。如同丹尼爾．林哈特（Danièle Linhart）──《失去工作，失去自我》（Perte d’emploi, perte de soi）的作者之一─所言：「這些男人和女人不僅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前途、他們的方向，以及他們對於把握生活的自信，他們還被剝奪了他們作為工作者的體面和自尊，以及那種自己是有用的並擁有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感覺。」既然勞動者的世界被如此公然地忽視，為什麼這些突然之間變得不合格的雇員們還要尊重這場民主政治遊戲？

儘管失業者在生產者（包括那些暫時「離開生產線」的人）的社會裡生活痛苦不堪，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卻是無可爭議和不可動搖的。在生產之戰的前線，誰會否定留存備用儲備以應不時之需的必要性呢？這些在消費者社會中無法履行消費義務的消費者不是很肯定。他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們已經被這城市中唯一的遊戲拋棄了，他們不再是遊戲參與者──也因此不再被需要。曾幾何時，作為一個可能的生產者，他已經滿足了加入生產者行列的所有條件。但承諾成為一個勤勤懇懇的消費者並要求成為消費者，並不足以使人加入消費者的行列。消費者社會沒有位置留給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無法履行義務的消費者。山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虛幻國》（Erewhon）中認為，只有「任何形式的厄運，或者其他人施加的虐待才被認為是對社會的侵害，因為它使人們聽來覺得不適」。「因此，失去財產被嚴厲地懲罰，其程度僅次於犯罪」。有缺陷的消費者甚至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被宣判為罪犯。
 
「X世代」比上一代人更明顯地呈現出兩極化趨勢，而分界線已經沿著社會等級向上。對他們來說，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者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需要學習和掌握以勉強度日的規則如此晦澀──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他們所有人，在他們每個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他們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而醫治苦痛的治療門檻又太高了，超出了大多數人可以觸及的範圍。現在只有高學歷提供給人們獲得尊嚴、穩定生活的小小希望（這並不意味著學位能令人一帆風順，之所以顯得如此，是因為高學歷目前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即使這樣也不太保險。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而大部分的人們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下了這輛加速的列車──而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X世代」的憂慮──這些過剩人口的憂慮──與上幾代人所經歷的和記錄下來的困難不同。他們遭受苦難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但這並非沒有先例。

自現代初始以來，每一代人之中都有時代的觸礁者──這是社會進步「附帶的受害者」。當很多人跳進這輛不停加速的列車並享受這趟旅程時，還有很多人（沒那麼狡猾、機靈、聰明、具有冒險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車輪碾碎，就是落在了後面，或者被攔在過度擁擠的車廂外面。在進步這輛車上，坐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納所有願意上車的旅客，而進入車廂的資格審查總是那麼嚴格；這也許正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將參與這趟旅程視為甜美的夢想。人們宣傳進步時總是說它能帶給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許進步──這一現代的標誌──真正的含義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斷減少的）人就可以使社會進步這輛列車運轉、加速、爬坡，曾幾何時需要社會大眾來協商、克服的事務，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決。
 
在這方面，「X世代」不是首先有理由抑鬱的一代人。但是使他們的困境顯得獨特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受（或者感覺自己好像遭受）挫敗或者被時代進步拋在後面。其次是散播於眾人之中的困惑、迷茫和疑惑。儘管有如許類似，儘管以往歷代人也有他們自身的困難，我們當代人還是本能地感到現在的困境和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我們越來越覺得過去醫治苦痛的特效藥現在不管用了。不管我們面對危機時處理得多麼老練，我們仍然不是很清楚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能缺少有效輔助我們思考解決問題方法的工具。
 
我們的父母輩和祖父母輩為人們加入社會並安定下來制定了些許限定條件。這些限定條件詳細分明，毫無疏漏，甚至對人們如何改進以適應新的形式都有了清楚的指示。這樣的社會在其對人們開放的入口處背面，即設有各種各樣關於人們職業生涯的軌跡。這些軌跡十分狹窄，沒有多少更改的餘地，更沒有留存多少冒險一搏的希望，這對於生性喜愛冒險的人顯得格外壓抑而不可忍受（佛洛伊德將這種痛苦狀態深化為一種著名的普遍理論，即文明註定導致不滿和精神失常）。但對於那些依舊需要可確保安全航行的可靠船隻的人來說，彼岸既不是謎團也不是痛苦抉擇；同時，航行的任務不會被不可勝數和無法解釋的危險困擾。那些操槳的人只需用力揮槳，「不折不扣地」執行航船的規則即可。

然而，今日的困境已有所變化：它們更加關乎目標而不會受制於手段。往昔那些被眾人詬病的規則已然瓦解──也將提振安全的信任感帶入墳墓。現今找到達成某些目標的手段，並牢牢將其把握，使其發揮最大功效，已不再是問題。問題在於目標並不明確（甚至帶有欺騙性）─目標既不穩固，也不可靠，或許在未達到之前就已瓦解，不值得人們長久地投入和奉獻。將人們納入既定航道並航行其上的規則也不再可靠。即使這些規則沒有一起消失，也必然會不知不覺地被取代。最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已經被社會排斥並確定為廢棄品的人，世上沒有一條清晰的引領人們重新成為社會正式成員的路途。同時，政府也沒有提供任何替代的、經官方認可，並在地圖上繪製的途徑，使人們可以遵循它（或者被迫遵循它）而得到某種替代的名分。
 
至關重要的是，儘管這些都發生在我們自家門前，我們卻無法利用自家資源或工具來避免它的危害。這不是一個暫時性滯歇，不是經濟過熱之後另一個高峰之前的低迷，也不是暫時性的困擾，只要我們對稅收、補貼、津貼或者刺激「消費型經濟復甦」的因素稍作調整，它就會過去，並「成為歷史」。看起來，這個問題的根源遠在我們所及之外。問題最集中的群集，即使在精密的軍用地圖上也找不到。

你是為了別人口中的意義而活，還是為了希望而活？
想要誠實地活，為什麼必然荒謬？
暢銷10年 名家楊照經典讀本
認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存在主義大師卡繆
華文世界最重要的深度解析
 
為什麼要認識「勇敢到近乎自虐」的存在主義？
為什麼到了今天，還需要讀卡繆？
從《異鄉人》到「荒謬三部曲」，
卡繆如何打破既有框架，詮解「荒謬」與「存在」，
為現代人日復一日的荒謬日常樹立不朽的靈魂典範？

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卡繆即為其中代表人物。相較於沙特的著作，卡繆以劇本、小說、論述等多重形式，開創別具一格的魅力，使他深深影響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風靡至今。

從卡繆知名作品《異鄉人》來看，他的思想體系最想要呈現的，就是「荒謬」。人的「存在」，常會尋找各種藉口，讓自己懷抱希望活下去──人因自由而活著，但關進監牢的囚犯還是繼續活著；人因財富而活著，但一貧如洗還是繼續活著──因此，在卡繆的觀點中，懷抱希望而活就是「荒謬」而非「誠實」的生活態度。那麼，人有沒有可能不荒謬地活著？沒有了藉口、沒有了希望，還能忠於自己的靈魂而活？

本書為台灣重要作家楊照評析卡繆的權威讀本，推出以來暢銷至今，全書以「荒謬三部曲」的《薛西弗斯的神話》、《異鄉人》、《卡利古拉》為主軸，從卡繆與存在主義崛起的歷史背景，到卡繆的荒誕人生，引領讀者一同進入「存在主義」的真正本質，是華文世界理解卡繆與《異鄉人》內涵最重要的一部文本。
 
◎「荒謬」的一個來源，就是人習慣性地依賴希望活著。希望就是我們最相信的謊言，有著最大的欺瞞、麻醉效果。

◎卡繆對薛西弗斯神話的解釋是：他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他就是個「荒謬英雄」，他的熱情與他所受的折磨都指向「荒謬」。

◎「存在主義」是個人哲學，非得要落在個人生活裡才有意義。「存在主義」追求的，不是answer，而是solution，處理的不是question，而是problem。

 

／名家讚譽

﹝台灣資深前輩作家 葉石濤﹞
舞鶴是台灣文學史中的一個天才型作家。他熟悉台灣歷史的變遷，台灣庶民生活中的禮俗文化、政治、社會等背景，正確地掌握了台灣歷代民眾的生活動脈。

﹝評論家 王德威﹞
舞鶴是台灣文學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他的寫作實驗性強烈，他面對台灣及他自己所顯現的誠實與謙卑，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為令人動容。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

﹝小說家 朱天文﹞
世間有純粹一詞，只是，有純粹之物嗎？
舞鶴純粹。只不過，純粹之人出現在眼前，大家倒不識。所以說，直信難有，如來難值。所以台灣文學，止於舞鶴。亦所以為什麼王德威說，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在這個意義上，舞鶴是我們的師兄。

﹝中國社科院台灣文學專業研究學者 李娜﹞
舞鶴以「田野」的雙腳感知島嶼上的未知土地，以手工書寫人心對自由的嚮往，以最無羈的聲音，追問歷史、社會、人性、欲望及其之於個體生存的意義。以一種永遠的批判立場，對台灣社會發出聲音──這是舞鶴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他的文學的隱喻。


／

舞鶴是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代表作家，《悲傷》收錄了他最具代表性的六篇中短篇小說——〈悲傷〉、〈拾骨〉、〈調查：敍述〉、〈逃兵二哥〉、〈微細的一線香〉、〈牡丹秋〉。初讀舞鶴的讀者，最好的起始點正是小說集《悲傷》，不僅文字好讀別具韻味，書中每一篇作品都代表了舞鶴不同時期的創作里程，並反映了台灣不同層面的社會、歷史現象。

寫作是為過去立下紀念碑的方法，舞鶴的小說，不僅為他自己立下個人生命的紀念碑，也為台灣文學畫下了重要的創新里程碑。

〈拾骨〉敘述一位多年為精神官能症所苦的男子，有一天亡母託夢，他發動家人為逝者撿骨。舞鶴對台灣俚俗眾生有深刻的觀察，勇於指出生命不可思議的矛盾與荒唐；故事的高潮是敘事者悼念亡母之際，突然有了性的衝動，因而脫隊去尋歡……愛欲與死亡，悲傷與悼念，〈拾骨〉提供了我們一個詮釋、治療創傷（trauma）的詭異出口。

〈悲傷〉寫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異想世界，這位精神創傷的男子，狂野不羈、招人誤解卻又引人悲憫。他生命中的悲傷、文末展演的那場死亡嘉年華，無不觸動我們內在深處的「悲傷」情懷，令人動容。

〈逃兵二哥〉寫國家機器——軍隊——如影隨形的控制，任何逃兵都無所遁逃，這猶如卡夫卡式的「家常化」恐怖感，讓人印象深刻。

〈調查：敘述〉寫二二八事件為受難者家屬所帶來的無盡壓力。調查者與報告者一起發明過去，遙擬悲愴；「調查」與「敘述」不只是情治單位監視民心的方式，也是事件倖存者向自己餘生作交代的必然宿命。這篇作品被喻為有關二二八歷史事件的短篇文學傑作。

〈微細的一線香〉白描一個家族頹敗的必然，臆想倫理傳統的絕境；愛恨交加，若斷若續，充滿憂鬱頹廢風格，彰顯了舞鶴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主義並行不悖的絕妙創作手法。

〈牡丹秋〉處理一段春夢了無痕的戀情，原是通俗的題材，舞鶴寫來，卻憑添一種存在主義寓言色彩。他描述孤絕的生存環境，曇花一現的人間情義，捨此無有退路的意義追求，別具韻味。


舞鶴說，他的每一篇小說好像是一段時間的小小紀念碑。〈牡丹秋〉是六○年代大學時期的紀念碑。〈微細的一線香〉是府城台南的變遷之於年少生命成長的紀念碑。〈逃兵二哥〉是當兵二年的紀念碑。〈調查：敘述〉是二二八事件之於個人的紀念碑。〈拾骨〉是喪母十九年後立的紀念碑。〈悲傷〉是自閉淡水十年的紀念碑。

王德威在《悲傷》序文中有言：「舞鶴的每一篇作品都處理了台灣歷史或政治的不義層面，但每一篇作品都有令人意外的曲折……」這位當代台灣最具原創風格的作家，為他自己、也為台灣文學，留下了無可取代的生命書寫瑰寶。
 

 

作者簡介

舞鶴
台灣台南人，當代台灣重要的小說家。作品深具原創性，開拓了台灣小說風格書寫的新紀元。著有《悲傷》、《思索阿邦．卡露斯》、《十七歲之海》、《餘生》、《鬼兒與阿妖》、《舞鶴淡水》、《亂迷》。

二○一一年，《餘生》法文版Les Survivants由巴黎ACTES SUD出版公司出版；二○一七年，英文版Remains of Life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

得獎紀錄：吳濁流文學獎、賴和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台北文學獎創作獎、東元獎台灣小說獎、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二○○○年最具影響力好書、金鼎獎優良圖書推薦獎等。


相關著作:《餘生》

 

目錄

新版代序：就是要這樣第一次就一口咬住／舞鶴
初版推薦序：原鄉人裡的異鄉人——重讀舞鶴的《悲傷》／王德威

悲傷
拾骨
調查：敍述
逃兵二哥
微細的一線香
牡丹秋

初版後記
舞鶴創作年表
 

序

初版序∕ 原鄉人裏的異鄉人——重讀舞鶴的《悲傷》／王德威

    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意識」成為我們美麗島上的熱門戲碼。不論是政治權力的變動，還是文化資源的消長，無不以呼喚原鄉，尋回主體為命題。歷經四百年的浮沉，這座島嶼彷彿蓄積了太多的義憤與悲情，迫不及待要向歷史討回公道。一時之間，文學界也如響斯應。為舊台灣平反，為新台灣請命，千言萬語，成為世紀末大觀。
　　然而跨過了千禧門檻，回顧過去十幾年台灣論述及台灣想像的轉折，我們不得不警覺它的局限。尤其當原鄉的呼喚成為原道的使命，主體的追尋成為主義的崇拜時，「台灣」所象徵的源頭活水意義，已經打了折扣。島上的激情與喧囂如今仍然方興未艾，未來的動向更不見明朗。我們將何去何從？
　　靜下心來讀讀舞鶴吧。眼前高談愛台灣、關心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的正是大有人在，但讀過，或聽過舞鶴的又有多少？這位作家出身府城台南，過去二十六年來漂流南北。他身無長項，唯一的寄託就是寫作，但其間有十三年之久他卻隱居起來，未曾發表一字。寫或不寫，還有寫什麼，怎麼寫，於他必定是艱難的考驗。舞鶴筆下充斥被國家、政治機器斲傷的生命，沒有前途的慘綠少年，沉迷異色戀情的男女，黯然偷生的原住民，還有憂傷的、躁鬱的尋常百姓。這些人物多半來自中下階層，他們的癡心妄想，喜怒哀樂，構成台灣庶民社會的異樣切片。
　　這樣的人物及其衍生的故事，其實也曾出現於鄉土文學中。不同的是，舞鶴從頭就拒絕簡化他的立場；他既不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廣施同情，更不承認苦難就必須等同於美德。與主流的原鄉作家比較，他毋寧是極不「政治正確」的。但也正因此，他引導我們進入一個複雜的台灣視野，在在引人思辯。我在他處（《餘生》序論）曾藉舞鶴的作品〈拾骨〉加以發揮，稱他為「拾骨者」。舞鶴探究歷史創痕，剖析人性糾結，尋尋覓覓，儼然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死角裏，發掘殘骸斷片，並企圖與之對話。經由他另類的「知識考掘學」，已被忘記的與不該記得的，悲壯的與齷齟的，公開的與私密的，性感的與荒涼的，種種人事，幽然浮上檯面。這是舞鶴敘事的魅力，但也更應該是台灣桀驁的生存本質。
　　舞鶴是台灣原鄉人裏的異鄉人。他是原鄉人，因為他念茲在茲的總是這塊土地上的形形色色。他又是異鄉人，因為他太明白最熟悉的環境，往往存在著異化或物化的最大陷阱。我使用「異鄉人」一詞，聯想到的是卡繆（Camus）半個多世紀前的名作《異鄉人》。舞鶴特立獨行，擇荒謬而固執，何嘗不是你我眼中的頭痛人物。但他顯然有意以他的生活方式及文學寫作，嘲弄、批判我們居之不疑的信念及墮性——他強迫我們與他一起「拾骨」。

