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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地方？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甚至可以說人文地理學就是地方的研究。但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包裹於常識裡面的字眼，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兩者的交纏使得這個名詞充滿了魅力。你搬進宿舍裡，貼上海報，在桌上放一些書，等等。然後，這個空間就變成了你的「地方」。北緯40.46度、西經73.58度，對你可能沒什麼意義，但如果我們知道那指的是什麼「地方」，感受可能就大不相同。以「地方」來說，那是：美國911事件，紐約曼哈頓被炸掉的雙子星大樓的所在地。

　　本書使用新聞、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實例解釋抽象概念，追溯1950年代以來「地方」概念的發展，思考人與地方如何產生情感聯繫，我們如何認同、記憶、想像某個地方，又如何排斥某些元素進入「我們的」地方，並思索「地方特色」是否因為全球化的席捲而消失殆盡。

作者簡介

Tim Cresswell

　　威爾斯大學社會與文化地理學教授，著有《安適其位╱不得其所》（In Place/Out of Place, 1996）與《美國遊民》（The Tramp in America, 2001），並擔任《關注電影》（Engaging Film, 2002）和《啟動地方，定位移動》（Mobilizing Place, Placing Mobility, 2003）的共同編者。

序

　　由頂尖學者撰寫的「地理學概說」（Short Introductions to Geography）是很容易親近閱讀的叢書，用意是向學生及其他感興趣的讀者，介紹關鍵的地理學概念。這套書不採取傳統分科的評論方式，而是嘗試解釋和探索核心的地理與空間概念。這些簡明的概論，傳達了知性的活力、紛然的觀點，以及圍繞著每個概念發展出來的關鍵辯論。我們也鼓勵讀者以新穎且批判的眼光，來思索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這套書也能發揮活潑的教學功能，促使學生認識概念與經驗分析如何協同發展，並且彼此關連。同時，教師能夠確保學生具備了基本的概念參照點，然後以自己的例子與討論來補充說明。這套叢書簡潔標準的編排，讓教師可以在一門課裡綜合使用兩種或更多種教材，或者在講述不同分科的許多堂課裡，同時採用一本教材。

蓋若汀．普瑞特（Geraldine Pratt）
尼可拉斯．布隆里（Nicholas Blomley）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年10月14日出生於漢諾威，在馬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主修哲學和神學，她的老師們包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

　　1929年，年輕的鄂蘭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愛的觀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然因德國內部的反猶政策，使她無法在德國任何一所大學教書。1933年，在被蓋世太保短暫關押之後，鄂蘭流亡到巴黎，結識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並成為好友，也開始為Youth Aliyah（一個致力於將猶太兒童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組織）工作。1937年，她在巴黎遇見了德國詩人與哲學家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兩人於1940年結婚，並於1941年與丈夫和母親移居美國。

　　1951年，鄂蘭取得美國公民身分，並於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8年，出版畢生最重要政治哲學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9年，鄂蘭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並陸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等處任教。

　　1961年，鄂蘭到耶路撒冷為《紐約客》報導艾希曼大審，當時的觀察促使她寫下備受推崇與爭議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被視為討論反猶大屠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75年12月4日，鄂蘭因心臟病發，在紐約過世。

譯者簡介

林宏濤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有：《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啟蒙的辯證》、《菁英的反叛》、《詮釋之衝突》、《體會死亡》、《美學理論》、《法學導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神話學辭典》、《與改變對話》、《死後的世界》、《正義的理念》等作品。

作者簡介

基倫．賽提亞（Kieran Setiya）

　　麻省理工學院（MIT）哲學系教授。研究和教授哲學已有二十多年。《中年哲學》出版後，受到《紐約客》（New Yorker）、《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廣泛讚譽，並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另著有《把壞日子過好：MIT教授的七堂哲學課，擺脫無能為力，找到前進的力量》（Life Is Hard: How Philosophy Can Help Us Find Our Way）。

譯者簡介

陳信宏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獎項，目前為專職譯者。近期譯作包括《殺戮的季節：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印尼大屠殺史》、《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傅柯的多重人生》、《貓哲學》、《國家如何反彈回升》、《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等。

後殖民論述經典

　　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於一九七八年出版，旋即引起廣泛的迴響與不同立場的批評爭議，直至今日，已有日文、德文、葡萄牙文、義大利文、土耳其文等二十多種譯本相繼出版。

　　薩依德的論述，其影響力甚至從中東、伊斯蘭世界到非洲、南亞、中南美洲等地，有如骨牌效應，成為文化論述的重要著作、後殖民主義思潮之經典，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方向與思考態度。

　　《東方主義》是一本有關歐美如何看待中東、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兩百年學術傳統的權力與想像力的研究。薩依德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及傅柯的「知識 / 權力論」為其論述的基礎，將東方主義者在全球性的網絡中，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權力的支配、知識再生產之霸權架構、殖民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之不對等權力關係及主奴式的霸權體系一一展演於前。

　　他進一步分析西方對伊斯蘭世界及近東研究的東方學文本與作者，主要內容從殖民的政治建制、東方學專家的學術生產事業、與有關文學創作和通俗報導方面，來釐清剖析西方對東方的東方化想像與現實東方的差異。

　　此外，根據東方主義的三個時期：1、拿破崙征埃及至一八六九蘇彝士運河開通時期；2、英法兩國為主導的西方列強開始滲透伊斯蘭世界時期；3、一九四五至七0年代美國的全球性霸業時期，來分析東方主義的遞變與歷史轉型，為東、西方多年來的文化交流做了鞭闢入裡的多元詮釋。

作者簡介

愛德華．薩依德（Eward W. Said）

　　愛德華．薩依德自一九六三年起，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至今，教授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等課程。一九三五年生於耶路撒冷，後來先後就讀於開羅維多利亞學院、美國麻州茂特賀蒙學院，以及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著作包括：《喬瑟夫．康拉德與自傳性小說》、《世界、文本與批評者》、《文化與帝國主義》、《知識分子論》等書。

校訂者簡介

傅大為

　　（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

廖炳惠

　　（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蔡源林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南華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２００３年新版作者序

後九一一的省思：為《東方主義》二十五週年版作
 
　　編按：《東方主義》自一九七八年問世以來，備受討論，迄今世界各地已有三十六種語言的譯本。在二○○三年的最新版本中，特別增訂為本書出版二十五週年而寫的新序，作者薩依德針對後九一一及美伊戰事激盪的新局勢，重申人文主義精神的要義。

　　九年之前，一九九四年的秋天，我正在為《東方主義》寫一篇後記，試圖澄清我自認說過或者未曾說過的話語。我要強調的不僅是此書自一九七八年出版以來引發的百家爭鳴，還包括像這樣一部論述「東方」諸般呈現的作品，是如何讓自身成為各種錯誤呈現與錯誤詮釋的繁衍溫床。今日情形雖然依舊，但我發現自己的感受與其說是惱怒，不如說是諷刺，這正顯示了年歲對我的影響；此外我的期許盼望與教育熱忱日漸低落，也是步入老態龍鍾的常見徵兆。最近我有兩位主要是知識上、同時也是政治與個人方面的導師—伊克巴．阿合馬（Eqbal Ahmad）與易卜拉欣．阿布—路高德（Ibrahim Abu-Lughod，本書的題贈對象之一）—相繼辭世，帶來了悲傷，失落與消沉，但也激起一股繼續前進的頑強意志。這並不是一種樂觀心態，而是對於正在進行且無窮無盡的解放與啟蒙過程，繼續保有信心：在我看來，這種過程為知識份子的天職指出了方向。