　　舞鶴早在一九七○年代中就開始創作，而且一鳴驚人。〈牡丹秋〉（一九七四）處理一段春夢了無痕的戀情，原是通俗的題材，舞鶴寫來，卻憑添了一種存在主義寓言色彩。他描述孤絕的生存環境，曇花一現的人間情義，捨此無有退路的意義追求，也透露他私淑現代主義的痕跡。另一方面，〈微細的一線香〉（一九七八）白描一個家族頹敗的必然，臆想倫理傳統的絕境，則彰顯舞鶴揮之不去的鄉愁。愛恨交加，若斷若續，由此而來的一股憂鬱頹廢風格，反而猶其餘事。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主義在他的創作裏並行不悖，已經在他早期作品中可以得見。
　　八○年代的台灣，各種運動風起雲湧。舞鶴反而隱居起來，不事生產。逆向操作，似乎一向是他的特色。十三年後，他再度出馬，一連串的小說如〈逃兵二哥〉（一九九一）、〈調查：敘述〉（一九九二）、〈拾骨〉（一九九三）、〈悲傷〉（一九九四），都廣受好評。之後他再接再厲，並兩度進駐原住民社群，寫出《思索阿邦‧卡露斯》（一九九五）及《餘生》（二○○○）兩作。前者見證魯凱族屢經遷徙所產生的傳統絕續危機，後者探堪泰雅族涉入的霧社事件，及其歷史、記憶的紛亂線索。就事論事，誠懇實在，讀來反更令人觸目驚心。
　　舞鶴也寫了其他小說，如《十七歲之海》（一九九七）、《鬼兒與阿妖》（二○○○）等。觸角及於情色生活揭祕，還有它的倫理辯證。舞鶴有意根據他的「田野調查」，重畫欲望烏托邦（或無托邦）的界線。他未必有驚世駭俗的意圖，卻畢竟因為立論的特異，達到驚世駭俗的結果。如此看來，舞鶴是偏執的，也是世故的；是天真的，也是憂傷的。
　　初讀舞鶴的讀者，最好的起始點正是小說集《悲傷》。這本小說集包括了前述舞鶴早期的二篇作品，以及九○年代的〈悲傷〉、〈拾骨〉、〈逃兵二哥〉、〈調查：敘述〉等。顧名思義，這不是本快樂的書。然而舞鶴既然從不按牌理出牌，他的部分作品即使在描寫生命最慘淡的時刻，也能讓我們睜大眼睛，有了紛然駭笑的衝動。〈拾骨〉中的敘事者多年為精神官能症所苦，委靡不振；忽一日亡母託夢，他於是發動家人為逝者撿骨。由此舞鶴寫出台灣殯喪事業的光怪陸離，令人哭笑不得。故事的高潮是敘事者悼念亡母之際，突然有了性衝動，因而脫隊尋歡去也。愛欲與死亡雙效合一，這位敘事者終於在一個妓女的大腿間，完成了他孝子悼念亡靈的儀式。
　　我仍然記得初讀此作的震憾。舞鶴不只對台灣俚俗眾生有深刻的觀察，也更勇於指出生命太多不可思議的矛盾及荒唐。我們怎樣面對悲傷，如何在記憶的殘骸中拾骨，總是舞鶴的關懷所在。但相對一般涕淚飄零的公式，他的立場是：至慟無言，可也無所不能言吧。像〈拾骨〉這樣的小說，其實提供我們一個詮釋、治療創傷（trauma）的詭異出口。
　　其他的作品中，〈悲傷〉寫精神病患者的異想世界，如此狂野不羈，卻又如此委屈、招人誤解。〈逃兵二哥〉寫國家機器——軍隊——如影隨形的控制，使任何逃兵都無所遁逃。〈調查：敘述〉寫二二八事件為受難者家屬所帶來的無盡壓力。「調查」與「敘述」不只是情治單位的監視民心的方式，也是事件倖存者向自己餘生作交代的必然宿命。每一篇作品都處理了台灣歷史或政治的不義層面，但每一篇作品都有令人意外的曲折，於是〈悲傷〉有了死亡嘉年華式的歡樂，〈逃兵二哥〉發展出卡夫卡式的「家常化」恐怖感，而〈調查：敘述〉中的調查者與報告者竟一起發明過去，遙擬悲愴，合作無間。
　　舞鶴曾經寫道：

　　每一篇小說好像是一段時間的小小紀念碑。〈牡丹秋〉是六○年代大學時期的紀念碑。〈微細的一線香〉是府城台南的變遷之于年少生命成長的紀念碑。〈逃兵二哥〉是　當兵二年的紀念碑。〈調查：敘述〉是二二八事件之于個人的紀念碑。〈拾骨〉是喪母十九年後立的紀念碑。〈悲傷〉是自閉淡水十年的紀念碑。

　　寫作是為過去立下紀念碑的方法，但誠如舞鶴在《餘生》一再強調的，他的碑失去了史詩的、英雄的意義，充其量是「餘生」紀念碑。舞鶴的寫作實驗性強烈，未必篇篇都能成功。我卻仍然要說，他面對台灣及他自己所顯現的誠實與謙卑，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為令人動容。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內容連載

悲傷
 
我心深處剖開馬路
 
我「讀大冊」的最後一年，搬到淡水小鎮住在一棟學生公寓的陽台閣樓，打開向西的一扇門是整片的藍海雲天，遠望出海口洶湧的浪像被什麼擋住，互相推擠成一線白濤。據說是與「紅毛」戰爭時，我們智勇雙全的祖先在那裏自沉了幾艘滿載石塊的船，以阻止敵人戰艦的錐頭直戳入我們的內海；也據說由於這幾船石塊，商船再不能直駛到媽祖宮前，它們轉至新興的海港基隆去下蛋，媽祖宮的香火蕭索下去後來被落鼻祖師取代了興隆。聽慣了人間世的爆噪，每當夜深末班客運車掠過後，我面對暗灰青的海口，仔細聆聽遠方海潮被阻于那一線白濤，不斷的潮騷中會有片刻的寧靜；我感覺那片刻的停格是亂恣橫暴中的永恆，這永恆可以慰我心靈的潮騷，至於小鎮的歷史滄桑得失就不是那麼緊要了。——我聆聽這永恆將近三年。其間每年二月和十月，我在陽台閣樓坐看落日正中沉下海口，可惜「紅圓」沉沒的瞬間從沒有預示給我們西方極樂世界的海市蜃樓；我並不為未現世的海市蜃樓而失望，我大約認知「淨土就在現世」這樣的觀點，但我仍感到無以名之的憂傷。我習慣在海潮的寧靜中入睡，朦朧中有一艘艘舢板舟出海的噗嗚。
 
某日早晨，被轟隆夾著吱怪的響聲驚醒，我懶得下床心想是某家瓦厝又被摧毀成就鋼筋樓房；但那隆轟聲連續了幾日，其中又雜著「碰」「碰」的巨響，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倒屜尋出來一對海綿耳塞，那吱隆聲似乎就在床下近處，因為它的超貝斯音爆穿破耳塞還將它震了出來。大約是第五或第六日吧，我只著內衫褲踅過陽台向山坡的那面，低頭一望：兩輛怪手推土機外加三輛貓仔運土機，還一只大鐵球來回晃著每一晃去便命中一壁瓦厝殘牆。我趴在陽台垣足足迷糊了十幾分的久，心想他們到底在幹啥麼呢，又鏟山壁又毀成排瓦厝；我回屋內泡了一杯救命濃咖啡，回去趴在陽台直到正午秋老虎，我才想通：完了，是一條新馬路，——就在這裏。我眺見斜對山坡綠林間「鬼屋」的台階上矗著那個黃髮老外，彷彿他鼻頭懸空浮在馬路山溝的泥巴上，我看不清楚也曉得他的眉頭皺得有新削下來的壁褶那樣的深。

我必須找個人說說話，免得被那吱怪聲絞碎腸子。我帶了剩半包的文山茶，顛跛過被鏟成陡壁的邊緣，去跟鬼屋黃毛說「哈囉你好」同時奉上包種茶。黃毛的「中國女孩」沏茶出來，我們坐在千年老榕樹下，眼看觀音山水，耳聽近處鐵球擊著這裏那裏的碰壁聲。黃毛說他想不透「這樣山水中的台灣人怎會變成這樣？」他把「變」發音成「貶」；黃毛自豪說在他們的國度如果有這樣的山水那麼任何的人文景觀都是為這山水而存在的。黃毛吝用「美」這個字眼，他到台灣來是專研道家符籙學派的，顯然道家「守拙」的思想讓他說不出口「這樣美麗的山水」。不過道家喜陰靜，黃毛說這馬路一開鑿他就像被怪手的爪子紋身一般終日渾不自在，他打算搬去道家大本營府城台南，煩請我照顧鬼屋一陣子。我心想照顧鬼屋容易，只要晴雨不論記得來下糞就是；我豪爽答應黃毛，黃毛感嘆「你們台灣人真是能耐吵鬧」，他黑枯瘦的女人笑開一朵糖酸仔花不知為啥高興？

我在號稱「古劇場廢墟」 的圓栱柱下，坐看午後三時雲霧罩起觀音的鼻頭。臨時我想到當此時蟄在肉桃樓仔厝的流氓博仔不知在忙些什麼。流氓博仔是我在河堤閒逛時彼此投緣相識的，他說我倆有一種共同的氣質：「努力做個無用的人。」流氓博仔的妻是少見高頭大馬型的女人，大概當年博仔的流氓氣勢壓了她貫了她；婚後流氓丈夫長年坐罐時，她是頭一個敢在七○年代末的河堤擺烤魷魚、小卷攤子的婦人。坐罐回來，流氓博仔長久借住屋頂長草的「白樓」，因為他出罐直直上馬未成被馬腿踢落妻家門外渾身筋骨不知疼了幾多日；我安慰博仔說，據我考據他妻可能是在地平埔格蘭族的後裔，那馬腿不是漢族中看不中用的鳥仔腳，「哦，是鵝卵族，」博仔也就難怪他妻有那樣大的氣力了。——轉入巷內坡道，就看見博仔蹲在肉桃門框下，鳥仔腳邊散著幾尾魚，手中把著柴刀剖著魚的肚，「嘖嘖看這頭一批提早來送死的——」他眼簾未抬便曉得是我某某人的來到，聽說是多年蹲罐練就的功夫，他一例吩咐人家自己倒酒喝，他要「專心一志剖了結束管區太太孝敬的白腹肚。」我品著他妻唾液做的糯米酒，眼看他橫柴開肚，一隻怪手指伸入去扒出唏哩嘩爛的順手一甩剛好落在一隻白肚黑鼻貓的嘴鬚下；流氓博仔嗜喝這「鵝卵族的米酒頭仔」，致使他甘願放棄「江湖一尾龍」的生涯守在這古樓破厝，他妻供應他每日兩瓶，只要他不常去河堤丟人現眼、亂摸女兒。

待到啜了七八口酒後，我才慎重的談起今日早起的大發現。流氓博仔把柴刀往褲帶後腰一插，雙手拎起魚尾魚頭掗進圓栱廊下的大雜鍋，我跟著移坐到大鍋旁，看他比基尼打火機幾度打火取火才燃起鍋底的炭爐。為了強調我的發現「之的重要性」，我姑且發明同時援引「留台學人」道教子黃毛的論證：——清水街就不用說了，像重建街的百年民房，屋底都是生了根發著芽莖的，有根有莖就有神氣，現時把它神鏟了馬路開通也不得神平安；何況大屯山的熔岩養就的小鎮五隻老虎，中央最大的一隻如今被馬路剖了肚，小鎮的明天還有生氣嗎啊呢？我看流氓博仔的眼神牢牢守著他的長年鍋不禁就有氣，還陰陰笑著哼起歌詩來：「白腹剖肚來開路／開給啥人來走路／等到覺悟自己破肚／已經剖到腳 （屁股）後伊條路」。𡂿呵這流浪詩人江湖大歌手他博仔歌聲鳥鳥間就大口吞了一碗酒，說他「不用讀冊」也能夠一世人「包飼包吃」我的發現之的重要性，不過他要我暫且放下我已經過時的大發現，他要帶我去親目發現「現此時正在進行的」這樓仔厝的大祕密。他右手按著腰臀柴刀足尖蹬到樓梯口同時左手比了個曖昧的手勢，——我即時將自己的拖鞋底裝上消音器。
 
天光從圓栱方窗的草尖洩入來，恰好讓我們窺到：一隻荔子小的奶子，被一隻中指套著印章金戒指的大手揉著；流氓博仔細聲「解讀」說是隔壁厝賣魚丸名家的親戚，逢陰曆十五六河水大漲潮時必來這裏搓奶；奇的是，那奶逐漸腫成桃子大，再一會功夫，果然飽到像門嵌頂的火燄形，——男人禁不住就在奶坡射了精熔岩一般流燙到我的臍孔。「到今日你究竟明白了吧哈，」博仔同我蜲下樓梯：那富貴人家的肉桃因營養過剩，定時要發出「偷人」的火燄，在彼時點煤油燈的大街暗街尤其明顯，大漲潮的因素之一聽說是來自這火焰尖端那點輻射出來的吸引力；可惜，「那肉桃焰奶嗜精，」精子待不到射在「沒有光的所在」，因此世世代代生不出個像樣小孩，「富貴春受天祿」因此敗了家。