　　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訝異，《東方主義》至今居然仍備受討論，而且迻譯為世界各地的三十六種語言。感謝我的摯友與同仁蓋比．彼得伯格（Gaby Peterberg，先前任教以色列的本古里昂大學〔Ben Gurion University〕，目前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的努力，《東方主義》終於有了希伯來文譯本，並在以色列讀者與學生之間引發熱烈的討論與爭議。此外，越南文譯本也在澳州方面的協助之下出版，我希望這麼說不致於太狂妄：中南半島的知識界似乎已打開空間，準備面對此書的諸多命題。無論如何，身為一位從未夢想到自己作品會如此風行的作者，我欣然得知：各界對我書中努力成果的興趣並未完全消失，尤其是在眾多殊異的「東方」地域。

　　當然，興趣並未消失的一部分原因在於，中東地區、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至今仍激盪出巨大的變化、抗爭、論戰以及我振筆疾書的此刻正在進行的：戰爭。如同多年前我曾說過的，《東方主義》產生於基本上—甚至是激進地—擾攘動蕩的背景環境。我在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1999）中描繪了我成長過程歷經的幾個奇特與矛盾的世界，為我自己與讀者詳細記述影響我一生的巴勒斯坦、埃及與黎巴嫩的成長背景。但《鄉關何處》是非常個人化的記述，並未涉及我從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以來的政治參與，在那場戰爭的餘波蕩漾（以色列軍隊至今仍佔領巴勒斯坦領土與戈蘭高地）之中，對我這一代阿拉伯人與美國人至關緊要的抗爭語彙與重大理念，似乎仍綿延不絕。然而我還是要再次強調，本書以及我在這方面的思想工作，大體上都要歸功於我的大學學者生涯才能夠實現。雖然經常遭人詬病，但美國的大學—尤其是在我執教的哥倫比亞大學—依然可以讓思想與研究以近乎烏托邦的方式進行，這種地方在美國已經所剩無幾。我從未教授過任何中東方面的課程，在學術訓練與實際事業中，我都是一個主要以歐美人文學術為本行的老師，一個現代比較文學專家。大學校園以及兩個世代以來，我與第一流學子以及優秀同仁共度的教育工作，使我能夠實現這本書中深思熟慮的分析研究；此書雖然與當下世事密切相關，但仍舊是一本論述文化、理念、歷史與權力的作品，而非中東政治的泛泛之論。我自寫作伊始就抱持這種想法，至今日依然凜然於心。

　　然而《東方主義》還是與當代歷史混亂的動態發展密切相關，因此我在書中強調，無論「東方」這個詞語抑或「西方」這個觀念，都不具備任何本體論層面的穩定性，兩者都是由人為的努力構成，是對於「他者」（the Other）的斷定與確認。這些最高層虛構容易受到操控，容易被集體熱情組織起來，事例在我們這個時代再明顯不過，鼓動恐懼、仇恨、憎惡、死灰復燃的自尊與傲慢—諸多涉及伊斯蘭教及阿拉伯人與「我們」西方人之間的壁壘分明—竟是規模非同小可的事業。《東方主義》開篇就是一段一九七五年對黎巴嫩內戰的描寫，那場內戰結束於一九九○年，但暴力與險惡的流血事件直至此時此刻仍未止息。我們看到奧斯陸和平進程的失敗，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抗暴（intifada）的爆發，約旦河西岸與迦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再度入侵之苦，以軍用Ｆ—16戰機與阿帕契（Apache）攻擊直昇機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目的是一種集體懲罰。自殺式炸彈攻擊行為全然展現其恐怖的破壞力，當然，最為血腥殘忍、猶如世紀末的事例就是九一一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當我寫下這些字句的時候，英國與美國正在對伊拉克進行非法、未經授權的帝國主義侵略佔領行動，其後遺症將是大規模實質破壞、政治動亂以及日後層出不窮、難以想像的侵略行為。據說這一切結果都是肇因於所謂的文明衝突，永不休止，難以平息、無藥可救。但我不能苟同這種說法。

　　我真希望我能夠這麼說：美國各界對於中東地區、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的了解已經有所進展；可嘆的是，實情並非如此。歐洲的情況似乎要好得多，原因不一而足。在美國，心態的日漸僵化、貶抑鄙夷的一概而論與沾沾自喜的陳腔濫調日益根深柢固、赤裸權力的宰制掌控，結合了對異議者與「他者」的簡化鄙視，這些現象與伊拉克圖書館及博物館的劫掠破壞事件若合符節，前呼後應。我們的領袖與其御用學者似乎無法理解，歷史不可能像塊黑板那樣一拭而淨，好讓「我們」在上面書寫自己的未來，並勉強那些劣等民族遵循我們自家的生活方式。常常聽到華盛頓或其他地方的高官談論如何改變中東的全貌，就好像古老社會與無數人民可以像罐子裡的花生一樣搖晃重組。不過這在「東方」是司空見慣的事，從十八世紀末葉拿破崙入侵埃及以來，這種半神話式的架構已經被建構與重建過無數次，背後主宰的強權透過一種知識的權宜形式來行使，斷定某種事物屬於東方的本質，因此我們必須對症下藥。在這樣的過程中，數不盡的歷史沉積—包括無數歷史事件與多采多姿的民族、語言、經驗與文化被一掃而空、視若無睹、棄置如沙堆，就如同巴格達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寶藏化為無意義的碎片。我的論點在於，歷史是由男男女女所塑造，正如同它可以被塗抹與重寫，總是帶有各式各樣的沉默與省略，強加的形態與逆來順受的扭曲，因此「我們的」東方也會讓「我們」佔有與指使。

　　我必須重申，其實我並沒有一個「真正的」東方可資論爭，然而我非常佩服那個地區人們的力量與才華，他們為自身的形象與前景而抗爭。阿拉伯人與穆斯林社會一直遭到規模龐大、處心積慮的攻擊，攻擊他們發展落後、缺乏民主、扼殺女性權益；但是我們忘記了，現代化、啟蒙與民主之類的觀念，絕不會像能不能在客廳找到復活節彩蛋一樣，是那麼簡單明瞭、普遍接納的觀念。貧乏的時事評論家以駭人的輕忽態度大談外交政策，他們沒有任何具生命力的觀念（也渾然不知真正的人們使用何種語言），卻虛構出一幅荒涼的場景，好讓美國強權建立一個自由市場「民主」的代用品模型，完全不懷疑這種計劃其實只存在於斯威夫特（Swift）的拉格多科學院（Academy of Lagado）。