流氓博仔捨不得不教我絕招：他用練了多年的鐵砂掌搓著屌支，在日光斜西的前庭，對著門栱上的肉桃發出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淫喚聲。我乘他恍惚之際溜了出來，站在廢墟邊緣又看了一會大鐵球擊碎兩個嵌著苔綠色葫蘆形陶甕的六角窗，想像著那剖肚白腹的滋味。隨後，我上到鬼屋下糞，屋內無人聲，想必黃毛已攜眷南下；我之所以急于下糞鬼屋，一來是持續供給鬼屋真實的人氣，營養它以免它的日式屋頂垮了下來，二來我住的學生公寓時常壞了馬桶。現在那水熔的騷燙下到我臍孔一寸之處；當我蹲下來，自月眉窗望見黃昏帶霧氣的觀音山水時，我暗下決心：在馬路剖穿之前，我要離開這傷心的小鎮。——雖然其後，我整整住了十年。
 
你游向「紅圓」，為啥又折了回來
 
你凝視著「紅圓」；在紅圓貼到海面的瞬間，你划動浸在海水中已三小時多的手腳，奮力游向紅圓。我坐在陽台閣樓凝視著「紅圓」見到你眼瞳中那團映自紅圓的火炙的熱，你繼續划動幾十下後，那火熱熄到只剩一點暈紅，在紅圓將沉沒的前刻，你停止了擺動，浮在暗血色波漣裏；在紅暈微光中，我見你眼瞳罩滿水霧色的茫迷，隨後便在夜暮的海茫灰中失去了你的蹤影。——直到多年後，我才知道：你意識到自己永遠趕不上「紅圓」的剎那，你愣了片刻，決心划向相反的方向，在紅圓的餘光中你奮力游向暗灰。

四個小時前，你在屏東大武營基地搭上飛機，是傘兵例行的空降跳傘訓練。有人許願空降到大都市的酒池，有人許願掉到他假日常去的肉林；你是海邊庄腳出來的子弟，你只願空降到指定的地方，回去馬上有六人一桌的晚餐吃，飯後最好不要有什麼勤務，你可以散步到營區一角吹海風吸支菸。「總有一天會出狀況」的教練機選在今天出差錯，突來的落山風帶來霧塵，離陸地好遠便要求緊急降落；輪到你跳時可以看到海面的浪波沫，你按照學習手則張開傘來，同時你看見至少三個兵直接跳水入海去。你不愧傘兵吊在天空至少六七分鐘吧，你沒有注意到教練機是否衝向海面或者還有能力消失在遠方；一直到現在，你不清楚當時的景況細節，譬如那架教練機的命運，沒有人告知你，你也想不到問起。機上十八名傘兵中，你是唯一獲救者：一對黃昏後流連海灘的情侶，從廢棄碉堡的鎗眼瞥見、幾度忙中幾度瞥見後才確定是人一樣的東西癱在潮水中。海防部隊來了幾個人，栱豬一樣抬你跑過沙灘，聽說你當時張不開鹽漬的眼睛，只喉嚨發著「幹嗯嗯嗯」「幹嗯嗯嗯」的哼聲。
 
在軍醫院的病床間遊走時，你常這樣介紹自己：「我是自己幹回來的。」那些在庄腳做田、做魚塭的父祖們自小訓誡你：「要做個會幹——的人。」像這回，如果你回不來永久蟄在那海茫茫中，那你就是「不會幹的人」了。「幹你祖外媽咧我是自己幹回來的，」逐漸這裏那裏都聽到你「幹來幹去」的聲腔。你是憑著這種「幹人」的氣力一路「幹」著游回來的，顯然回不來的多是都市子弟，既不懂「幹」的道理也沒有「幹人」的力氣。不久，醫院上下都傳說有一位從鬼門關「自己幹回來的人」；你愛散步去看院內死角的犯人兵，三四個腳鏈手銬挨著鐵柵跟你搭訕的都尊稱你是「自己幹就會轉的人」，當你將菸屁股穿過柵條塞入他們的唇孔時，對方眼瞳中不同尋常人的火燄在你的「海湧厲火」的逼視下當場紛紛熄了三四分不止。

「幹你娘我是自己幹回來的人」這句話傳到精神科某個醫生的耳膜。他藉著例行巡視的機會，觀察了你一陣子，還跟蹤你去角落小軍監看你和犯人兵隔著柵縫眉來目去。你說海水的冰冷可以一秒鐘內凍死翹翹剛從騷熱的女 拔出來的燒屌，那胸溝刺青著愛的女羅剎的流氓兵譏說你那支不被凍成爛香蕉乾啦，你即時現出屌鞭教示大家：——冷凍不怕過頭冷凍過頭的反而激起牠內裏的火山熱，如此冷熱交加鍛鍊成就你千載難逢的肉棒。醫生回到精神科還聽到那肉棒擊打在鐵柵條的吭噹、吭噹；他在吭噹響中思索你所以接近乃至親近犯人兵，若不是由於異質的好奇，便是同質的吸引力，——醫生判斷是後者。他吩咐護士要你明早來精神科掛診。
 
精神科醫生擬了幾道題問你：(1)你漂流海中時，你害怕嗎？害怕什麼？(2)你是否希望即時獲救？若是沒有，你會不會對什麼感到失望？(3)你自己游了回來，你為自己的精神和肉體的毅力、能耐感到驕傲嗎？(4)在那幾個小時的苦難中，你的心靈受到傷害嗎？譬如說一種被遺棄的感覺。(5)於你的未來，你抱著樂觀、進取的態度嗎？醫生給你一張桌要個實習小護士監著你，因為臨時小軍監那裏有兩個兵拚命對撞著額頭。你用刺毛蟲般的歪膏字寫下答案，同時一隻眼睛不離開小護士的肩鎖骨溜下來滑到衣釦的交叉間：(1)我害怕大白鯊咬了我的大卵巴。(2)我知道他們不會來救，快到晚飯時間大家等著吃晚飯。我爸常說，「吃飯皇帝大。」我長官三番五次訓我們，「吃飽好幹事——先吃飽飯。」失望就是希望嗎？(3)我已經公開說過多少次凡人都曉得「我是自己幹回來的人」啦。(4)我習慣了就好的苦難心靈也會受到一般傷害嗎？(5)「樂觀、進取、奮鬥救中國」。醫生回來時，你剛好用眼力剝開小護士的第一粒衣釦。在整個醫生閱卷的光陰中，你的手指都在桌下掐著伊的肉小腿。醫生吩咐將你的病床轉到精神科；你目視小護士的小腿印著你的指甲印，「印章一蓋肉就到口囉，」你很得意的對醫生說，「好吃。」當時醫生正埋頭開出你平生第一張精神病藥單。

你到精神科的第一件事便是統一了精神病床的收音機頻道，大家只能聽一個空中再會的女人用「極其溫柔」的聲腔向遠方的人們說些他們不能公開聽、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在聽的話，還不時插播一些代號×××××，然後指示一些大家莫名其妙的東西。若是有人錯了頻道，無論午夜或正午，你那隻扒過十萬浬海水的巴掌即刻巴到他腦瓜上；你私下跟小護士說明這是治療精神病的偏方之一，「統一以免錯亂。」此外，你規定三不五時病人要向你「報數」，精神科十二張病床睡了十床九床是病號，你編號1到9，隨時你發令「報數」：123456789九床少不了一床，那就哪怕他精神病發到哪裏去。你殷殷告誡諸鄰床：你是空降不死功在他黨國的，臨時委任你特派到此監察這批頭殼壞去的，不久黨國就要有樣學樣發動全島學習你這種「自己幹回來」的精神，到時你就必要遊行全國去讓人家看模特兒。小護士對你心酸酸到大腿骨，她悄悄自己吃了醫生開給你的藥，只保留無害的維你命丸餵你吃。

某日，一位陌生的輔導官來到病床，命令你立刻打包，拿出一張公文紙在你目前晃了幾晃：「因意外受創，機能損傷，已不適服兵役」等等、等等。你緊緊捏著公文紙研究再研究，還是小護士紅著眼眶幫你打了包，輔導官即刻押著你起行，你堅執著那紙公文不放，也不接手自己的包包，最後那官嘆了一口氣咒了一聲什麼接過包包甩到肩後，一手推著你出了小門大門，你捏著公文紙的手把紙張抖得像秋雞振翼拍翅的響，遮了小護士變了嗓調的叮嚀再叮嚀。當日黃昏，轉車回到故鄉蚵寮，公文紙塞到老爸膝間同時你翻身衝出門外；那輔導官訴苦說，「也不知道在害怕什麼，我說你故鄉的海水到了，他看也不看，——我用大腿壓住他一隻腳，怕他臨時跳車躲到哪裏去。」入夜，才發現你跳到磚瓦屋頂，像一隻蟾蜍守著家屋，屁股朝海面向內陸；家人說各種話哄你下來，你無話無吃蟾蜍一隻堅持守夜勤務。隔早起，庄內的人都來探望，有人說要是掛上金牌那不就是財神童子化身金蟾蜍了嗎？要是金牌滿掛甚至全身鍍金那整個庄不就要發了嗎？可惜你連蹲三夜金牌還上不了身，聽說是高雄大銀樓派來量身訂做的人迷了路找到蛤仔寮；第四日黃昏，後鄰叔公看不過拿了竹排用的長篙捅了一下你屁股，你吃了一鼻嘴泥土才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

好評推薦——
宋怡慧（作家、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徐秋玲（北一女國文教師）
蔡淇華（作家、教師）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人生自古誰不廢》作者）
（依姓氏筆劃排序）


是一本構思非常新穎且與生活情境結合的成語書！
——徐秋玲

作者對國學的廣博知識，以及詳細解說典故時活靈活現的文筆，都讓人感到十分愉快！講解古典文學中的愛情，更是融古貫今，相當精彩！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


就地取材表情意——禮輕情意重「投木報瓊」
古代戀人贈送定情禮物重視的是情意，而非禮物的價值有多高貴，只要有愛，一支茅草都能讓對方欣喜無比。
 
林子裡的愛情故事——約會聖地「桑間濮上」
每年春天，農曆二月時節，視祭祀與繁衍為重大要務的周朝政府會舉辦相親大會，無論男女，只要看對眼，就能手拉手去旁邊的樹林約會。
 
思念是一種病，生而死又復生——病相思「人面桃花」
即使愛情不可靠，但卻讓世間男女為之瘋狂、朝生暮死，一如《牡丹亭》的杜麗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一見傾心、桑中之約、采蘭贈芍、山盟海誓、黯然銷魂、魚傳尺素、琴瑟之好……

國學歷史名家王立群，結合時政和當前社會熱點，以廣博的學識和生動的筆觸，從上百個與愛情婚戀有關的成語，暢談其中的人情事故及隱含的文化精粹。
 
從邂逅、定情、熱戀，到相知相守、白首偕老；從相思、離情、分手，到愛入歧途、相愛不能相守……王立群暢談藏在成語裡的人情義理，以及古典時代的純粹之愛，帶領我們回歸到最私密的雙人世界；把短短幾顆方塊字，耐心打磨成顆顆閃耀的明亮珍珠，串成一條條優雅、精緻的愛情項鍊，重溫純情年代的本貌。

全新視角，夾古敘今，王立群展現智慧觀察與理解，既介紹了成語背後的故事，又引領我們重回古典純粹的深情時光，讓我們讀成語同時也學處世。

 

作者簡介

王立群
山東新泰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史記》研究會」顧問、「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

身為「百家講壇」史記新詮第一人，他善於以說故事的方式解讀《史記》，讓歷史閱讀更為普及，因而成為「百家講壇」裡，最受觀眾歡迎的講者之一，並與閻崇年、易中天三人被尊稱為「百家講壇」三大頂梁柱。

著有《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現代（文選）學史》、《（文選）成書研究》等學術著作外，同時出版了《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上》、《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下》、《王立群讀「史記」之漢武帝》、《王立群讀「史記」之項羽》、《王立群讀「史記」之呂后》等書。

 

目錄

序：你永遠都找不到心中「那一個」

一、世界這麼大，還能遇見你
　邂逅相遇：不期而遇的美好
　一見傾心、一見鍾情：愛之幸
　走馬觀花：陡然轉變的幸福

二、待你長髮及腰
　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無瑕的戀情
　金屋藏嬌：美麗的童話
　情竇初開、秋水伊人：初戀不顧一切

三、相約在荒煙蔓草的年代
　桑中之約、桑間濮上：約會的好去處
　花前月下、月約星期：約會可不是秀給別人看的
　待月西廂：一部經典的約會教科書

四、拿什麼送給你，我的愛人
　采蘭贈芍：中國式情人節禮物
　投木報瓊：《詩經》時代的拋繡球
　鈿合金釵：唐玄宗的愛情信物

五、你若不離不棄，我必生死相依
　割臂之盟：私定終身的約定
　山盟海誓、海枯石爛：熱戀時的堅定執著
　之死靡它：遭遇打擊時的觸底反彈

六、土豪、屌絲、文藝青年、高富帥
　以貌取人：誰都喜歡漂亮的，可哪有那麼多漂亮的
　才貌雙全：想得很美，不過也就是想想
　嫌貧愛富：似乎令人厭，其實很現實
　東食西宿：貌似好辦法，實際不可能

七、多情自古傷離別
  黯然銷魂：離別是道不盡的傷
  如膠似漆：相守是分不開的愛
  十里長亭：送別是不想走盡的路
  楊柳依依：折柳是留戀不捨的情

八、從別後、憶相逢
  望穿秋水：相思是綿綿不盡的等待
  人面桃花：生者可以死，死者亦可生
  魚傳尺素：說不完道不盡的思念

九、愛的阻力
   門當戶對：無法選擇的出身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戀中的又一道門檻
   一廂情願：你永遠都不可能感動一個不愛你的人

十、向左走、向右走
   寢食俱廢、茶飯不思：分手的滋味
   始亂終棄：古人分手時一個道貌岸然的藉口
   喜新厭舊：據說有心理依據，但不能成為分手的理由
   一刀兩斷：分了便分了，散了便散了

十一、愛入歧途
  魚傳尺素、上烝下報、帷薄不修：一種混亂的情愛
  人盡可夫：好色之徒眼中的欲罷不能
  好色之徒與紅杏出牆
  魚傳尺素：是是非非爭論不休

十二、中國式姻緣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主的中國式婚姻
  赤繩繫足、天作之合：中國人的婚姻觀念
  三媒六證：婚姻的鄭重其事

十三、今天我要嫁給你
  吉日良辰：婚禮之時
  桃之夭夭：婚禮之人
  鵲巢鳩占、洞房花燭、結髮夫妻：婚禮之成
  鸞鳳和鳴、白頭偕老：婚姻祝願

十四、婚姻磁場
  琴瑟之好、鶼鰈情深、並蒂芙蓉：我和你纏纏綿綿翩翩飛
  天壤王郎：我的那個他為何是這樣
  相濡以沫、破鏡重圓：愛你就要在一起

十五、白頭偕老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兒
  分道揚鑣、破鏡分釵、雨斷雲銷：我的世界從此沒了你
  夫唱婦隨：男人才是夫妻關係的主導者
  抓耳搔腮、束手無策、萬般無奈：休你非出我本願

 