　　我真正要主張的是，對於其他民族與其他時代的兩種知識有其差異：其一是來自以這些民族為出發點的理解、同情、謹慎研究與分析；另一種知識—如果它稱得上是知識—則是一項全面行動的環節之一，為一場自說自話、窮兵黷武、明目張膽的戰爭效勞。兩種意志之間畢竟存在深刻的歧異，前者是為了共同生存與擴大人文視野而去理解的意志，後者則是為了控制與外部統治而想主宰一切的意志。一場由一小撮非民選美國官員（他們都沒有服過兵役，因此被稱之為「小鷹派」）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對付一個民窮財盡的第三世界獨裁國家，理由完全是基於世界主宰、安全控制、稀有資源之類的意識形態，然而卻有一群背棄學術天職的東方主義者，協助這些美國官員掩飾其真正的意圖，在一旁煽風點火，並為他們找尋藉口，這的確是可列入歷史的一場知識界災難。對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的五角大廈與國家安全會議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伯納德．路易士（Bernard Lewis）、富厄德．阿賈米（Fouad Ajami）這類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專家，他們協助美國鷹派人士設想出如此荒誕錯謬的景象：只有美國強權才能挽救阿拉伯心靈以及伊斯蘭世界數百年來的衰頹。今日美國各大書店充斥著低劣冗贅的著作，打上駭人聽聞的標題，諸如伊斯蘭與恐怖活動、揭發伊斯蘭真面目、阿拉伯的威脅與穆斯林的恐嚇，其作者都是些逞辯的政論家，號稱自身的知識與別人一樣是來自某些專家，這些專家據說能夠深入遙遠奇特的東方民族的內幕，而那些民族一直是插在「我們」肌膚上的可怕棘刺。與這類專業戰爭販子狼狽為奸的是美國全知全能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與福斯電視網（Fox），眾多的福音與右派廣播節目主持人，不可勝數的小報甚至中等水平的新聞媒體，他們都是在反覆利用同一套無法證實的想像虛構以及無所不包的一概而論，只求能夠刺激「美國」起而對抗異國的魔鬼。

　　伊拉克雖然有其各種嚴重弊病與無惡不作的獨裁者（他的崛起有一部分要感謝美國二十年前的政策），但如果它是全世界頭號香蕉或柑橘出口國，那麼就肯定不會爆發戰爭；也不會有由不知所蹤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引起的歇斯底里；不必將龐大的陸海空兵力運到七千哩外，去摧毀一個連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都不太可能知道的國家，所有這一切都是訴諸「自由」之名。如果沒有一種條理井然的理念，認定那裡的人們和「我們」不一樣，拒絕接受「我們的」價值觀—這正是我在此書中論述的傳統東方主義者教條的核心—就不會有戰爭。 當年征服馬來西亞與印尼的荷蘭人；印度、兩河流域、埃及與西非的英國軍隊；中南半島與北非的法國軍隊，都曾招攬一群支薪的職業學者，而現在美國也有五角大廈與白宮豢養的顧問群；他們陳陳相因，賣弄同一套老生常譚、貶抑的刻板印象、為權力與暴力辯解的說辭（畢竟他們只聽得懂權力的語言）。如今這些美國顧問在伊拉克有許多同路人，他們是一大群民間包商與興致勃勃的企業家，從教科書的編寫、憲法的制定到伊拉克政治生態的改造與石油工業的私有化，都由這夥人包辦。每一個帝國在其官方論述中，都會聲稱它與歷史上其他帝國不同，它的處境特殊，它擔負著啟蒙、文明化、引進秩序與民主的使命，訴諸武力只是最不得已的手段。更令人難過的是，總有一群心甘情願的知識份子在一旁唱和，談論帝國的善意與利他精神來安撫人心，就好像告訴人們不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毀滅、苦難與死亡，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最近一回的「文明化任務」（mission civilizatrice）之中。

　　美國對於這種帝國論述有一樁特殊貢獻，就是一套外交專有術語。你不必用阿拉伯語、波斯語甚至法語，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阿拉伯世界需要民主骨牌效應。那些咄咄逼人且無知得可憐的政策專家，對這世界的經驗只限於華府政壇，卻製造出一本又一本書籍來論述「恐怖主義」與自由主義，或者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思想與美國外交政策，或者歷史的終結，這一切都是要博取注意力與影響力，全然不顧事實真相或思想深度或真知灼見。作者只在意這些書看起來是否實用有效、旁徵博引，以及它能夠吸引哪些人上鉤。這類一言以蔽之的著作最惡質的地方在於：將人類最為緻密、充滿痛苦的受難經驗一掃而空。美國有句常用的鄙夷話語「你已經是歷史了」（you're history.），記憶與歷史過往在這句話中磨滅殆盡。

　　我的《東方主義》出版二十五年之後，再度引發一個問題：自從拿破崙兩個世紀前入侵埃及以來，現代帝國主義是否已然終結，還是仍在東方肆虐？阿拉伯人與穆斯林受到諄諄告誡：探討自身為何受害與念念不忘帝國的劫掠，其實只是在逃避當前的責任。你們失敗了，你們走錯路了，現代東方主義者如是說。這當然也是奈波爾（V. S. Naipaul）的文學業績所在：帝國的受害者只知怨天尤人，坐視自己的國家向下沉淪。然而這是對帝國侵略何等膚淺的思考，全然忽略了帝國對「劣等」人民與「臣民種族」世世代代生活的巨大扭曲，幾乎無法面對長年以來，帝國在巴勒斯坦人、剛果人、阿爾及利亞人或伊拉克人生活中的持續運作。我們正確地認知到，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永遠改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但為何我們不能對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以及東方主義持續至今的行徑，也從認知的層面脫胎換骨？先想一想自拿破崙伊始的歷史脈絡，順著東方研究興起與北非遭到佔領而延續，然後是越南、埃及與巴勒斯坦的類似歷程，以及整個二十世紀中在波斯灣、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地對石油與戰略控制的爭奪。再參照並觀反殖民民族主義的崛起，經過解放獨立的短暫時期，充斥著軍事政變、叛亂、內戰、宗教狂熱、非理性鬥爭，以及殘暴鎮壓碩果僅存的「原住民」的年代；每一個階段與年代都會針對他者而為自身製造出扭曲的知識、化約的形象與紛擾的爭議。

　　我在《東方主義》中的理念是要運用人文的判準來打開鬥爭的場域，引介一系列較詳盡的思想與分析，來取代爭議頻仍、不假思索的激憤，後者以各種標籤與你死我活的辯論來禁錮我們，其目標是要追求一種躍躍欲戰的集體認同，而不是相互理解與知識交流。我曾經稱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人文主義」（humanism），儘管有些繁複的後現代學派批評家對這個字眼嗤之以鼻，我還是堅持使用。我的「人文主義」首先意謂著嘗試解開從布萊克（Blake）筆下由心靈打造的枷鎖，如此一來，人才能夠讓心靈為了反省的理解與真誠的告白，進行歷史與理性的思考。進而言之，人文主義是由一種社群意識維繫，與其他的詮釋者、社會以及年代聲氣相通：因此嚴格而論，不存在所謂的孤立的人文主義者。 換言之，每一個領域彼此之間都緊密關連，世間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毫無依傍、不受外在影響。但令人沮喪的是，這種觀點越能夠得到文化批判研究的證實，它的影響力就越薄弱，而「伊斯蘭vs.西方」之類的簡化對立似乎也會征服更多的領域。

　　對於我們這種受到環境影響、實際過著伊斯蘭與西方的多元文化生活的人，長久以來我一直感覺到，我們身為學者與知識份子，擔負著特殊的知識與道德責任。我當然認為我們應該針對那些簡化的公式與抽象但具影響力的思想，加以複雜化並且 / 或者予以拆解，那些思想帶領心靈離棄真實具體的人類歷史與經驗，走入意識形態、形而上衝突與集體熱情的領域。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談論違反公義與苦難煎熬的議題，而是要強調我們在如此談論的時候，必須顧及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現實的豐富脈絡。我們扮演的角色是要擴大討論的場域，而不是依循佔優勢的威權來設定界線。過去三十五年來，我將一大部分時間投注於鼓吹巴勒斯坦人民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但是我在這麼做的同時，一直力圖密切注意猶太人的生活境況，以及他們遭受的迫害凌虐與種族屠殺之苦。最重要的是，追求巴勒斯坦 / 以色列平等的抗爭必須導向一個人道目標—也就是和平共處—而不是變本加厲的壓迫與否定。可想而知，我指涉的東方主義與現代反猶太主義有共同的根源。是故獨立自主的知識份子一定要提出其他模式，來取代過度簡化侷限的模式，後者以相互的敵意為基礎，長久以來一直盛行於中東與其他地區。