作者簡介

凱特‧曼恩（Kate Manne）
　　康乃爾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她於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並曾任哈佛學會的初級研究員，曾為《紐約時報》《波士頓評論》《赫芬頓郵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政客》等各出版品撰寫評論。英國《前景》雜誌近日將她評選為「世界十大思想家」。
著有《不只是厭女：為什麼愈「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愈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

相關著作：《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

譯者簡介

柯昀青
　　臺大政治系學士、臺大社會學碩士，現職為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倡議主任、兼職譯者。譯有《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我才不是女性主義者：一部女性主義宣言》《審判數學：在法庭中數字如何被運用及濫用》等書。

本書是黃錦樹近幾年的雜文集結。
可視為黃錦樹對文學、尤其是馬華文學的關懷之作。

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對我而言，或許只有離開它方能抵達它。為了抵達你必須離開。

全書共分四輯。
輯一，書寫傷逝，向師友前輩告別或致意，都是寫於近年。最後兩篇是關涉這三年來猝然臨身的、醫生說「其實沒有療程」的疾病。

輯二，收錄多篇序文及書評。〈最後的豬籠草〉是為張貴興的《猴杯》寫的簡短解說；〈華馬小說七十年徵求認養〉是為出版小說選而撰寫的向華社募款公告，結果所得為零，因此是一份相當有紀念價值的歷史文獻……幾篇書評是為《聯合文學》雙月書評專欄而寫的，刻意挑選馬華文學作品，是因為比較少人會去討論它們。

輯三，新舊文各居一半。〈立錐無地〉涉及的是種族政治下大馬華社的結構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文系〉意在反思，以大馬的環境，需要一個國學系、漢學系式的中文系嗎？還是像馬來半島的食物，提供一個混雜式的文化教養，以比較文學為根基，意在強化在地研究和寫作，「傳統中國文學」只保留最必要的部分。〈中國性，或存在的歷史具體性〉可說是「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當代表述，一個非革命文學的版本，〈互文性․寫作․與文學教養〉主要談理論常識。

輯四，關涉馬華文學的「沒有論述」，涉及幾場對話。與朱宥勳的紙上對談，催生了本書的書名；與「假文青」的討論催生了注定不會像季風那麼恆久的《季風帶》；而為什麼沒有論述，是個老問題。因為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或許只有離開它方能抵達它。為了抵達你必須離開。〈致新人〉是個意料之外的收穫，原來學院裡還有一些不錯的研究生繼續在思考馬華文學問題(高嘉謙、張惠思、許德發等功不可沒)，那終歸是個希望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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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書名，幾經考慮，從「沙上的足跡」、「時差的贈禮」到「燒芭餘話」。後來想想，現在的我火氣也大得很，那又怎樣？寫著寫著突然醒悟：如果不是那年大火燒芭，如果不是那場大混戰，我對馬華文學的介入或許不會那麼深遠、持久。換言之，那之後我的所有論述，都可說是「燒芭餘話」。燒芭只是個起點，接下來的工作才重要。總要種一點什麼。不能老是以欠缺「文化資本」來合理化不做為，或玩世不恭，以文為戲，而消耗掉可能寫出佳作的時光。

書名因而重拾回「時差的贈禮」，也就是「給自己們」。至於種籽會不會發芽？天曉得。我曾把我們的寫作教學工作比擬為在水泥地上播種，有裂縫又剛好有水，種籽才可能發芽。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們自己就是從水泥裂縫中擠出來、傷痕累累的長大的。

——黃錦樹

作者簡介

黃錦樹
黃錦樹，馬來西亞華裔，1967年生。1986年來台求學，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1996年迄今任教於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曾獲多種文學獎。
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魚》、《雨》；
散文集《焚燒》、《火笑了》；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文與魂與體》、《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等。


相關著作：《烏暗暝》《論嘗試文》《火笑了》《散文類－－新時代「力與美」最佳散文課讀本》《刻背(全新修訂版)》《猶見扶餘》

 

目錄

自序/告別與祝福

輯一，荷盡初冬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歲次乙未，初冬小雪
同鄉會
遺作與遺產
荷盡已無擎雨蓋——一個「盡頭」的故事
在冷藏的年代
老麥和他的流放
木已拱——我們的《百年孤寂》
別一個盗火者
在欉熟
夢與序

輯二，自己的文學自己搞

「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序張錦忠《時光如此遙遠》
華馬小說七十年徵求認養
辭謝南方學院大學邀請擔任《蕉風》名譽編輯顧問函
不錯與夠好
叔輩的故事
最後的豬籠草
腳影戲，或無頭雞的鳴叫
愛蜜莉之謎
真正的文學的感覺
缺席與在場
政治的，太過政治的
後革命年代的馬共小說
文學的犀鳥之鄉――序梁放小說《臘月斜陽》
回家的路――序陳建榮先生《歲月的回眸》
文學檔案，現代主義，豆糜－－序杜忠全《文字新語》
詩的空間――序林婉文《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化為石頭，化為文字——讀黃琦旺散文集《褪色》
文學的工作
「我生來不是」――讀馬尼尼為《沒有大路》

輯三，一個微小的心意

牆上貼著的中國字
老輩知識人的傷心之言
　附錄  張景雲〈立錐無地〉
我們的演化
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文系？
文學課
中國性，或存在的歷史具體性——回應〈窗外的他者〉
互文性，寫作，與文學教養
大背景，小產業，歷史墳場
一個微小的心意――《雨》跋
南方以南――《雨》大陸版序
廣州馬華文學研討會後
甲午歲末小雜感
我的馬華文學
旅行與時差

輯四、時差的贈禮

如何／何發動一場文學論戰？——與朱宥勳對談一
在我們的年代，還有鄉土文學嗎？——與朱宥勳對談二
論述者為甚麼要創作／創作者為甚麼要論述?？－－與朱宥勳對談三
給自己們——-時差的贈禮－－與朱宥勳對談四
關於「真正的馬華文學」――回應葉金輝的商榷（修訂稿）
東馬觀點，西馬觀點――關於「馬華文學」
「評論文字之匱乏」
關於「沒有論述」－－回應林韋地
關於「論述」－－回應林韋地（續）
〈燒芭餘話〉引言
也算流亡？——跋〈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
致新人――「異代新聲」研討會後

 

【內容連載】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夥伴」（consociates）是實際相遇的個人，是在日常生活中相會於某地的人。因此，他們不僅共享一個時間團體，也共享一個空間群團—無論它們是多麼短暫和表面。他們至少最低程度地互相「涉足對方的個人生活史」，他們至少暫時地「一塊兒長大」。……只要愛情延續，情人就是夥伴，直到他們分手；或者是朋友，直到他們翻臉。……正是多少具有這類延續性的關係的、為了某種長期目標而走到一起的人，而不是僅有零星或偶然關係的人，構成了這個類別的核心。
 
「同代」（contemporaries）是一個時間群團，而非空間群團：他們生活在（或多或少）同一個歷史時期內，互相之間具有經常是非常淡薄的社會關係，但他們按照慣例互不謀面。……他們是透過互相之間典型行為模式進行符號系統表述的一套普遍假設來聯繫的。……個人所涉及的從情人到偶遇者的夥伴關係系列，就在這裡延伸，直到社會紐帶變為完全的無名、標準化，和可置換狀態。—格爾茲，〈巴厘的人、時間、行為〉
 
前代。後代。……（略）
 
「同時代人的非同時代性」。不同代生活在同一時間，但體驗中的時間是唯一真實的時間，因此他們實際上生活在事實上相當不同的主觀時代中。—曼海姆，〈代問題〉
 
我一九八六年深秋到台灣時，並不知道歷史即將翻過新的一頁，長長的一章戒嚴史將在次年畫下句點。又一年，民國最後的強人「建豐同志」（《北平無戰事》裡沒現過身的領導，蔣經國的字）過世。前此，我們從電視上看到的他，是被糖尿病折磨得浮腫，沉坐在輪椅上的衰老模樣，和那被他派黑道殺手去幹掉的江南在《蔣經國傳》勾勒的陰狠毒辣神祕形象完全不一樣。戒嚴的解除，開放到中國探親，等於公開承認反共復國之夢從此畫下句點。也許從那時開始，民國歷史就進入它自身倒數著的剩餘時間。
 
我們這一世代，身在大馬以公平分配為名、方便馬來權貴橫徵暴歛的新經濟政策的馬哈迪時代，對大馬的認同卻是毋庸置疑的。踩著僑生輸送帶來台的我，在激烈本土化的背景裡，對這預設了中國認同的身分也極不耐煩。那時並不知道，那中國其實是民國，我們因沒有更好的選擇而被捲進他方歷史浪潮的浮漚裡。

那種種看來刺眼的民國標誌，老蔣的銅像、「國父」遺像、看電影前必須起立等待「吾黨所宗」的國歌唱完；得上最無聊的軍訓課，誦讀那從周公孔子始、「蔣公」為句點的噁心厚顏的道統史。其中一個暑假，還得參加大魚大肉的海青會—那是軍事訓練的少爺版、兒戲化的模仿，和作為同世代台灣男生成年禮的兵役是兩回事。因此我其實並不是此間「五年級」的同代人，在場而不在場。
 
僑生，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烙印（stigma）、標記，但有時確也是個污名（戈夫曼，《污名》）—成績墊底的、靠加分進來的、說話怪腔怪調、讀音錯舛、滿紙錯別字、住在樹上的—在台灣本土自我建構的年代，「僑生」再自然不過的，也被劃入敵人的陣營。因此，八○後留台的大馬青年，也努力建構屬於他們的、大馬的本土自我。歷史的閱讀是當務之急的補課，從華人史、東南亞史到歐洲殖民帝國的擴張史，圖景漸漸拼湊起來時，竟然大半輩子過去了；為民國斜陽寫下個人版悼詞的我，已是大馬的異國之人。在此間交疊著差異歷史經驗的「作為過去的未來」的（走向一種更純粹的民族國家的）現實裡，新舊國族認同幽靈的角力，投影在文學的牆上，是殺氣騰騰的皮影戲。
 
僑生這標記卸除後，那標誌著外的印記反而被更其存有論化，成了身分認同本身，一種沒有的有，一種空符號。字輩、年級云云，對我來說也是如此。也很少人會注意到，那兩者之間其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可以自由轉換—對我而言，箇中難免有時差—貨幣的轉換況且有匯差。我也不敢說我的經驗有多大普遍性。但我們這些寫作的留台人（自李永平〔一九四七—二○一八〕以降），和台灣—民國的主流文壇、各個不同的水滸山寨都是疏離的，都是孤鳥，懸浮之島，或孤狼，鮮少應酬，彼此之間也很少往來，泰半「絕對孤獨無情」的「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好處是可免於一些無聊的江湖摩擦。也因為作品反正沒市場，不會有太多關注，就不必做多餘的努力，不必特別去巴結；不想見的人也可不必見，不得已見著、不得不說上幾句時，也可僅僅談談天氣和交通狀況。

因此，「六字輩」小說家的兩場重要的葬禮，我都無緣參與。影響力巨大，但成就可能被過高評估的邱妙津（一九六九—一九九五）和袁哲生（一九六六—二○○四）年歲略大及略小於我。前者我根本沒見過，後者也只有數面之緣，但他們猶活生生的活在同代人（四—七字輩）的記憶裡，有過一些接觸，甚至曾經是工作上的夥伴，或者有著師生關係，兀自記得他的笑語神情。
 
這世代我比較熟的，也就是個駱以軍。但那也是一九九九年的事了，其時我們都已年逾而立。
 
最近黃崇凱提醒，我在不同的隨筆裡，我似乎都會戮一下長我十歲的張大春，「會讓人以為你很討厭他」。最近回應一位老朋友的質疑，為一位青年朋友辯解時，也舉我一九九八年的論文〈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為例，我不是因為張某罵我我才批判他（那時他也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而是他的作品、文論、經常在文學獎決審時的發言，以及那一大批不斷為他的作品歡呼解釋（以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名流學者的論述中共同展現的某種價值趨勢，讓我深不以然（也許就因為我是個局外人）。但台灣「五年級生」多為其弟子門生，深受濡染（或霸凌）。那是個價值層面的爭辯，也涉及小說寫作的一些根本問題。但即便批判了那個名字，那作者—功能兀自發揮著影響（他畢竟調度了許多西方當代文學資源，有其相對的正當性），被敲散、化為液體之後，仍一直向下、向繼起的世代滲透。那是養分，但那養分裡也可能有毒素。每個世代都要清理前代留下來的遺產與債務。世代之間的競爭與愛恨，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
 
有一回，五年級某大腕轉述四年級某大咖酒後對某出版界大老之狂言：「滅掉五年級，我們就可繼續吃香喝辣二十年。」我的私訊回覆極簡：「滅掉？我們兩個他就過不去了。」
 
但我們在文學場域裡其實並無權勢。在我，能做的也僅僅是論述而已。
 
年初，大馬的朋友在為花蹤籌辦系列暖身文學活動時，注意到近年在網路上相當活躍的「七年級∕八字輩」的朱宥勳（一九八六—），決定邀他去演講。「在逃詩人」透過臉書和我商量，要找出堪與匹敵的大馬同世代文青與彼座談，清點之後，結論卻相當悲傷：一個也沒有。

「同代沒人有論述能力，評論早就產生斷層了。」他說。年歲比他大一點的呢，也沒有，最終還是七字輩∕六年級的大姊頭黎紫書（一九七一—）親自出馬。
 
那沒有論述（能力）的一代，「只是天真地著力於開創自己的時代」（〈江湖催人老〉，《聯副》，二○一五年十一月四日），當然也各有建樹。然而，為什麼在華社有了幾間自己的大學、有幾個自己的中文系多年以後—在中國留學之路廣開，許多人花盡血汗儲蓄取得博碩士學位歸國之後，文學的論述還是那麼貧瘠？
 
其實，一九三○—一九五○年之間的世代（不乏有「留台」且取得博士學位者），也談不上有什麼論述。左傾的，多搬屍於中國左翼（「搬屍」不是我的惡言，是時人用語，大馬雜文好用惡言毒語）；嘗試借鏡於港台或四○年代中國現代主義，以爭取文學的自律的，已經是空谷足音了。比我們更年輕的世代，也許不會（或無意）記得，在「人民需要文學」的年代，「因為喜歡文學而寫作」是政治不正確，會被用惡毒的話公開批判圍剿的。甚至時至今日，還有人昏庸的召喚昔日的毒草精神（莊華興，〈馬華創作的思想基調〉，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沒有文學論述，可能是因為已經沒有東西需要捍衛；馬華文學已經沒有敵人？文學作品不是自明的，尤其比較複雜的作品，都需要論述的闡發，需要知音之談（真正有眼力的讀者並不多）；那頗有益於教學，及文學記憶的傳承。寫作的人有時也需要「畏友」，在一片阿諛奉承聲中，獻上幾聲言之有物的鴉鳴。提醒自滿的寫作者，那被誤認做太陽的，其實不過是盞稍大的燈，我們其實兀自在暗夜裡摸索著各自的路。
 