　　現在我要討論一種另闢他途的模式，這種模式在我的著作中對我而言極為重要。身為一個以文學為專業的人文主義者，我的年歲已長，早在四十年前就接受過比較文學領域的訓練，其主導理念要追溯到十八世紀晚期與十九世紀初葉的德國。在那之前我還必須提及維科（Giambattista Vico）極具創造性的貢獻，這位出身義大利紐波利頓（Neopolitan）地區的哲學家與語文學家，其觀念預示並深刻影響了我將要討論的一系列德國思想家。他們屬於赫德（Herder）與伍爾夫（Wolf）的年代，後繼者有歌德、洪堡（Humboldt）、狄爾泰（Dilthey）、尼采、伽達瑪（Gadamer），最終則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浪漫主義語文學家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史畢澤（Leo Spitzer）與庫丘斯（Ernst Robert Curtius）。對年輕的一代而言，「語文學」（philology）這個概念本身就深具老朽陳腐之感，但語文學其實是最基礎也最具創造力的一門詮釋性藝術。在我看來，最令人激賞的典範就是歌德對伊斯蘭教的廣泛興趣，特別是對於波斯詩人哈菲茲（Hafiz），這股高度熱情後來讓他寫下《西東詩集》（West-tlicher Diwan），並改變了他對「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的想法，所謂「世界文學」是將世界上所有文學作品視為一個交響共鳴的整體，從理論上來看，它既能保持每部作品的個別性，又不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

　　諷刺的是，隨著今日的全球化世界—透過某些我曾經談過的可悲方式—日趨緊密，我們可能正走向歌德在觀念上極力要避免的標準化與同質性。奧爾巴哈一九五一年發表的〈世界文學的語文學〉（"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一文中正是如此認為，當時戰後時期剛剛開始，同時又即將進入冷戰時代。他的扛鼎之作《模擬》（Mimesis）於一九四六年在瑞士伯恩出版，但寫作時期正逢大戰方殷，奧爾巴哈以流亡者身分在伊斯坦堡教授拉丁系語言，他寫這本書是要作為一篇證言，彰顯西方文學上自荷馬，下至維吉妮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對於現實所表現的多樣性與具體性。然而讀者看過他一九五一年那篇文章之後會覺得，對奧爾巴哈而言，他那部偉大著作是悼念一個時代的輓歌；當其時，人們能夠透過語文學的角度，具體、敏感、直覺地詮釋文本，以深博學識與精通數種語言的能耐，來維繫歌德為理解伊斯蘭文學而倡導的理解方式。

　　對於語言和歷史的確實掌握有其必要，但並不足夠；就如同機械化地蒐羅事實並非透徹理解但丁這類作家的適當方法。想實踐奧爾巴哈與其前輩談論並嘗試的語文學理解方式，主要的條件就是讀者要感同身受且主觀地進入文本的生命之中，並從其時代與作者的角度來觀照。「世界文學」運用的語文學並不會疏離與敵視不同的時代與文化，而是要以寬闊胸襟與—如果這個字眼恰當—溫暖善意來發揚深厚的人文主義精神。如此一來，詮釋者的心靈會主動闢出一處空間，接納來自異國的「他者」。這種為陌生遙遠的作品創造性地闢出心靈空間，是詮釋者的語文學使命中最重要的一個面向。

　　上述這一切在德國顯然都遭到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的破壞摧殘。大戰之後，奧爾巴哈悲嘆指出，隨著觀念的標準化與節節高升的知識專業化，像他代表的這種追根究柢、孜孜不倦的語文學工作，實現的機會正與日俱減。更令人難過的是，一九五七年奧爾巴哈過世之後，人文研究的觀念與實踐無論是視野範圍抑或中心性（centrality）都日漸式微。奠基於檔案研究以及心靈普遍原則的書籍文化，過去曾經維繫人文主義作為一門歷史學科，如今也消失殆盡。今日我們的學生不再研讀文字的真正意義，反而經常被網際網路與大眾媒體上唾手可得的知識吸引分心。

　　更糟的是，教育正受到民族主義者與宗教正統派的威脅，他們經常透過大眾媒體散播理念，以不顧歷史、煽風點火的心態將焦點集中於遠方的電子戰爭，給予觀者一種外科手術般的精確感，事實上卻模糊了現代「乾淨」戰爭造成的恐怖痛苦與毀滅。一個未知的敵人遭到妖魔化，其「恐怖份子」的標籤能夠讓人們一直處於激動與憤怒的狀態，媒體影像在此一過程中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並且會在危機與不安的時刻受到利用，後九一一（post-9/11）時期就是如此。同時以美國人與阿拉伯人的身分發言的我，必須要求讀者不要低估這種簡化的世界觀，一小撮五角大廈文職菁英據以擬定美國對整個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政策；恐怖、先發制人的戰爭、獨斷獨行的政權更換—以膨脹到史無前例的軍事預算來支撐—是其主要概念，在媒體中受到了無止境且貧乏已極的辯論，媒體更自告奮勇，製造出一批為政府方針辯護的所謂「專家」。

　　奠基於「人類必須創造自身歷史」此一俗世觀念的反省、論辯、理性爭執與道德原則，已經被這些抽象觀念取代：頌揚美國人或西方人的異常優越、鄙視事件脈絡的相關性、對其他文化滿懷嘲諷輕蔑。或許你會質疑，我在人文主義詮釋與外交政策之間做了太多跳躍式論述；而且一個現代化的科技社會，加上一個擁有Ｆ—16噴射戰鬥機與網際網路的前所未見強權，到最後一定得由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與理查．裴爾（Richard Perle）這類令人生畏的技術—政策專家來掌舵。然而真正失落的是一種感受，對於人類生活的厚實內涵與相生相倚的感受，既不能簡化為一道公式，也不該視若敝屣。就連談論戰爭的語言都已非人性化到極點：「我們要長驅直入，剷除薩達姆，以乾淨的外科手術式攻擊摧毀他的軍隊，這將讓大家嘆為觀止。」一位女國會議員某天晚上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上如是說。我覺得有一件事非常能夠說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刻：錢尼（Cheney）副總統在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發表強硬談話，談論攻打伊拉克的勢在必行，他只引述了一名中東事務「專家」的言論來支持美國對伊拉克採行軍事干預，此人是阿拉伯裔學者，以每晚計酬的方式擔任大眾媒體顧問，不斷發洩他對自己同胞的仇恨以及對出身背景的厭棄。這種「學者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充分顯示出，真誠的人文主義會如何墮落為侵略主義與虛假的愛國精神。

　　上述是這場全球性論辯一邊陣營的情景，但在阿拉伯與穆斯林國家這邊，情況幾乎同等惡劣。正如盧拉．哈拉夫（Roula Khalaf）二○○二年九月四日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一篇精湛文章中所論，這個區域已經淪入一種輕率的反美心態，對美國社會實情的了解微不足道。由於各國政府對於美國對他們的政策無可奈何，因此他們將精力轉向鎮壓抑制自家的人民，造成怨恨、憤怒與無助的詛咒等全然無益於開放社會的結果；關於人類歷史與發展的俗世理念，也都屈服於失敗與挫折以及一種伊斯蘭教義，後者來自於教條的死背硬記，抹殺了其他可與之抗衡的俗世知識，無法在百家爭鳴的現代論述天地中進行理念的分析與交換。伊斯蘭教特異傳統「伊智提哈德」（ijtihad，個人詮釋）的逐漸消亡，是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浩劫之一，導致批判性思考以及對現代世界問題的個人探索消失無蹤，反而任由正統教派與僵化教條發號施令。