倘就馬華文壇（包括留台這塊）而言，沒有文學論述其實是歷史的常態，作品的沉沒、作者的被遺忘（生平資料殘缺），也一直是歷史常態。
 
更悲哀的是，沒有論述可能不是最糟的，惡意的、愚蠢的論述還要更糟。
 
字輩（大馬）、年級（台灣）的世代劃分，當然是極不科學，也不能太當真的。十進位制，始於○終於九，因此七年級頭的黎紫書只比我小四歲，而她只比六年級尾端的鍾怡雯、陳大為小兩歲。倘是在唸小學或中學，這年歲的差距似乎不小；年過四十之後，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
 
越過了那條年歲的換日線，人生就走入秋日午後的下半場了。
 
二○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歲次乙未，初冬小雪

初冬，節氣在小雪之前的十一月中旬，我給昔年台大中文系的老師林麗真先生寄了本甫出版的隨筆集《火笑了》。附了短箋，說明贈書緣由—將近三十年前，修習林老師的大一國文時，曾寫了篇作文〈我要蹺課〉。用時下的俗語來說，是篇「靠北文」，但也是個行動宣言，我真的蹺課去了。年歲漸長、我自己也當了多年中文系的老師後，心裡不免有愧，贈書是為了致歉，感念林老師當年的寬容，《火笑了》也許比我寫過的任何書都適合這樣的目的。幾天後，收到林老師的簡短覆函，客氣的問，哪天她南下日月潭，是不是約個時間喝茶。在我寫著一樣簡短的回函時，突然就接獲周鳳五老師過世的消息。
 
當年，林老師的課其實上得很認真。一九八六年底，機械系的朋友（同年進入台大的高中同班同學）通報說，他們的大一國文老師口才一流，班上那些對古文一點都不感興趣的同學，都聽得津津有味。我去旁聽了一回之後，就決定蹺課去旁聽了。和所有「非好學生」類似，上課的具體內容都不記得了，只記得一些課餘零碎的邊角。周老師其實早就在實施當下流行的「翻轉教學了」—他常讓那些唸工科的大孩子上台憑各自準備的材料講解選文的注釋、做白話翻譯，並嘗試講解，他在一旁隨時評議修正；若干戲劇場面，更要求一組組學生輪流上台表演，讓他們進到那古代的情境裡。他是導演，且負責旁白，而又擅長以幽默風趣的口吻不慌不忙的講著遠古時代的故事，因此學生臉上常帶笑容，課堂時聞笑聲。
 
他總是髮黑如墨、西裝筆挺的提前到課堂，到同學的座位旁閒聊一會，關心一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等鐘響了、人差不多到齊了，再走到講台前，翻開書，清一清喉嚨，正式上課。
 
我因高中後期大量閱讀李敖的著作，累積了不少困惑，大學時逮到機會就拿來問老師（連軍訓課的教官都不放過），有一次甚至帶了本購自舊書攤、封面有洋裸女的《千秋評論》的「王國維之死」專號。周老師對這問題發表了簡短的看法（具體內容我也不記得了，應是認同殉清—畏懼北伐說），但強調李所作所為「不足為訓」。我記得他還談到一個私人的細節，說台大男十一舍○○室在民國□□年（數字我忘了）有一個後來很有名的人搬走，他隨即搬了進去。

那個名人就是李敖。說完後，他笑笑的補充說，李敖很聰明，「智商和我差不多。」（多年以後，呂正惠教授側面印證了他的自我評估，呂說周和龔是他見過的台灣中文系兩個最聰明的人。）
 
那時我且白目的問了周老師的專長領域，他嚴肅的逐一曲著沾了粉筆灰的手指數給我聽他開過的課，古典領域，從尚書、楚辭一直往下數，手指似乎勉強夠用。那時我且不知他書、畫俱佳。
 
我高中時是理科生，統考（大馬獨中版的聯考）成績最好的科目也都是理科，依正常順序應是唸理工，但我可以預料那會是怎樣的人生，因此進大學時就避開工而拐進農。唸了幾個月，發現那不是我要的，也許受胡亂讀到的雜書影響，對台大的文科也沒多少好感。徬徨著人生不知要往何處走的我，次年會轉入中文系—那其實是個沒有選擇的選擇—和那大半年的旁聽脫離不了干係。
 
轉入後發現，少壯派老師如柯慶明、林麗真、葉國良、何寄澎、方瑜諸先生都是周老師前後期的同學。但中文系是個冰涼的水潭，我很快就領略到了；完全沒有古典教養背景的我，必修課很少是有興趣的，也很快知道那條路我走不了，況且我有自己的當代要回應（其時只是朦朧的感覺到），但轉系後就沒有退路了。
 
大三時旁聽周老師的文字學課（大二已修過龍宇純老師的，他退休後換人接手），可能是周老師第一次開那系上必修大課，予人一種全力以赴的莊重感，我的收穫也最多，影響一直到碩士論文（詳我碩論的序，〈讀中文系的人〉，收入《火笑了》）。又一年，選修敦煌學，讀了好些篇敦煌俗文學（〈燕子賦〉之類的俗賦），收穫不大。那年他借調中正、創中文所，我被慫恿去報考，還好沒考上。
 
敦煌學課的某次休息時間，我看到他靠著走廊的窗，對著中庭枝繁葉茂的老樹和初夏的風，輕輕哼唱一支彼時流行的歌〈隨風而逝〉，唱得相當投入。回應我好奇的目光，他淡淡的提及，一位女性朋友（同學或學妹？）罹癌早逝。聽話中意思，似乎不是一般朋友。那時，我突然問他「老師今年幾歲」，「四十二」，他說。他過世後，從訃聞中得知他一九四七年生，大我足足二十歲。那年就是一九八九年了，我二十二歲。正默默思考馬華文學的困境，反思自己的華人身分，學習寫小說，寫了稚嫩而絕望的〈大卷宗〉，非常苦悶。

　　他想讓世界認識的並非「美麗的日本」，而是「曖昧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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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讀者──為什麼讀大江健三郎？

◎全新增訂版，增修2005年至今〈薩依德專書書目提要〉以及〈薩依德年表大事記〉。
◎本書榮獲2006年金鼎獎一般圖書最佳翻譯人獎

　　薩依德「在各個領域挑戰並刺激我們的思考方式」。本書集結近三十年來對薩依德深入淺出的訪談，透過訪者的精闢提問，讓我們能夠更全面地理解薩氏對知識分子、政治、文化與文學等議題尖銳批判態度背後的深刻思維。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是當今國際上舉足輕重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政治批評家，也是當代西方知識界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1978年他以《東方主義》一書引起廣泛矚目，成為後殖民與後現代主義論辯先鋒。薩依德一生著述不輟，焦點擴及政治觀察、文化批評，甚至音樂述評等範疇。

　　在本書具代表性的三十篇訪談中（遍及歐洲、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世界、以色列、美國以及附錄一篇譯者的訪談），薩依德討論了歐美學術與知識界的狀況，巴勒斯坦的處境、波灣戰爭、以色列、奧斯陸和平協定、伊斯蘭和檢查制度、海珊，以及國家認同的理念。

　　同時也談及批評家在社會中的角色，他如何寫就《東方主義》一書，以及是什麼成就了音樂表演等問題。也談到了他對鋼琴家顧爾德、哲學家維科、文學家康拉德、文學理論家阿多諾等的熱情。

　　在這繁浩的論述中，薩依德總是慨言知識分子的敏銳及正直。與他的學術論述相較，這本訪談集以更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的方式展現了其理念的演進過程，也為他的人生成就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註腳。

　　本書編者薇思瓦納珊教授（Gauri Viswanathan）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又一傑出教授，追隨薩依德多年，本身學問亦早成一家。

　　中文翻譯及評論由中央研究院單德興教授執筆。單德興教授與薩依德相互問學多年，對其立論、治學均有專精了解，本書由其迻譯，堪稱相得益彰。

作者簡介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

　　1935年11月1日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期間就讀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國就學，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薩依德著作等身，其中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聞名遐邇，為當代舉足輕重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批評家，尤其對於後殖民論述的建立與發展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並以知識分子的身分投入巴勒斯坦政治運動，其學術表現和政治參與都引人矚目。本書精選薩依德近三十年接受世界各地人士訪問的紀錄，相較於其他論述，對其學思歷程有最完整的呈現。2003年9月25日薩依德病逝於紐約，享年67歲。

譯者簡介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士（比較文學），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暨《歐美研究》主編，曾任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柏克萊校區）、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研究所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三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以及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譯有《英美名作家訪談錄》、《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知識分子論》、《禪的智慧》、《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近二十種專書，並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及《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文學、亞美文學、翻譯研究、文化研究。

天鵝絨革命、兩德統一、烏克蘭人民運動、歐洲共產主義終結
1989是奇蹟之年，也是轉變之年，變革的力量，讓多元的歐洲煥然重生
2015年萊比錫書展獎非小說類大獎、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年度政治類選書

專文導讀  作家蔡慶樺
Courant書系選書人  作家楊照

伍碧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顯峰（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副教授）
洪德欽（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聯名推薦

不管是語言能力、學術訓練或個人經歷，這位「入戲的觀眾」都是寫作這本書的極佳人選。再加上，其介於研究者與見證者之間的敘述舉重若輕，雖有不少政治經濟學術語，但易讀性高，顯見其功力。──作家蔡慶樺
想了解歐洲近代衝突的讀者，都應該看這本書。──萊比錫書展大獎評語
在他的這本「令人驚嘆的書」裡，作者以全歐洲的視角破天荒地對舊大陸上的新秩序，提出了一套全面性的歷史分析。他揭開了許多關於「一九八九」的神話，為新自由主義秩序做了第一次的總結。──《南德意志報》彥斯・比斯基（Jens Bisky）

一九八九年，近代歐洲新方向的轉捩點
▍兩德統一扭轉柏林，轉型成就德國新的政治生態。
▍蘇聯改革失利與嚴重的通貨膨脹，開始對下層人民實行更進一步的緊縮政策。
▍波蘭國會大選，終結歐洲共產主義，是東歐民主化的起點。
▍捷克發生反共產黨統治天鵝絨革命，朝向民主化國家發展。
▍烏克蘭人民運動成立，爭取改革運動。

本書作者菲利浦・泰爾，根據親身經歷為讀者詳細地描述了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歐洲歷史。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下後，一場遍及整個歐洲大陸的大規模實驗也跟著展開。在短短幾年中，前「東方集團」國家走向新自由主義的體制，政權也服膺於私有化與自由化。轉型造就了贏家與輸家。俄國落入一場經濟混亂，總統普丁趁勢建立了他的威權政府。波蘭、捷克與烏克蘭等國則勵精圖治，如今更成為歐盟的成員國。有別於華沙與其他的首都發展成為新興都市，鄉村地區卻是日益貧困。

在本書中，作者以敘事的方式，為讀者講述了這些轉變的細節。他表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深刻的影響了東歐各國，此外，經濟「休克療法」並非歐洲經濟增長的基礎，人力資本和基礎性的轉型才是經濟成功與失敗的決定性因素。與此同時，作者也闡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如何對東歐進行「重塑」、西歐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步伐和範圍，以及二○○八年後全球性金融危機對東歐、西歐產生的各種影響等問題。

作者簡介

菲利浦·泰爾 Philipp Ther
生於一九六七年，維也納大學東歐史研究所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約翰・甘迺迪紀念研究員、於佛羅倫斯的歐洲大學學院教授。其著作《現代歐洲的民族清洗》（Ethnische Säuberungen im modernen Europa）一書，曾在二〇一二年榮獲德國書業協會表揚，更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歐洲1989》（Die neue Ordnung auf dem alten Kontinent）則在二〇一五年獲頒萊比錫書展獎非小說類大獎、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年度政治類選書。



譯者簡介

王榮輝
曾就讀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大學歷史系與法律系；其後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ät Gottingen）攻讀碩士，主修哲學、西洋中古史與西洋近現代史。通曉英、德、法、日與拉丁文等外文。2009年起，擔任台北歌德學院特約翻譯。譯有：《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7－「過濾氣泡、假新聞與說謊媒體──我們如何避免被操弄？」：有自覺使用媒體的第一步》、《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6－「宗教怎麼來的？為什麼人會相信看不見的神？」：寫給所有人的宗教入門書》、《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生活的藝術：52個打造美好人生的思考工具》等書。

 

目錄

導論
個人的引言
歷史化
新自由主義的起源
轉型的概念

二、一九八〇年代的危機與改革辯論
國家社會主義的沒落
冷戰的另類解讀
西方與東方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三、一九八九～九一年的革命
革命的過程和作用範圍
解釋方法
革命的中心與參與者
「談判的」革命

四、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與副作用
轉型的分期
轉型危機
系統固有的問題
改革結果的類型學

五、新自由主義的第二波與歐盟的角色
新自由主義的外表
單一稅制與民粹主義
人力資本
新富裕
富裕的城市，貧窮的鄉村
歐盟的角色

六、中東歐大都會的比較
蘋果與梨子？關於比較的目標
由下而上的轉型
繁榮時期
新興城市華沙
大都會的趨同現象

七、危機後的結算
經濟追趕過程結束了嗎？
危機的過程
外幣貸款的例子
政治上對於危機的反應

八、南部成為新東部
危機的持續時間與深度
移民作為出路
歐洲的心智圖

九、共同轉型
德國的社會改革與勞動市場改革
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
來自德東的政治人物

十、被利用與被錯過的機會
參與革命
革命的價值
歐洲統一的陣痛
烏克蘭危機
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結語

參考文獻
謝詞
註釋

序

推薦序：舊大陸的新秩序

蔡慶樺（作家）

《刑案偵訊室：德國》（Criminal: Deutschland）這部影集的第一集，描寫在東西德剛剛統一時發生的一起命案。在偵訊室裡，嫌疑犯這麼說起統一後的東柏林，他是戰後靠房地產致富的西德人，統一時他從西德來到東柏林，買了第一間房子，開始建造其房地產帝國。他說，當時東德的房地產，「就像免費一樣」。

這個片段，暗示了整個前社會主義陣營面對西方新自由主義時的無力，以及冷戰結束後，來自西方的資本如何以巨大的力量重組了東方的經濟秩序。而這也是菲利浦・泰爾要在本書勾畫的藍圖，究竟，一九八九年後，在「除了自由主義外無任何其他替代方案」的信念中，新秩序如何在舊大陸上被實踐及運作？今日的歐洲（包括歐洲的問題）如何成為今日之所是？

答案非常不容易找到，因為副書名中短短「舊大陸」一詞，處理的地區橫跨德國、巴爾幹半島諸國、波蘭、捷克、烏克蘭甚至俄國等，每個國家的歷史、政治、經濟狀況都不同，卻又多少相互牽連，而這麼複雜的轉型，牽涉多種語言與族群，實在難以處理，並且必須寫得易讀，但本書確實能滿足挑剔的讀者。

有關東歐地區轉型過程中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雖非新的論點，但是本書有其特點：冷戰如何結束、結束後市場鬆綁、去管制、國有企業解體及私有化等措施如何在這些後轉型地區起作用，曾有的失望與後來的失望，曾許下的承諾與沒能實踐的承諾，這本書給出從八〇年代中期到二〇一四年左右非常清楚的因果鋪陳，另外也加入了貼近當代的分析，把歷史與現況的因果串連起來，例如烏克蘭危機及南歐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