　　這倒並不是說文化世界已全面倒退，一邊是退向窮兵黷武的新東方主義，另一邊則是全然的排斥抗拒。最近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的「聯合國世界高峰會」（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儘管有各種束縛掣肘，事實上已揭示了一個全球共同關懷的廣大領域，其細部運作涵蓋了環境、飢饉、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距、醫療衛生、人權等事務，顯示一種令人欣慰的新群體正在浮現，而且使「四海一家」（one world）這個經常流於輕易的觀念具備了新的迫切性。儘管如此，我們仍必須承認，沒有人能夠了解我們這個全球化世界極為複雜的整體情況；雖然情形如此，但就如我一開始所說，這世界的各個部分確實都是相生相倚，不可能讓「孤立」有存在的機會。

　　總而言之，我現在想強調的是，以「美國」、「西方」、「伊斯蘭」等看似融匯貫通、實則不然的標題誤導人們，為實際上天差地別的無數個體虛構出集體的認同，人們對於這些簡化事實的可怕衝突，不能再坐視它們繼續保持強大，而必須與之對抗，大幅降低其邪惡的效力與動員的力量。我們仍然可以運用理性的詮釋技巧，這些技巧來自人文主義教育的遺澤，其內涵並不是要求人們回歸傳統價值或經典的濫情虔誠，而是俗世理性論述的積極實踐。俗世是一個歷史的世界，由人類所塑造。人類的行為要接受考察與分析，掌握、批判、影響與評斷都是理解的使命。最重要的是，批判性思考不能屈服於國家權力，屈服於要求我們加入行列、對抗某個既定敵人的命令。我們專注致力的目標不應該是人為製造的文明衝突，而是各個文化緩慢的共同運作，文化之間彼此重疊、互相因襲，其共存方式遠比任何零碎或虛矯的理解模式更有意趣。但是為了達到那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需要的是時間以及耐性與存疑的探索，透過各個詮釋社群的信念來支撐，在一個要求立即行動與反應的世界，要維繫這些信念並非易事。

　　人文主義的核心是人類個體的行動與主體的直覺，而非既定的概念與現成的權威。文本必須被解讀為透過各種我所謂的世俗方式（worldly ways），產生並綿延於歷史領域之中的文本。但這絕不意謂無視於權力的存在，因為恰恰相反，我在書中想要彰顯的是：就連最深奧晦澀的研究，都不免帶有權力的影射與堆疊。

　　最後也最為重要的是，對於扭曲歷史的非人性作法與不公不義，我願意大膽推論，人文主義是我們唯一的而且是最終極的抵抗憑藉。今日電腦網路的民主領域欣欣向榮，令我們大受鼓舞激盪，這個領域對所有使用者開放的方式，幾代以前的暴君或正統教派難以想像。伊拉克戰爭開打之前遍及全球的示威活動，都要歸功於世界各地的另類社群，他們交流各種另類資訊，敏銳覺察環境、人權、自由主義等將我們在這顆小小行星上結為一體的脈動。儘管這世上有眾多的倫斯斐、賓拉登、夏隆與布希，以強大到難以置信的力量橫生阻擾，人類與人文主義對於啟蒙與解放的渴望，不會那麼容易受到拖延敷衍。我相信，在通往人類自由那條漫長崎嶇的道路上，《東方主義》將會盡一份心力。

薩依德
譯者：閻紀宇

　　《城市世界》（City Worlds）是《認識城市》（Understanding Cities）系列叢書的第一冊。《認識城市》是英國著名的高等推廣教育機構「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所籌劃一系列以新角度觀照當代全球化概念下城市的叢書。「開放大學」規劃的叢書向以策畫嚴謹、編寫活潑聞名，體察讀者需求，以充足多樣的經驗事例、圖表、活動和重要文章選讀，勾勒特定領域的重要概念和研究議題，並能與日常生活體驗連結。

　　《認識城市》嘗試以新的角度觀照城市。為了充分地認識當代的城市，作者群主張運用地理學的想像理解城市是如何造就出來的，一方面要放在延展到城市以外的社會關係脈絡裡；另一方面，則要安置於城市內部社會關係的交錯中。這些論點的開展，將會顯示城市無法以單一地理及唯一歷史觀點來思考，因而也不會只有一種未來。相反地，城市的特徵在於開放性：向新的機會開放，也向新的人際互動開放。這套系列叢書將會逐漸揭露出，城市無可避免的開放性所呈顯的困難與弔詭之處，因為各種歷史與地理都在這裡交會重疊。那麼，很顯然地，如果大家要學會在這個逐漸都市化的世界裡生活，就必須了解這些議題。

　　作為該書系的第一冊，《認識城市》呈現出該系列的整體論點和重點。值此全球化時代，本書的論點在於：城市所體現和展現的問題與可能性，是地球此刻面臨的最重要議題之一。歷史上首度有半數以上人口不僅生活於城市中，還生活在鉅型城市裡。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新來人口，抵達世界各地的城市。這種地理現象，世界人口如此集中，可說是前所未見。這種新地理形勢帶來了什麼樣的可能性和問題？我們又如何加以分析和解說呢？

　　由於城市至關重要，確實已經有很多關於城市的論著。本書所採取的途徑，既要將現有的材料廣泛納入考慮，也要提出不同的視角。《城市世界》追索城市未曾明言的空間關係，述說新的城市故事。從這些故事中，萌生了對城市的新認識。藉由挖掘各式議題，得以開始提出有關城市未來的疑問，以及環繞著不公平、容忍、民主與永續性等議題的問題與可能性。

本書特色

　　再也不能輕忽城市對我們的影響力了。

　　這是一本教科書，卻又是一本不那麼教科書的教科書。

　　甚麼是「城市」？在學界與藝文界的領域中這麼多關於城市的討論，在詩人與音樂人的想像裡這麼多關於城市的歌頌，身處全球化時代的我們，體認到的城市面貌會是甚麼？

　　歌手用浪漫的歌詞描繪出一幅屬於城市的風景畫，而這本書則透過深入的分析與淺顯的言語，告訴你──城市是甚麼。

作者簡介

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

　　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地理學教授。她最近的著作包括《空間分工》（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第二版，1995）和《空間、地方與性別》（Space, Place and Gender, 1994）。她也是《測深：政治與文化期刊》（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的共同創辦人與編輯。

約翰．艾倫（John Allen）

　　開放大學經濟地理學高級講師。他最近的出版著作包括《縮收中的世界？》（A Shrinking World?, 1995, 與Chris Hamnett合編）和《重新思考區域》（Rethinking the Region, 1998, 與Doreen Massey及Allan Cochrane合著）。

史提夫．派爾（Steve Pile）

　　開放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他最近的書包括《身體與城市》（The Body and the City, 1996）和《抵抗地理學》（Geography of Resistance, 1997，與Michael Keith合編），以及《穿越身體的地方》（Places through the Body, 1998，與Heidi J. Nast合編）。