本書資料豐富，限於篇幅，在此僅提出令我印象深刻的幾點讀後心得。

作者的追尋答案之旅並非鐵幕降下後才開始，冷戰的結束，並非突然地在一九八九年德國統一、一九九〇年蘇聯解體等這些日子發生，而是在八〇年代末期，東西陣營間在經濟誘因上持續接觸，共產陣營的人用盡一切辦法買到西方物資，「購物旅行」，「金錢刺穿了鐵幕」，交易培養了信任。另外，西方也前進東方，例如宜家家居便到東德設廠生產。東方對西方的依賴逐漸提高。

因此，在德國，一九八九年向被認為是「奇蹟之年」（annus mirabilis），柏林圍牆突然倒塌，東德一夕垮台，人人歡慶「轉變」（Wende），其劇烈變動的程度不亞革命。可是，作者懷疑「革命」這樣的說法，不只是當年中東歐變體時反對派對當權者的要求多是體制內改革，相較於歐洲其他革命（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九一七），並無明顯暴力性；另再加上所謂革命與轉變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而是經濟力量逐漸穿透了鐵幕，越來越多的交流，最後，雖然在一九八九年年初，東德領導人何內克還信誓旦旦說柏林圍牆仍將矗立五十年或一百年，但不到一年間，整個中東歐已累積足夠能量，再加上一些不可能重演的偶然因素，才無比幸運地誕生了這場人類歷史上少見的巨大變革。

可是，這個變革，也帶來巨大的代價。二〇一九年適逢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時代週報》（Die Zeit）刊登一則專題報導，封面照片是開放邊界那天駕車穿越邊界的東德人，拉下車廂與車外的西德行人相吻的畫面。記者提出的問題，也是每個德國人自問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得當年那麼相愛著的（或者以為終究能夠相愛的）我們，今日如此相互憎恨？

當年東德人民上街，吶喊「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要求統一；而多年過去，東西之間的經濟差異加上政治版圖的演變，有愈來愈多的德國人自問：我們真的是一個民族嗎？本書也提供讀者回答這問題的線索。作者認為，中東歐從計畫經濟轉型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是一種劇烈的「休克」療法，引起失業率高漲、社會安全網崩潰、甚至在某些國家有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貪污問題，而德國的「統一」，遮掩了東德其實也經歷休克療法的事實。東德，必須被視為轉型國家，而不是自然而然地便融入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並且在這轉型過程中，充滿痛苦，當時計畫經濟下的產業以極為快速的腳步轉型，造成大量工人失業，房產被賤賣，青年人出走，直至今天德東地區人的被剝奪感仍居高不下，也促成了該地區排外勢力的茁壯。至今東西德人民之間無法化解的差異與分裂，都與那一九八九年有關──那既是「奇蹟之年」，但對某些人來說，也是「恐怖之年」（annus horribilis）。

泰爾任教於東西歐交界處的奧地利，曾在德、美等國研讀歐洲史，亦長年生活於東歐，早在鐵幕還高掛時，已多次進出東歐，親眼目睹計畫經濟逐漸走向崩潰的過程，甚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天鵝絨革命爆發時，他就在布拉格親眼看著人民在街頭要求共黨總書記雅克什（Miloš Jakeš）下台。不管是語言能力、學術訓練或個人經歷，這位「入戲的觀眾」都是寫作這本書的極佳人選。再加上，其介於研究者與見證者之間的敘述舉重若輕，雖有不少政治經濟學術語，但易讀性高，顯見其功力。本書曾被德國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Ebert- Stiftung）選為年度政治類書籍，並獲得萊比錫書展獎，確無異議。

 

內容連載

這本書緣起於一九七七年，在一個氣候與政治都是陽光燦爛的夏天，當時第一次石油危機已成過眼雲煙，歐洲的「緩和政策」（détente；或稱「低盪」）則正值頂峰。東、西方對抗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最終法案》（Helsinki Final Act；又稱《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創造了信任感，德國政府則確信，「藉由拉近距離促成轉變」是可能的。在此政治背景下，我的家人決定在夏季前往「東方集團」（Ostblock）一遊。儘管整個氛圍趨於緩和，可是當我們在家裡講述這個詞彙時卻仍不免戰戰兢兢。「Osten」代表著「共產主義」，「Block」則代表著「孤立與軍事威脅」。因此，我們所安排的行程如下：首先前往匈牙利，這個國家被認為是東方集團的「歡樂營房」，然後再到波蘭，最後再去遊覽捷克的克爾科諾謝山（Krkonoše），並且拜訪住在布拉格的親戚。這趟旅程的序幕進展得十分順利，我們並未在奧地利與匈牙利的邊界遇上什麼「鐵幕」，海關人員很友善地問候我們；順道一提，當時在西方國家之間，諸如驗關、檢查護照之類的事情，其實就如同家常便飯。我們很快就抵達了布達佩斯，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也映入我們的眼簾。到了晚上，我們則品嚐了匈牙利的肉湯，「古拉希」（gulyás；匈牙利的共產主義變體，所謂的「肉湯共產主義」〔gulyáskommunizmus〕，便是由此而得名），滋味遠比我們在調味平淡的聯邦德國家鄉裡所吃到的來得美妙。
 
在黑夜降臨布達佩斯的大型露營地後，我獲得了關於一九八九年、東方集團的崩潰及隨之而來的轉型初體驗。營地入口大門處有兩個窗口和兩條人龍，一長、一短。在那條一動也不動的長人龍裡，講著某種我並不熟悉的方言的德國人兩手空空地站著傻等，偶爾還會惡狠很地往裡頭瞧個幾眼。一旁的短人龍排隊的也是德國人。他們的穿著和我們差不多，手裡還拿著德國馬克的紙鈔。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在父親的牽引下越過長長人龍，內心不免感到尷尬。我被告知，在我們所排的隊伍裡，由於人們所支付的是「德國馬克」，因此可以立即獲得一個停車及搭帳篷的位子；至於排另一排隊伍的人，他們所支付的則是「東部馬克」（Ostmark），得要等到接近關門的時候才曉得是否還有空位。

當時我忿忿不平地問我的父親，怎麼會這樣呢，東方集團諸國彼此難道不是朋友嗎（波希米亞的祖母曾經這麼對我說，不過她總是帶著小心「俄國人」的口吻）？父親給我的答案是，共產主義國家正苦於缺乏外匯，所以他們歡迎使用德國馬克租用露營位子，不僅如此，他們還解除了我們每天二十五馬克「強制兌換」的限制，即所謂的「人頭費」。
 
當時我提議，我們不妨給排在長人龍裡的東德人一點德國馬克，畢竟我們可以在奧地利自由兌換它們。接著我們又是一陣討論，後來就連隔壁帳篷來自卡爾．馬克思城（Karl-Marx-Stadt）的鄰居也加入討論，為何在東方集團裡人們只能去銀行兌換貨幣、當地的官方匯率又是多少？
 
那個布達佩斯營地之夜宛如一個國際經濟速成班；東方的貨幣、西方的貨幣、外匯、出口、進口、外債、外匯短缺、強制兌換、官方匯率、非官方匯率（某種「由下而上的經濟」）與黑市等等。兩條人龍的明顯不公，苦苦等候、在最壞的情況下得睡在車上的那些人的憤怒眼神，都讓我的心難以平靜。過了一個星期，在歷經了於「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及「捷克與波蘭」的邊境漫長的查驗與等待後（這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民族友誼的官方形象），我在克拉科夫（Krakow）獲得了現學現賣這些經濟知識的機會。我們的波蘭朋友（前一個夏天，在他們首次前往西方旅行途中，我們因搭他們的便車而結識了他們）想向我們購買德國馬克。他們為我們揭示了上漲的價格、空蕩蕩的商店以及他們貶值的貨幣。很顯然，當時在波蘭，人們主要都是以德國馬克與美元來支付，而非本土的貨幣茲羅提（Złoty）。「波蘭的經濟」自一九九○年代起的成功，其中一個根源就存在於普通市民的市場經濟能力；只不過，在這趟旅行中，當然沒有人想到，東方集團有朝一日將會崩潰。
 
下跌的茲羅提黑市匯率反映了一九七七年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巨大經濟問題。正如檔案開放後，人們更清楚的樣貌，波蘭經濟當時連續五年走下坡。1希望藉由技術進口實現的現代化歸於失敗，留下了這個國家幾乎無力償付的積欠西方國家的大量債務。

在當時身為青少年的我看來，即將來臨（計畫經濟中根本不允許其存在）的通貨膨脹並不是什麼壞事，情況甚至恰恰相反。用我所存下的五馬克零用錢，我就能從東道主家庭換得三倍於我父親在銀行裡根據官方匯率兌換的茲羅提。利用這些鋁幣和一疊如大富翁玩具鈔般既薄又易皺的鈔票，我不但連續一週無限暢買了許多冰淇淋，還寄了明信片給我所有的朋友。耐人尋味的是，那裡卻買不到鋼珠筆或墨水匣。我在無意中成了波蘭的「非境內居住者」（non-resident），因而獲得了某種特權。不過，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裡，享受這種特權卻並不「純潔」。我很快就發現到，當地的青少年根本就買不起冰淇淋，更別說牛仔褲或運動鞋了。此外，雖然在克拉科夫人們不必像在布達佩斯那樣為求一個露營地而排隊，但是卻得為肉、糖、生奶油或其他對於我們這些「西方人」來說理所當然的物資大排長龍。
 
在我們的第三個旅遊目的地，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這樣的匱乏經濟。布拉格的親戚開著一輛新的「Škoda」，住在莫爾道河（Moldau）河堤旁的一個現代的獨棟住宅，而且還擁有一間寬敞且附有游泳池的鄉間別墅。我們這個西德的六口之家生活水準也沒高過他們。不過那位叔公和他的兒子卻會關起門來抱怨政治局勢。他們覺得「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遭鎮壓後的「正常化」令人難以忍受。他們還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了自己擔任工程師所服務的大公司效率不彰。他們心知肚明自己的國家在技術上日益落後，這也影響到了他們在專業與民族上的自豪感。此外，對於在布拉格市中心裡某些具有象徵性的處所的嚴密監控，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時大學生楊．帕拉赫（Jan Palach）為了抗議華沙公約組織國家的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自焚的地點，嚴密到稍微細心一點的遊客都能看得出來。
 
不過，卻也有些不順從的人，在東方是那些勇敢的異議者，在西方則包括了我們學校那位來自布拉格的校長。在「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於一九八一年秋天遭鎮壓後，他曾發起過大規模運送食物包裹到波蘭的運動。在逮捕「七七憲章」（Charta 77）的那些異議分子後，我們也曾將一些「精神食糧」寄往捷克斯洛伐克；那是一些由學生們自行收集、包裝含有禁書的書籍包裹。

在邊界外的那些東方集團國家，有別於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於一九八三年在一篇關於「中歐悲劇」的、深具影響力的散文中所哀嘆的那樣，其實並未被完全遺忘。2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比起這些來自西方的資助，東方集團走近西方卻是更為重要。自從「低盪」以來，越來越多的波蘭人、匈牙利人與捷克人開始認識西歐，無論是作為遊客（例如我們在克拉科夫的朋友）、農業的季節性工人、抑或是官方的商業夥伴。
 
東方國家的經濟專家同樣也仔細地觀察了西方國家當時的經濟問題；持續上升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還有在國家預算中不斷攀高的赤字，而這些赤字又會進一步助長通貨膨脹。後來的改革政治家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與萊謝．巴塞羅維茨（Leszek Balcerowicz），注意到國際間在經濟政策上的範式轉移，從普遍被認為失敗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轉向貨幣主義（monetarism），轉向藉由貨幣供給量來控制經濟，至於貨幣供給量則又進一步由獨立的央行來監控。伴隨著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的上台，國營企業跟著開始私有化（民營化），先前受到嚴格管制的一些行業（例如金融業）也跟著開始自由化；總體而言，國家退出經濟領域成了英美政府的計畫。起初在歐洲大陸上不太能夠感受到這些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影響，可是那些由社會民主黨人執政的國家卻也在討論，國家是否會因其眾多的社會福利而不堪負荷。
 
儘管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經濟再次衰退後，所有的西方國家全都產生越來越強的危機感，以計畫經濟方式組織的東方集團所面臨的問題卻是更為明顯且根本。持續的供給短缺、難以估量的不公正以及在經濟上日益落後西方，這些都是造成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與其實現的國家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然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卻沒有人預見即將到來的終點，無論是那些在本書裡扮演著要角的東歐專家、抑或是我們於一九八○年代在其他的旅程中另外結識的東方集團的朋友。鬆餅冰淇淋此時變得無足輕重，取而代之的是有利可圖的尼龍褲襪與音樂卡帶的交易與販售，它們讓此時已是大學生的作者本人得以輕鬆地完成充滿有趣對話的「東方假期」。在一九八九年的夏季時，西方的蘇聯專家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為，東方集團與蘇聯會存續下去。

人們可以本於歷史學家的「事後諸葛」批評這種無知。然而，設身處地地回歸過往，承認每個時代都有個未決的終點，或許會比較明智。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去解釋，為何舊秩序會在一九八九至九一年間如此突然地崩潰，而這又對全球帶來了怎樣的後果。
 
就連在鐵腕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也都顯露在政治上發酵到何種程度。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在我諸多旅行之一的途中，一場在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Václavské náměstí）上舉行的官方集會引爆了一場反示威行動，民眾們高喊批評政府的口號。在維安部隊進行干預前，示威者再次列隊於紅旗與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的旗幟後面。當天晚上發生了嚴重的騷亂。然而，警察的暴力卻強化了反對者的非暴力策略。它的成功在秋天時顯現於布拉格；萊比錫與東柏林也有類似的情形。儘管這些大城的市中心滿是警察、民警與祕密警察（人們往往能從他們所穿的皮夾克及臃腫的臉頰一眼認出），可是，面對成千上萬的示威者，他們既無法鎮壓、也無法逮捕。在二十五年前的那個秋天，群眾的力量具有無可抗拒的吸引效應。
 
　　然而，在十一月初時，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上的示威者與西方國家的場外觀眾卻不曉得，所有那些穿制服的和穿皮夾克的人是否會下台。緊張氣氛使成千上萬素未謀面的人連在一起。相應地，到了十一月底，當一切都有了好結果時，集體的安慰和喜悅也十分巨大。當時洋溢著一種宛如在畢業典禮的感覺，考試通過了，舊政府再也無話可說，人們這時所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凡事皆有可能。3
 