譯者簡介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副教授。近期譯著有《現代地理思想》、《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遇見都市：理論與經驗》、《新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騷動的城市：移動∕定著》、《無法統馭的城市?：秩序∕失序》等書。

 巴特論洗潔劑──

「我們總是覺得賈微牌的洗潔液類似某種液體之火，其作用要小心翼翼地評估，否則物品本身就會毀損，『被燒壞』；這種產品暗含的傳說感，乃是倚賴一種對物質劇烈的、打磨式的改變。其作用皆屬於化學性或肢體損傷的範疇：洗潔劑能夠『殺滅』髒污。反之，清潔粉則是產生分離作用的物質；它們的理想功能是將物品自不完美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我們『驅除』髒污，不再是殺掉它；在『奧妙』的圖片介紹中，污垢是一名虛弱、髒兮兮的渺小敵人，僅僅在『奧妙』的審判威脅之下，就從潔淨美麗的棉布中拔腿逃跑。毫無疑問，氯及氨全然是某種火焰的代言人，負有拯救之力，但也盲目打擊；而肥皂粉則不同，它是有選擇的，它在衣衫的經緯紗線之間推擠、引導污垢尋找出路，像警察在維持秩序，而非戰爭的廝殺。」

 巴特論玩具──

「玩具在表面上預見了成人世界的工作樣貌，顯然這個事實只會讓孩子準備全盤接受、甚至在他能夠自行思考之前，直接為他建立一個原始本能的託辭藉口，這股本能無時無刻創造出士兵、郵務員、偉士牌機車。……舉例來說，還有一種娃娃會撒尿；娃娃體內都安裝了食道，我們把奶瓶塞過去，接著它們就會尿濕襁褓巾；當然囉，它們腹腔裡的牛奶很快就會轉變成水。我們可以藉由這種方式，讓小女孩熟悉家務工作的因果定律，讓她開始『適應』未來母親的角色。在這座充滿了準確及複雜物件的宇宙面前，孩子只會變成擁有者或使用者，永遠不會成為創造者。他不創造世界，他使用這個世界：我們已經幫他準備好缺乏冒險、缺乏驚奇、缺乏歡樂的起步動作。我們讓孩子變成一位小房東，成天宅在家裡，甚至用不著去創造應付成人命運所需要的精力；我們把整套東西準備好，直接交給他們：孩子只須直接取用，我們從來不給他自己從頭到尾親身悠遊的機會。」

 巴特論水災──

「它改易了某些物體的樣貌，引入了一些不符合常態、卻可以解釋的視點，使人對世界的感知煥然一新：我們看到汽車淹到只露出車頂；路燈一大半泡在水中，只餘頂部浮出水面，有如朵朵睡蓮；房舍被切割成東一塊、西一塊，像孩子玩的積木；貓咪受困樹上多日。所有這些日常物件看似瞬間失根斷線，被奪走了最合理的典型實體：大地。這道斷裂保留了稀奇古怪的感受，卻不會引發魔幻妖異的威脅感：這片汪洋大水製造了一種出色的、人們常見的特效場面──事物的形貌改變了，卻依然顯現出『渾然天成』的樣子──，我們的心思可以專注在效果上。洪水打亂了日常視覺的觀看方式，卻並未引發幻覺。事物部分消失抹除，而非變形走樣：這場奇觀極其殊異，卻合情合理。……但凡一切日常生活稍微大幅的斷裂都會導向『節慶』。然而，洪水不只是選定並改變某些物品的外貌，它甚至顛覆了風景的感知以及自古以來的地平線結構：土地量測的慣用線條、樹木形成的連綿綠幕、房屋的排列、道路，乃至河床本身，這恆常穩定的稜角分明，曾經如此妥善精準地安排土地所有權的形式，這一切都像用橡皮擦拭去一樣，從邊角到平面攤開抹平：不再有道路，不再有河岸，不再有方位；一個平坦的實體，水漫八方，鋪天蓋地，如此便中止了人的生成發展，使人脫離理智，脫離了地點的實用工具性。」

 巴特論牛奶與葡萄酒──

「牛奶是真正與葡萄酒相反的東西：不只因為孟岱斯•法朗斯所倡議的措施（這是刻意設計的神話姿態：在議會演講的講臺上喝牛奶，就像大力水手卜派吃菠菜一樣），也由於在物質各種各樣的形態中，牛奶與火相互對立──出於它密集的分子結構和表層覆蓋的乳油狀本質（因而能使人鎮靜）；葡萄酒會毀損健康，具整形作用，它能引發變質，又負有催生之力；牛奶則有美容功效，它可以黏合、遮蓋、恢復元氣。此外，它的白淨可以連結到嬰孩的純真，是力量的保證，這股力量不會誘發、引導，不會導致充血，但卻令人沉靜、臉色白皙、神智清明，這一切與牛奶的實體樣態相符。」

 巴特論罷工──

「仍有不少人認為罷工是一件可恥的事：換言之，罷工不只是一項錯誤、騷亂或不法之舉，還是一起道德犯罪，在這些人眼中，這項行徑擾亂了自然秩序，令人難以容忍。無法接受，可恥之至，引人反感，這是某些《費加洛報》讀者對最近一次罷工行動所下的評語。這種語言的使用其實可以上溯到復辟時期，表達出該時期深層的心靈狀態；那個時候，布爾喬亞階級才剛執政沒多久，在道德與自然之間操縱一種融接的過程，使雙方互為彼此的保證：他們擔心必須將道德自然化，於是便將自然道德化了，假裝混淆了政治秩序與自然秩序，最後下了一個結論──一切質疑社會結構法則的事物都是不道德的。……對他們來說，罷工首先是一種對道德化的理性規範的挑戰：罷工等於『不把社會放在眼裡』，與其說它違背了公民權的合法性，不如說它違反了『自然的』合法性，危害到布爾喬亞社會的哲學基礎……罷工意味著人是完整的存在，其所有的功能都相互牽連、密不可分，不論是使用者、納稅人或軍人的角色都如同太過窄薄的城牆，不足以抵禦事件的擴散，而且在社會當中，人人彼此牽涉。布爾喬亞階級反對罷工行為，認為罷工會干擾他們，這就證明了社會的各種作用有其內部的凝聚力，到了罷工最後階段才會顯露出來：矛盾在於，就在罷工正要使小布爾喬亞階級臣服於其明顯的隸屬關係之刻，小布爾喬亞階級卻懇求能夠保有自身獨立狀態的理所當然性。」

 巴特論競選照片──

「我們這位未來的議員直直瞪視敵手、障礙以及『問題之所在』。只露出四分之三臉龐的取鏡方式比較常見，它暗示了一種理想的專橫力道：目光莊重地陷入未來，這道目光並不正視，而是俯瞰，低調地散播一個廣泛無垠的他方願景。幾乎所有露出四分之三臉龐的照片都呈現仰角構圖，人物的臉孔迎向一道超自然的光芒，面部表情帶有一份憧憬，使之提升到高尚人性的精神境界，於是候選人便抵達崇高情感的奧林帕斯之巔。在那裡，一切政治上的矛盾衝突都解決了：阿爾及利亞的戰爭與和平、社會進步與資方的利潤、私立學校與甜菜補助、左右派之爭（這其實一直是種『落伍』的對立！），這一切都在這道深思的目光中和平共存，莊重地鎖定秩序的隱藏利益。」

作者簡介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二十世紀歐陸重要思想家、法國「新批評」大師、文化符號學開拓者。他堪稱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藝奇葩、最富才華的散文家，於符號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文本理論、結構主義等領域，皆有傑出貢獻，與傅柯、李維•史陀、拉岡、德希達、布希亞等巨擘並稱於世。巴特擅長以秀異雅致的文字提煉「文本的歡愉」，發想「作者之死」文學觀，並將流行、時尚等大眾語言，融入當代文化主流，為現代人開啟跨越世紀的認知視窗。巴特的著作和同時代諸多理論思潮皆有交集與對話，但始終保有其獨到之處及個人思想發展上的一致性。一九八○年，巴特在穿越拉丁區大街時，發生車禍意外，引動舊疾，一個月後辭世。他的每部作品皆為響亮的傳世名篇，如《寫作的零度》、《神話學》、《戀人絮語》、《符號帝國》、《流行體系》、《明室》等。逝世將近四十年，其著作的影響力與魅力絲毫不減。二十世紀歐陸重要思想家、法國「新批評」大師、文化符號學開拓者。他堪稱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藝奇葩、最富才華的散文家，於符號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文本理論、結構主義等領域，皆有傑出貢獻，與傅柯、李維•史陀、拉岡、德希達、布希亞等巨擘並稱於世。巴特擅長以秀異雅致的文字提煉「文本的歡愉」，發想「作者之死」文學觀，並將流行、時尚等大眾語言，融入當代文化主流，為現代人開啟跨越世紀的認知視窗。巴特的著作和同時代諸多理論思潮皆有交集與對話，但始終保有其獨到之處及個人思想發展上的一致性。一九八○年，巴特在穿越拉丁區大街時，發生車禍意外，引動舊疾，一個月後辭世。他的每部作品皆為響亮的傳世名篇，如《寫作的零度》、《神話學》、《戀人絮語》、《符號帝國》、《流行體系》、《明室》等。逝世將近四十年，其著作的影響力與魅力絲毫不減。

譯者簡介

江灝
輔大法文碩士。文字工作者、兼職譯者。曾任法國在臺協會主任室專員、中央廣播電臺法語節目主持人。現職出版社編輯，兼任臺灣法語譯者協會秘書長。譯作：羅蘭‧巴特《符號帝國》。

【審訂者／導讀者】

許綺玲

臺大外文系畢、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學碩士、博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近年專注於研讀法國作家培瑞克的作品。著有攝影文學隨筆集《糖衣與木乃伊》；譯著有羅蘭巴特攝影論述《明室》（La Chambre Claire）、班雅明的兩篇評論，收於《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以及培瑞克的自傳《W或童年回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小說《傭兵隊長》（Le Condottière）、隨筆集《空間物種》（Espèces d’espaces）。

目錄

導讀（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許綺玲）

前言

（I）神話分析

1. 摔角世界
2. 阿爾古的演員
3. 電影中的羅馬人
4. 作家在度假
5. 王族的航遊
6. 沉默、盲目的批評
7. 肥皂粉與洗潔劑
8. 窮人與無產階級
9. 火星人
10. 阿斯特拉的廣告手法
11. 婚姻大事
12. 多米尼奇案件或文學的勝利
13. 皮耶神父的肖像
14. 小說與小孩
15. 玩具
16. 巴黎沒淹水
17. 碧雄在黑人國度
18. 善良的工人
19. 嘉寶的臉蛋
20. 力量與神色悠然
21. 葡萄酒與牛奶
22. 牛排與炸薯條
23. 「鸚鵡螺號」與「醉舟」
24. 深層的廣告
25. 布甲德先生的幾句話
26. 阿達莫夫與言語
27. 愛因斯坦的大腦
28. 噴射人
29. 拉辛就是拉辛
30. 葛理翰牧師在冬賽館
31. 杜皮耶案件
32. 令人震驚的照片
33. 青年戲劇的兩則神話
34. 環法自行車大賽一如史詩
35. 《藍色指南》
36. 明見之士
37. 裝飾型料理
38. 巴托里號的航遊
39. 罷工權的使用者
40. 非洲的文法
41. 非此非彼的批評
42. 脫衣舞
43. 新款雪鐵龍
44. 小貓圖薇的文學
45. 上相的競選照片
46. 《失落的大陸》
47. 占星術
48. 布爾喬亞的歌唱藝術
49. 塑膠
50. 人類的大家庭
51. 在雜耍歌舞劇場
52. 《茶花女》
53. 布甲德與知識分子

（II）今日神話

1. 神話是一種言說
2. 神話作為一個符號學系統
3. 形式與概念
4. 意指作用
5. 神話的解讀與破譯
6. 神話作為被劫掠的言語
7. 布爾喬亞作為股份有限公司
8. 神話是一種去政治化的言說
9. 左翼神話
10. 右翼神話
11. 神話的必要性與局限

　　《做工的人》林立青為邊緣勞動者發語，以金石作聲。

　　八大女孩、酒促小姐、夜間工人、失業廠員……
　　社會暗角的笑、淚與傷，以及被視而不見的一切，
　　說出來哀傷，卻真實存在。

　　．女孩穿著墊出乳溝、短裙搭超高跟鞋的酒促制服，迎向一整桌男客，人身安全只能靠老天保佑，因為醉翁當然意不在酒，更沒人在乎深夜裡，她因腳底板抽筋的啜泣。

　　．「好手好腳就能做工！」中年失業者帶著誤解轉行，卻因專業掛零、體力太弱，在工地窘態百出，受盡奚落，但工廠一夕關門，成為「很棒的工人」是他們最後的出路……

　　．清潔婦每年都得乖乖簽下自願離職單，才能繼續被雇用，那一年，她拒絕簽名，公司竟讓另一個同事「合法」代簽而解雇了她。基層勞動者，真的就只能認命嗎？

　　社會把他們擠壓至最邊緣，連轉身的餘地都沒有，然後指責他們不夠努力。

　　「八大女孩」認真工作卻不受尊重，大眾一方面喜愛消費女性的青春肉體，撇過頭又輕視以此為生的人。夜間鋪路工以毒癮換取溫飽的可能，然而當工作沒了，徒留傷悲難戒。工地師傅流行傳長輩圖刷存在感，只為告訴大家「我還在」，不讓生活把自己遺棄。

　　階級乃人造。沒有任何人應該為自己所處的境遇背負原罪。林立青真誠、平實地道出他們的故事，但這些當然不只是故事。

　　是人。

本書特色

　　◎《做工的人》讓社會第一次聽見工地圍籬內的聲音，不卑不亢，不掙同情，觸發大眾抛開長久的偏見，學習平視地去理解。

　　《如此人生》則將視野移往幽微角落，「市場養大的孩子」林立青寫下邊緣勞動者受大社會的正當性所擠壓，相較之下擁有的資源極少，他們認命地承接輕視，或者他們不甘示弱地拚搏──儘管他們長久以來被視而不見。

　　◎林立青說：「當細節愈多時，人們愈能理解『另一個世界』的人在做什麼，也愈能夠彼此理解，進而同理對方。」所以這些故事，他要繼續說下去：

　　＊身為邊緣勞動者，能有的選擇真的不多，能預支就預支吧，有啥能做就做吧，人生無奈，但活著總還有些希望。

　　＊現實的歧視赤裸而明顯，社會在塑造女性的美德樣貌時，對於無力選擇的人也是一種壓迫。她們只能讓自己堅強。

　　＊社會是殘酷的，無論對於年長或年幼者，這社會給予弱勢者的機會愈來愈少。掌握資源的人所做的永遠是把資源掌握得更牢。

　　＊「學歷並不是唯一能讓你被看見並且認證的管道，更重要的是你的應對、能力和經驗。」這麼說著，我卻有點心虛，因為我很清楚，社會上大多數人並不理解這樣的說法。

　　＊任何人都是靠著自己的天賦能力，或外貌、身材，或者體力、耐力，又或是聰明才智、口才、觀察力等，在社會上謀生，只是由於大眾接觸的深淺、社會對於不同職業的保障與關注，而有不同差異。自身的長處，又為什麼不能作為謀生與改善生活的方式？