隨著陶醉而來的是幻滅。這在一九八九／九○年冬季的柏林（布拉格的政權傾覆後的下一站）特別能感受到。西柏林人抱怨來自東方的群眾，他們的汽車搞得街道水泄不通、烏煙瘴氣，他們更把超市的貨物一掃而空。突然之間，就連西柏林人也得大排長龍，這對他們來說是種陌生的體驗。諸後共產主義社會很快就面臨到截然不同的種種問題。在波蘭，惡性通貨膨脹不僅毀滅了以茲羅提計算的所有儲蓄，更將實際工資（主要是以外幣計的同等價值）壓低到每月不到一百馬克。由於外債低，捷克斯洛伐克有相對較好的出發點，也推遲了種種激進的改革。然而，刪除食物補貼，導致乳製品與蔬菜的價格上漲將近一半，麵包的價格也上漲近三分之一。

4在東德，數百家工廠停止運營並解雇了所有職工。這種經濟慘況並未促使它們如同先前的某些異議者所要求的那樣，走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由於作為概念與制度的社會主義在一九九○年太過不受歡迎，不但無法打著這樣的旗號贏得選舉，更無法從西方國家獲得貸款。
 
本於政權傾覆所釋放出的政治動力與經濟動力，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幾乎所有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採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前圍牆邊界以西的社會當時並未意識到這種範式轉移的影響，或是在浮誇地預示東方國家將變得像西方國家下受到蒙蔽。這隱藏在赫爾穆特．柯爾（Helmut Kohl）所創造的「繁榮景象」（Blühende Landschaften）公式背後。所謂的「改革國家」位於在人們心中尚未被拉開的「鐵幕」的東邊。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轉型」（transformation）一詞同樣被保留給歐洲的東半部。也因此，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專家無不暗示，東方國家幾乎一切都必須改變，相反地，西方國家則幾乎一切都無須改變。這最終所關乎的是一場遏制，一場對於一九八九年革命的遏制。
 
這時人們可在波蘭體驗到，「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在東方國家造成了什麼影響。我又再度拜訪了結識於「低盪」時期、住在克拉科夫的朋友。這座城市長期處在諾瓦胡塔區（Nowa Huta）的鋼鐵廠嗆人的褐色廢氣籠罩下，可是，在一九九一年的秋天，人們卻樂於見到煙囪排放廢氣，否則的話，將會有更多的人失業。晚上在市中心裡只有三家餐廳營業，因為再也沒有人吃得起。商店裡許多貨架空空如也，不是因為像一九八九年之前那樣缺乏供給，而是因為缺乏需求。沒人有錢買東西。只有農民市場欣欣向榮，因為人們可在那裡便宜地買到洋蔥、馬鈴薯和其他的主食。這就是所承諾的新秩序嗎？經濟改革應該走向哪裡呢？
 
最後讓我們再一次將時光倒回，回到歐盟擴張之後的那幾年。華沙、克拉科夫、布拉格、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當時到處都是購物廣場，光線明亮，就連到了深夜也都人聲鼎沸，車水馬龍，酒吧與商店的音樂不絕於耳。

你究竟是還身處於東方國家，或是已經到了西方國家呢？環境的聲音是相同的，視覺的刺激也一樣。只不過，當你穿越大都會之間的其他地方時，你的印象就會發生改變。在小城市裡，空置的板式建築（Plattenbau）比比皆是，工廠廢墟則見證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嘗試。村莊裡有許多老人，可是幾乎沒有任何小孩，那裡的未來顯然希望渺茫。

　　★ 王德威主編撰序，「當代小說家Ⅱ」系列新作
　　★ 現代版《小城畸人》，俱現精彩細密的人性書寫

　　「《流俗地》娓娓述說一個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馬來西亞社會華人的命運。黎紫書為當代馬華文學注入少見的溫情，也為自己多年與黑暗周旋的創作之路，寫下一則柳暗花明的寓言。」——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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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有一天你們親自嚐到那滋味，
　　否則永遠不會明白自己錯過的是什麼。
　　俗世裡沒有動人的童話；
　　飄蕩至黯黑深處，該如何捕捉那一抹天光？

　　曾對未成年女孩始亂終棄、長相俊俏的大輝，
　　一個被訛傳已死之人，竟輾轉歸鄉，活生生出現在大街上？
　　天資聰穎的盲女銀霞，進入盲人院學習，
　　摸索光亮的路上，靈魂卻捨棄肉身，墜入無邊黑暗；
　　離鄉從業的印度仔律師，生命竟於三十六歲遭人暗殺，猛然截斷；
　　爽朗的馬票嫂年輕時離開軟弱丈夫、改嫁有錢黑道，
　　苦盡甘來後卻終結於失智症……
　　銀霞、細輝、拉祖自小一同長大的「鐵三角」，
　　歷經生命碌碌坎坷的拖磨，該如何尋找各自人生的出口？

　　「你們不覺得嗎？我們長大了。」
　　「長大了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世故了。怕雨打風吹；怕會變成落湯雞；怕感冒，怕生病。」
　　「長大就是開始意識到現實，會去想像將來了。」

　　小說以馬來西亞錫都，被居民喊作「樓上樓」的小社會拉開序幕。講述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務俗事，迂迴曲折的情節，彷彿召喚生命中至關重要的小事。

　　在「樓上樓」的他們如風中之燭，看似脆弱實則強韌，一旦離開，便流落於人海各自漂流；彷彿走的那一日也意味著困境已渡，人生到了寬敞地，再不需要人相濡以沫。作者融合熱帶國度的風土民情、政治時局，人們追憶往事，每翻開一頁像是自己被時光推到了局外，旁觀著當年的自己。這裡的雨下得頻繁，人生不少重要的事好像都是在雨中發生。那些記憶如今被掀開來感覺依然溼淋淋，即便乾了，也像泡了水的書本，紙張全蕩起波紋，難以平復。

　　《流俗地》以跳接時空的敘事手法，為各個角色穿針引線，每一短篇看似獨立卻又連續，這些小城人物在生命狂流裡載浮載沉，薄涼活著，無聲老去。他們冷眼、坎坷、孤寂、擁有短暫歡樂，卻都像電光石火，剎那間便走到時間盡頭，看俗世的風吹透灼熱的倉皇人生。

作者簡介

黎紫書

　　原名林寶玲，1971年出生於馬來西亞。

　　自24歲以來，多次奪得花蹤文學大獎，是自有花蹤文學獎以來，獲得最多大獎的作家。她也受到台灣文壇的肯定，數次贏得聯合報文學獎與時報文學獎。出版人詹宏志首次接觸到她便讚嘆不已，譽為「夢幻作家」，更將她的作品首度引進台灣。2016年獲頒南洋華文文學獎。

　　已出版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短篇小說集《未完．待續》、《野菩薩》、《天國之門》、《山瘟》、《出走的樂園》；極短篇小說集《余生》、《簡寫》、《無巧不成書》、《微型黎紫書》；散文《暫停鍵》、《因時光無序》，以及個人文集《獨角戲》等等。

　　我們所處的時代，人民被賦予及享有的權利擴張了，公民的參政權也擴張了，卻對於政治現狀、對於自己的生活愈感困頓無力，這是因為在這個媒體氾濫失控的年代裡，我們對政府的評價總是仰賴它所投射出來的形象。
　　
　　政府以總體經濟為名的陳腔濫調，對今日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難以受民主政治約束的事實視而不見，任憑市場運作表面下所潛伏的各種道德欠缺問題摧毀我們的公民組織、縮減我們的公共領域，而這種公共責任的轉向與公民習慣的改變，另一方面也使人們丟失了彼此互為關聯繩結的共同體認同。倘若我們不再相信自己能夠形塑自己的命運，忽視個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恐怕只會帶來一次又一次選舉過後的悲觀結果。桑德爾這本書的核心，正是圍繞在如何恢復此種瀕臨垂危的社群意識上，也就是自我治理。

　　「自我治理，是一種選擇自我目的之能力，以及尊重他人也有選擇自我目的之權利，還需要對公共事務有一定的認知，並且對於這個與我們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會整體感到歸屬感、關懷與道德使命。」桑德爾藉由美國的政治傳統，以及這十幾年來炙手可熱的道德議題為例，引導讀者思考上述問題；其論述簡明清晰，無疑地對我們當代的公共生活多所裨益。

　　本書收錄了桑德爾繼其代表作之後十餘年來發表的文章，與我們熟悉的桑德爾一貫重視的議題相同，內容主要在探索道德和公民難題，論述風格則維持了他一貫的清晰簡明。這些文章既面向公民，也面向學者，且對於在政治政策及執行面上仿效美國的台灣來說，反映了我們諸多的政治社會狀況。

　　▍內容分為三部分：
　　桑德爾首先藉由美國的政治傳統揭示至今仍懸而未決的道德缺失問題。例如，選舉過程與道德價值的拉扯、政治人物的謊言，以及缺乏道德共鳴的政治論述如何使人民對政府感到幻滅。

　　第二部分「道德與政治爭辯」，則是把近二十年來一些最熱門的道德與政治議題搬上檯面，其中包括優惠性差別待遇、醫助自殺、同志權利、幹細胞研究、污染許可證、犯罪懲治、市場的道德限度、個人權利與社群主張等，藉此探討市場運作和商業壓力是如何摧毀公民組織、縮減公共領域，以及在各種機會、榮譽與報酬的公平分配爭議的表面之下，經常出現的道德問題。

　　第三部分「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社群」，著重在將前面所討論的各種主題連結起來，用以檢視當代較為突出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並且評論它們的強項及弱點。

　　【名家讚譽】
　　★史考特．杜伊姆斯特拉（Scott Duimstra）｜《圖書館學刊》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眾人各有不同的道德理念，但桑德爾說明，這並未阻止我們去討論像是墮胎或幹細胞研究這類議題，反而能藉由探究何謂「美好生活」，來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書，對一般讀者及學者均極有價值。

　　★迪歐尼（E.J. Dionne Jr）｜《華盛頓郵報》資深專欄作家、布魯克林社會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喬治城大學教授、《為何美國人厭惡政治》與《起身，反擊》作者
　　不論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只要讀過邁可．桑德爾的《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都會認為本書令人為之振奮、富含洞見且鼓舞人心。保守主義者會在本書中發現一種他們從來不曉得的自由主義：作者深切關注責任、社群，以及個人德行的重要性。而對於自由主義者和民主黨人，如果他們理解到自己的陣營需要一種更重視參與的公共哲學，則會在本書中發現他們正好需要的骨架、輪廓與基本原則。面對多半令人喪氣、內容匱乏的政治辯論，桑德爾的作品無疑開了一帖眾人亟需且做法高明的解藥。

　　★史蒂芬．馬塞多（Stephen Macedo）｜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桑德爾是舉世知名的政治理論家，他所處理的實際倫理議題範圍廣泛，涵蓋生命、死亡、體育、宗教、商業等。這些文章明白易懂，論理精湛且啟發人心。針對他所處理的每個主題，他都有重要的話要說。

　　★湯瑪斯．奈格爾（Thomas Nagel）｜《紐約書評》作者
　　邁可‧桑德爾……真心認為，自由主義者一再強調個人權利、公平及平等的廣泛價值，但這種做法不論從策略或原則角度而言，都不足以做為支持進步主義的理由。在他看來，如果進步主義者能夠提出共同善的圖像，激起多數人的共鳴，並使該圖像成為公共政策與法律基礎，那麼我們國家和民主黨都會做得比現在更好……近年來保守主義大行其道，任何深思過其盛行原因之人，必定會對本書的批判分析深感興趣。

　　★珍．貝斯克．艾絲坦（Jean Bethke Elshtain）｜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教授
　　桑德爾總是能針對重要議題寫出精確而有智慧的文章。不管你同意與否，你都無法忽視他的論點。在公共廣場上，我們需要所有明智的發言，而桑德爾的發言再明智不過。

　　★威廉．倫德（William Lund）｜《社會理論與實踐》期刊
　　推動美國民主的價值及信念，真的足以解決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嗎？邁可‧桑德爾自一九八二年出書以來對上述問題一直抱持否定答案，他認為美國公民已經發現自己無力塑造個人環境，也無力塑造集體環境，對此產生廣泛的焦慮。桑德爾將這股病徵歸因於我們無條件接受權利、公平與個人選擇，並將之視為合法政治的重要參數。他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回歸前自由主義的完美主義，重新強調責任、公民義務和共同善。本書為桑德爾於一九八三至二○○四年間所出版的文章集結，是一次他稱為「公共哲學」學說的珍貴概述……他的論述著眼於我們罹患的公共慢性疾病，內容廣袤、清明且真誠。本書不僅索求讀者的注意力，也要求讀者投入其中。 

 

作者簡介

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
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教授，世界知名學者。曾榮獲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美國政治學會「特別成就獎」。2002至2005年，擔任美國「國家生命倫理諮詢委員會」委員。

桑德爾於80年代初期發表的作品《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公認為批判羅爾斯與自由主義的代表作。一般都將桑德爾視為社群主義的擁護者，他本人則於其代表作第二版開頭表示對此標籤感到不快，他是這麼說的：「只要『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為多數決主義的別名，又或為不論所屬的社群、時間為何，權利皆依據某種優越價值思考的別名，那就不是我想擁護的見解。」因而傾向以「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取代之。

著有《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民主的不滿：美國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等書。


相關著作：《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政治中的道德問題》

譯者簡介

蔡惠伃
（本書ch21~30翻譯，及全書校對）
台大法律系畢業，現就讀師大翻譯研究所。人生感想：與其站著不如坐著，與其多說一句話不如多看三行書。譯有《零的力量》等書。


林詠心
（本書ch1~20翻譯）
巴黎索邦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出版社編輯，也做過海外志工教師，對於人類社會運作的一切「眉角」都充滿好奇心，期望透過翻譯與更多人一起認識這個世界。譯有《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合譯）、《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超工業時代》、《找尋明天的答案》等書。

目錄

序言
第一部 美國公民生活
第1章 美國對於公共哲學的追尋
第2章 在個人主義之外：民主黨人和社群
第3章 放蕩的政治
第4章 宏大理念
第5章 禮貌問題
第6章 彈劾──今昔之比
第7章 羅伯特．甘迺迪曾帶來的希望

第二部 道德和政治論證
第8章 反對州營樂透彩
第9章 教室裡的廣告
第10章 公共領域的品牌化
第11章 體育活動和公民認同
第12章 歷史待售中
第13章 優秀學生的市場
第14章 我們應該花錢購買污染的權利嗎？
第15章 榮譽和憎惡
第16章 優惠性差別待遇之爭
第17章 受害者對於量刑是否應有發言權？
第18章 柯林頓和康德對於謊言的看法
第19章 是否有協助自殺的權利？
第20章 胚胎倫理：幹細胞研究之道德邏輯
第21章 道德論辯與自由主義的容忍：以墮胎和同性戀為例

第三部 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社群
第22章 道德和自由主義理想
第23章 程序共和與無拘束的自我
第24章 正義即成員身分
第25章 滅絕的危險
第26章 杜威的自由主義，以及我們的（自由主義）
第27章 猶太教的主宰與自大：扮演神有錯嗎？
第28章 政治自由主義
第29章 紀念羅爾斯
第30章 社群主義的局限 