名人推薦

　　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感動推薦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專文推薦

　　◎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立青說故事的方式與態度，讓你不只是單純聽著故事，而是隨之進入發生故事的真實場域，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在裡頭血汗交織、有淚有笑的人們。他不是記者，卻有深入淺出、挖掘真相的報導書寫技藝。他也不是研究者，卻可能比一些象牙塔裡，鎮日以理論和數據推敲社會的專家，更具有美國社會學大師米爾斯所倡言「社會學的想像」。那是一種將個人煩惱，和公共議題與歷史結構連結思考的能力。擁有如此想像和技藝的立青，透過此書，為台灣社會再次帶來巨大的撼動、細膩的反思。」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如果《做工的人》開啟了你好奇的雙眼，看盡工地圍籬內的笑與淚，那麼《如此人生》將讓你沉思：勞動與生活的價值為何。」（摘自本書的推薦序。）

作者簡介

林立青

　　本名林亞靖，1985年生，畢業於東南科技大學進修部土木工程系。

　　是景美市場養大的孩子，如同台灣人的生產履歷般，照著考出來的分數選擇學校，照著這樣的模式一路讀完了私立科大。畢業後拿著文憑進了工地，擔任監工十餘年，既是第一線管理者，也周旋於業主、雇主、公部門等各路牛鬼蛇神之間，接受了社會不公，相信法律、制度和習慣都會造成現實社會的壓迫。

　　由於發現「大多數的人真的不懂工地」，於是決定「寫到別人懂」，相信深刻的描述可以引人同理，進而減少誤解和歧視。

　　著有《做工的人》，這是第一本由現場視角為工地師傅的尊嚴發聲之作，甫出版便登上各大暢銷排行榜，引發各界熱切討論與持續關注，榮獲2017金石堂「十大影響力好書」、2017Openbook好書獎「美好生活書」，以及2017誠品書店閱讀職人大賞「最想賣」、「年度最期待在地作家」。並售出簡體中文版，為新浪好書榜、中華讀書報好書榜等暢銷好書。

　　他會寫作的原因只是想找回真實，因為多次祈求仍不可得一個不需說謊的人生後，唯有文字是最好的卸妝品：將平日堆疊在自己和周遭人的謊言、謠言一句句抹去，留下一個完整如初，卻又無法訴說感受的現實人生。

　　．臉書：【林立青】

攝影者簡介

賴小路（賴啟光）

　　小路攝影工作室工友、《聯合文學》雜誌特約攝影、《做工的人》攝影、圖債大戶、全職爸爸與丈夫，兼職貓砂清潔工，專長為婚禮婚紗與人文攝影。

　　「我按一按快門，不帶走一張照片。」──賴小路

　　．個人網站：www.lucien.tw

推薦序

還原勞動者一個完整的人生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政策分析與擬訂，最需要的不是外國施政經驗的他山之石，也不是理性、精準的法規文字與架構，這些都是次要的技術層次。最最要緊的是對現實社會所發生問題的掌握，以及接下來關於制度性解決問題的鍥而不捨。所有的國家政策不外乎要解決社會問題與衝突，察覺人民之苦、生活之痛，才能進而引發制度改革的決心。

　　林立青的筆觸，猶如一個貼著地面的掃地機器人，探索到許多真實存在，但從未被書寫出來的勞動角落。他的筆所撩起的「勞工為何受到如此待遇？」的憤怒情緒，恰恰是制度改革者所需要燃燒的熱情來源。

　　從《做工的人》描寫營建工地圍牆內不為人知的勞動世界，林立青寫《如此人生》則隨著工地工人走出圍牆，進入他們所處社會的人生百態。不管是工地圍牆內或外，他所描寫的勞動者，不是朝九晚五在大型組織內的受雇上班族或勞工，大都是單打獨鬥的自營作業者，或是無固定薪資、高度依賴獎金抽成，而且還經常是遊走於法律邊緣，無法成為法定勞工保險保障範圍的工作者。

　　這些比勞動法上所定義的勞動派遣、部分工時或定期契約等「非典型勞工」，更加非典型、更加邊緣的工作者，更是無法受到既有的國家勞動法令的保障。無論是酒促小姐、按摩店小姐、八大行業的女性，還是洗路的水車工人，要進入追究雇主責任或相關勞動條件工資、工時或職災等相關勞動法律的保障，其實都有很高的難度。

　　對照《做工的人》，除了走出工地圍牆之外，林立青開始對他所接觸的勞動者做人生縱向的追溯、觀察，不再是橫向的工作切片式地採集，而開始進行勞動者是如何被形成、打造出來的深度挖掘，這在本書第三部分「慢性耗損」的八個故事當中，〈舉證〉、〈他們原本不會死〉這兩篇對移工遭遇的描寫可見到，筆觸逐漸拉高到對資方、國家、市場與法令的批判與控訴，也就是進入了深水區。

　　不過，我們當然不能過度地錯誤期待書的作者必須提出政策建議與法令解決之道，畢竟術業有專攻，人各有所長。他的敏銳觀察與文筆，已經帶領了許多人見識到他們長期以來視而未見、但卻普遍存在的，另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勞動人生，展開了消除社會歧視、開啟同理心對待的第一步認知。如果《做工的人》開啟了你好奇的雙眼，看盡工地圍籬內的笑與淚，那麼《如此人生》將讓你沉思：勞動與生活的價值為何。

　　支撐勞動現場的氣力，不是靠維士比或保力達給你「存便便」，事實上，必須依賴家庭親友、同事、上下游廠商，甚至顧客所形成的社會網絡，方能維持。這些社會網絡必須在檳榔攤、小吃攤、芋圓店、卡拉ＯＫ、按摩店等場域的人際互動中，透過香菸、啤酒、藥酒與檳榔為媒介所形成。《如此人生》就是在訴說台灣本地特有的勞動者「生產／再生產」的社會網絡，這樣的描述，才是還原勞動者一個完整的人生，而不僅僅只是一具勞動生產機器，

　　這本書所揭露在層層外包的勞動體制下，形成的大量小自營作業者，就是一幕企業不斷脫逃雇主責任的戲碼；而不幸的是，台灣所自傲的國家競爭力就是這樣被堆砌起來的，這是將各種可能的職業風險，一再轉嫁到最末端的個別勞動者的身上。

　　其實，整個台灣都在賭：雇主賭勞動現場不會出事，勞動者賭勞動人生不會天降人禍，國家賭即使出事也不干我的事。這是一個賭徒的社會，既然人人都是賭徒，那麼如何麻醉可能發生風險的恐懼，以及所衍生的酒醉金迷，也就成了另一種末世的繁榮。

　　作為一個政策體制的倡議改革者，當然是沒有麻醉自己的權利。剖析本書中的蛛絲馬跡，尋找任何可能的法令制度性破口，嘗試提出漸進的改良之道，削減現實勞動者之困境於萬一，那絕對是一種苦中作樂的快感，也是閱讀這本書之後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