內容連載

道德論辯與自由主義的容忍：以墮胎和同性戀為例
 
贊成立法禁止墮胎或同性戀的人，有兩種不同的贊成理由。有些人主張墮胎和同性戀在道德上應受譴責，因此值得立法禁止；有些人則避免對這些行為做出道德判斷，而主張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多數有權利將他們的道德確信體現於法律。
 
反對「反墮胎」和「反性悖軌」（antisodomy）法律的人，也提出兩種和對立陣營有些類似的反對理由。有些人主張上述行為是道德上允許的，有時候甚至是人所渴望的，因此立法禁止這種行為並不正義；有些人則不參照上述行為的道德狀態，主張個人有權利為自己選擇要不要進行上述行為。
 
以上兩種不同的論述方式，分別可以稱為「天真派」和「複雜派」。天真派主張法律的正義與否，取決於它禁止或保護之行為的道德價值。複雜派則主張，法律正義與否並不仰賴對系爭行為的實質道德判斷，而是取決於探討多數統治及個人權利，如何調和民主及自由的一般理論。
 
我在本文中將採取以下方法，嘗試呈現「天真派」的觀點：反對墮胎和同性戀的法律正義（或不正義），至少有一部分取決於這兩種行為的道德性（或不道德性）[1]。這是複雜派所拒斥的觀點。不論是採多數主義或自由主義，複雜派論述都為了達成正義而企圖「懸置」爭議的道德與宗教觀念，堅持法律的證成（justification）應該在相競爭的良善生活圖像中保持中立。
 
當然，天真派和複雜派的論點在實踐上很難清楚區別。在羅伊對韋德案（Roe v.　Wade）[2]和鮑爾斯對哈威克案（Bowers v. Hardwick）[3]這一類的判決中，兩方陣營都傾向用複雜派的包裝傳達天真派的論點（這正是複雜派論述的優勢）。舉例來說，出於厭惡而希望禁止同性性行為的人，會以尊重民主和司法自制之名反對合法化。而贊成墮胎和同性戀的人，則常常以自由主義的容忍為名希望這兩種行為合法化。
 
不過，我的意思不是複雜派的所有論述都是包藏實質道德判斷的虛偽作法。主張法律應該在相競爭的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的人，提供許多論述基礎，包括以下最盛行的理由：
 
一、唯意志論者主張，政府應該在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才能尊重人做為自由公民或自主行動者，選擇自己的良善生活觀的能力。

二、底限論者或實際主義者則主張，由於眾人在道德和宗教議題上意見不同本來就難以避免，政府為了達成政治上一致意見和社會合作，應該懸置這種爭議。
 
為了呈現出天真派主張之中的真相，我先從墮胎和同性戀判決中法官和評論者真實提出過的主張開始討論。他們的論辯都非常細緻複雜，但也都反映出為了法律而懸置道德判斷是多困難的一件事。不過，儘管我在以下論述中對自由主義多所批判，並不代表多數主義就能提供解決之道。自由主義的解藥不是多數主義，而是更熱切體悟到實質道德言說在政治及憲法論辯中的重要性。
 
隱私權：親密關係與自主性
 
就憲法脈絡下的隱私權來說，中立國家和唯意志論的人之觀念（conception of the person）經常彼此牽連。舉例來說，墮胎的論證中就會出現國家不得「採納任何一種生命理論」[4]，凌駕於女性的權利，代為決定「是否終結她的懷孕狀態」[5]。政府不得實踐任何一種特定道德觀點，不論該觀點多廣泛盛行，因為「任何女性都不應該僅僅因為她偏好的價值不被多數共享，就被迫放棄為自己決定人生的自由。」[6]
 
從宗教自由到言論自由，再到隱私權，中立理想常常反映出唯意志論者的觀念。政府為了尊重個人選擇自己的價值與關係的自由，必須在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隱私權和唯意志論者的人之觀念如此緊密相連，以至於論者經常將隱私的價值與自主性畫上等號：他們說隱私權「以個人自主的觀念為根基」，因為「如果人類不能自由選擇並採納一種可以表達他們獨特性和個人性的生活方式，憲法所保證的人性尊嚴就會受到嚴重破壞」[7]。當大法官「承認憲法上的隱私權」，就是讓「人有能力自主生活，並且有權利實踐前述能力」[8]這個觀點產生效力。當最高法院認定反對避孕器的法律無效，此舉「不僅保護選擇不生育的人，更保護夫妻組織的自主性。」[9]法院判決保護男性與女性免於對他們不想要的孩子「做出非自己所選的承諾」，「被強制扮演社會賦予的父母角色」[10]。

大法官不論是在判決或不同意見書中，都常常將隱私權與唯意志論的預設連結成對。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反對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是因為「違反憲法上對於個人自主性之生育事務的保護。」[11]而支持墮胎權的理由，也是因為少有決定「會像女性決定......
 
是否要終結懷孕狀態一般，屬於個人尊嚴與自主性中如此私人且基本的事務。」[12]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其中一個墮胎權判決的協同意見中強調，隱私權保護的是諸如「一個人對於自己才智、興趣、品味和人格之發展與表達的自主掌握」的自由，以及「對於諸如婚姻、離婚、生育、避孕、子女教育和養育等人生中基本決定的選擇自由」[13]。同判決中有四位法官將隱私權保護範圍擴及雙方同意的同性性行為，理由是「人際關係中的豐富內涵，多半來自個人對於緊密私人關係之形式與本質的選擇自由。」[14]
 
儘管如今隱私和自主性之間的連結看似理所當然，甚至有其必要，其實隱私權並不需要預設唯意志論者的觀念。事實上，從美國隱私權發展的歷史來看，隱私權有很長一段時間既不涉及中立國家的理想，也不涉及自我自由選擇其目標與歸屬的理想。[15]
 
當代的隱私權內涵，是在不受政府限制的情況下從事特定行為，而傳統的隱私權內涵，則是保護特定私人事實不受公眾注意。新式隱私權保護的是人的「做特定重大決定的獨立性」，而舊式隱私權則保護人「避免私人事務遭揭露」的利益。
 
將隱私與自主性視為一體的論述，不僅模糊隱私權內涵的轉移過程，更限制支持隱私權的論述範圍。儘管新式隱私權的證成通常仰賴唯意志論，其實唯意志論並非唯一的論證方法。舉例來說，像是婚姻事務免受政府干預的權利，支持這個權利的理由不僅包括尊重個人選擇，也可主張保護行為本身的內在價值或社會重要性。

從舊式到新式隱私
 
美國的隱私權最初的法源是侵權法，而非憲法。一八九○年，當時在波士頓執業，尚未成為大法官的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律師和當時的合夥人山繆．華倫（Samuel Warren）在一樁著名案件中主張，民法應該保護「隱私之權利」[16]。布蘭迪斯和華倫當時主張的隱私權內涵與今日著重的性行為自由相較，前者顯得相當老派：他們關注的是八卦小報對上流社會中流言蜚語的報導，或是未經同意將他人肖像當成商業廣告的行為。[17]隱私權被提出後得到承認的速度不高，後來在一九三○年代速度終於加快，得到大多數州的民法承認。[18]不過在一九六○年代以前，憲法上對於隱私權的關注極為少見。
 
聯邦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隱私權議題，是在一九六一年的坡對烏曼案（Poe v.  Ullman）[19]，由康乃狄克州一位藥劑師對該州禁止避孕器的法律提出異議。儘管多數大法官以技術上理由[20]駁回該案，道格拉斯（Douglas）大法官和哈蘭（Harlan）大法官卻在不同意見書中認為系爭法律違反隱私權。而他們擁護的隱私，是傳統意義下的隱私。系爭隱私權並非使用避孕器的權利，而是免於政府執行系爭法律所必要之監視的權利。道格拉斯大法官寫道：「如果我們想像一個完全執行法律的政權，我們就能想像得到，警方拿到搜索授權，進入別人家的寢室裡調查發生什麼事，是何等景象......如果（國家）可以制定這種法律，就可以執行這種法律。要拿到違法的證據，就必須質問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關係。」[21]道格拉斯認為，禁止避孕器的買賣和禁止使用避孕器是不同的兩件事。禁止避孕器的買賣，只會限制取得避孕器的方法，並不會在公眾檢視之下揭露親密關係。警方若要執法只會進入藥局，而不會進入人家寢室，因此不會違反傳統意義之下的隱私權。[22]

哈蘭大法官反對系爭法律的意見，也呈現出舊式與新式隱私觀的區別。他反對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但理由不是系爭法律面對相競爭的道德觀念並未保持中立。儘管哈蘭承認，系爭法律帶有「避孕不道德」的觀念，而且預設避孕器的存在讓淫亂、通姦等「不知節制的行為」之「災難性後果」[23]降至最低，反而會鼓勵前述行為發生，他並不認為這種道德立法有違憲法意旨。哈蘭在以下陳述中表達對嚴守中立的明確反對，並主張道德本來就是政府的合法考量：
 
社會所要達成的目標並不限於社群的物質幸福，從傳統來看維持人民的穩固道德也一樣重要。當然，試圖在公共行為及純粹雙方同意或單獨行為之間畫出界線，會將每個文明社會都有必要處理的一系列主題排除於社群之外。[24]
 
儘管哈蘭拒斥中立國家的理想，他並未因此得出康乃狄克州得禁止夫妻使用避孕器的結論。他和道格拉斯都認為，執行系爭法律會侵犯珍貴的婚姻制度中至關重要的隱私。他站在隱私權的傳統意義上反對系爭法律，反對「整部刑法機器入侵婚姻隱私最核心的部位，要求丈夫和太太在刑法法庭上解釋他們如何使用這份親密。」[25]
 
哈蘭認為國家有權將「避孕不道德」的觀念體現於法律，但不得「以其所選擇之可憎侵入手段實現該政策」。[26]
 
四年後，在葛利斯沃對康乃狄克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27]中，先前的反對意見變成多數意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康乃狄克州禁止避孕器的法律無效，而且首度承認隱私權為憲法所賦予之權利。不過，儘管隱私權為憲法上之權利，其內容仍與傳統的隱私觀念緊密相連，所保護的是親密事務免受公眾注視的利益。系爭法律侵犯隱私權之處，為執行法律所必要的侵入手段，而非限制人民使用避孕措施的作法。道格拉斯在理由書中寫道：「我們難道要允許警方搜索已婚夫婦寢室此一神聖不可侵犯之地，找出他們不小心留下的避孕跡象？對於環繞婚姻關係的隱私性來說，這種想法令人作嘔。」 [28]
 
「此處，隱私權的證成並非透過唯意志論，而是基於實質道德判斷；聯邦最高法院認可隱私權的原因並不是要讓人民過自己選擇的性生活，而是要肯認並保護婚姻這個社會制度。」

婚姻這種關係，是無論禍福都相扶相持，運氣好的話持久不息，並且親密到近乎神聖的地步。它是種結盟關係，為了促進某種生活方式......生活的和諧......雙向的忠誠......是為了達成如我們先前決定一般神聖之目標的結盟關係。[29]
 
儘管許多評論者和法官都視葛利斯沃案為憲法上的戲劇轉折，該判決所肯認的隱私權仍與二十世紀初以來傳統觀念中的隱私相一致。從隱私內涵轉移的角度來看，更決定性的轉折發生在七年後一個看似與葛利斯沃案類似的案子，艾森史達特對貝爾德案（Eisenstadt v. Baird）[30]。艾森史達特案與葛利斯沃案相似之處在於，系爭的州法律對避孕器做出限制。然而在艾森史達特案中，系爭法律限制的是避孕器的銷售而非使用。儘管該法律限制取得避孕器的管道，它的執行方式卻不能說是政府對親密關係的監視。因此該法並未違反傳統意義下的隱私。[31]而且，該法只禁止販售避孕器給未婚者，因此並未像康乃狄克州的法律一樣破壞婚姻制度。
 
儘管兩案所涉及的法律存在上述差異，聯邦最高法院在艾森史達特案中仍以六比一之壓倒性多數判決麻州法律違憲。本案判決締造兩項創舉，一項很明確，另一項則很隱晦。明確的那項創舉，是隱私權的權利人從婚姻制度當事人轉變為獨立於社會角色或歸屬的個人。法院理由書中寫道：「誠然，葛利斯沃案的系爭隱私權存於婚姻關係中，然而婚姻伴侶並非一個有專屬心智與心靈的獨立實體，而是兩個各自擁有才智與情緒組成的個人。」[32]

艾森史達特案中另一個比較隱晦，但重大程度不亞於前者的創舉，則是舊隱私觀到新隱私觀的轉移。聯邦最高法院不再視隱私為親密事務免受監視或揭露的自由，而是從事特定行為而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葛利斯沃案中的隱私權阻止政府入侵「夫妻寢室那不可侵犯之聖地」[33]，而艾森史達特案中的隱私權則阻止政府妨礙人民做特定決定。此外，隱私意義改變的同時，隱私權的證成也出現改變。聯邦最高法院在艾森史達特案中，不再基於隱私權所促進的社會行為而保護該權利，而是基於隱私權所保全的個人選擇而保護之。「如果隱私權有任何意義，那就是不論已婚或未婚之個人，面臨對人生具有重大影響的事務，如是否懷孕或生育子女之決定，皆擁有免受政府不正當手段入侵的權利。」[34]
 
一年後，聯邦最高法院在羅伊對韋德案（Roe v. Wade）[35]判決德州反對墮胎的法律違憲，並擴大隱私權適用範圍，以「保護女性決定是否要終結其懷孕狀態」。在隱私權議題上，本案判決為大法官最具爭議性的適用見解。[36]剛開始是避孕器，再來是墮胎，隱私權已經成為免受國家干預，自由做出特定選擇的權利。
 
一九七七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紐約州禁止販售避孕器給十六歲以下之未成年人的法律無效，該判決明確呈現出唯意志論的新隱私觀。[37]法院在該案中首次使用自主性等語彙描述隱私權所保護的利益，並公開主張從舊隱私觀轉移到新隱私觀。布瑞南（William J. Brennan, Jr.）大法官在凱利對國際人口服務組織案（Carey v. 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的理由書中，先承認葛利斯沃案的重點在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在實行上會發生警方進入夫妻寢室的情況。[38]「然而法院在後續決定中已清楚表明，憲法對生育子女等個人自主性之保護並不取決於該因素。」[39]布瑞南綜觀先前相關判決，強調艾森史達特案在於保護「懷孕或生育子女的決定」[40]，羅伊案在於保護「女性是否要終止其懷孕狀態的決定」[41]，並如此做結：「葛利斯沃案的教導，則是憲法保護個人在生育子女的決定上免受國家不正當的入侵。」[42]

基於唯意志論對隱私的詮釋，限制避孕器的販售如同禁止使用避孕器，所造成的隱私侵害一樣嚴重，都是限制人民的選擇自由。布瑞南認為：「禁止所有販售在執行上更簡單，侵犯性也更小，但是對選擇避孕的自由而言確實可能產生更嚴重的效果。」 [43] 說來諷刺，從舊隱私觀來看，禁止避孕器的販售並不違反隱私，但同樣狀態對新隱私觀的威脅卻更勝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