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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The Final◎辛波絲卡(譯者:陳黎、張芬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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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生前最後一部詩集,及其他詩新譯。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辛波絲卡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獄,
  但辛波絲卡的詩,是一個又一個無垠與寬容的宇宙,


  ……這便是我如此重視「我不知道」這短短數字的原因了。這辭彙雖小,卻張著強而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使之涵蓋我們內在的心靈空間,也涵蓋我們渺小地球懸浮其間的廣袤宇宙。……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一九九六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時,辛波絲卡的得獎辭。

  只要活著,我們每個人就都是從地獄歸來的倖存者。

  辛波絲卡以獨特視角的敏銳喉嚨,為我們吶喊出人生承受的所有針尖。那些跌撞,瀕危,瘡孔等人生各種險灘,那些無常,死亡,時間,記憶,愛等亙古命題,辛波絲卡都以獨特的視角、清澈易讀的文字、精準的剪裁,細細織就。

  但更高明的是,她讓細節成為煉火,滾燙於我們眉宇間;她不直接書寫同情與憐憫,也不輕易二分黑白,她只是在我們每個人的記憶沃土栽植新株,繁衍出一片療癒森林,一如人生將如碎屑飄落,但轉角陌生人的笑容卻讓我們暖。

  對孩子而言:第一個世界末日。
  對貓而言:新的男主人。
  對狗而言:新的女主人。
  對家具而言:樓梯,砰砰聲,卡車與運送。
  對牆壁而言:畫作取下後留下的方塊。
  對樓下鄰居而言:稍解生之無聊的新話題。
  對車而言:如果有兩部就好了。
  對小說、詩集而言——可以,你要的都拿走。
  百科全書和影音器材的情況就比較糟了,
  還有那本《正確拼寫指南》,裡頭
  大概對兩個名字的用法略有指點——
  依然用「和」連接呢
  還是用句點分開。
  ——〈離婚〉

作者簡介

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波蘭,一九九六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給予她的授獎辭是:「通過精確的反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評委會稱她為「詩界莫札特」。

  辛波絲卡被公認為當代最迷人、最偉大的女詩人之一。

  辛波絲卡作品年表
  詩集:
  存活的理由(Dlatego zyjemy, 1952)
  自問集(Pytania zadawane sobie, 1954)
  呼喚雪人(Wolanie do Yeti, 1957)
  鹽(S l, 1962)  
  一百個笑聲(Sto pociech, 1967)
  可能(Wszelki wypadek, 1972)
  巨大的數目(Wielka liczba, 1976)
  橋上的人們(Ludzie na moscie, 1986)  
  結束與開始(Koniec i poczatek, 1993)  
  瞬間(Chwila, 2002)  
  冒號(Dwukropek, 2005)
  這裡(Tutaj, 2009)
  足矣(Wystarczy, 2012)

  散文集:
  非強制閱讀(Lektury nadobowiazkowe, 1973)
  非強制閱讀新輯(Nowe Lektury nadobowiazkowe: 1997-2002, 2002)

譯者簡介

陳黎


  一九五四年生,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等。二○○五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二○一二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二○一四年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二○一五年受邀參加雅典世界詩歌節,新加坡作家節及香港國際詩歌之夜。二○一六年受邀參加法國「詩人之春」。

張芬齡

  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現代詩啟示錄》,與陳黎合譯有《辛波絲卡詩集》、《聶魯達雙情詩》、《死亡的十四行詩──密絲特拉兒詩選》、《達菲──世界之妻》、《拉丁美洲現代詩選》、《帕斯詩選》等二十餘種。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小品文獎,並多次獲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


附錄二

詩人與世界——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辭
                                                                                                                         
辛波絲卡


  據說任何演說的第一句話一向是最困難的,現在這對我已不成問題啦。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後一行——對我都是一樣的困難,因為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理當談詩。我很少談論這個話題——事實上,比任何話題都少。每次談及,總暗地裡覺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講將會十分簡短,上桌的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較容易受到包容。

  當代詩人對任何事物皆是懷疑論者,甚至——或者該說尤其——對自己。他們公然坦承走上寫詩一途情非得已,彷彿對自己的身分有幾分羞愧。然而,在我們這個喧譁的時代,承認自己的缺點——至少在它們經過精美的包裝之後——比認清自己的優點容易得多,因為優點藏得較為隱密,而你自己也從未真正相信它們的價值……在填寫問卷或與陌生人聊天時——也就是說,在他們的職業不得不曝光的時候——詩人較喜歡使用籠統的名稱「作家」,或者以寫作之外所從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稱來代替「詩人」。辦事官員或公車乘客發現和自己打交道的對象是一位詩人的時候,會流露出些許懷疑或驚惶的神色。我想哲學家也許會碰到類似的反應,不過他們的處境要好些,因為他們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職業冠上學術性的頭銜。哲學教授——這樣聽起來體面多了。

  但是卻沒有詩教授這樣的頭銜。這畢竟意味著詩歌不是一個需要專業研究,定期考試,附有書目和註解的理論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場合授予文憑的行業。這也意味著光看些書——即便是最精緻的詩——並不足以成為詩人。其關鍵因素在於某張蓋有官印的紙。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俄國詩壇的驕傲、諾貝爾桂冠詩人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就曾經因為這類理由而被判流刑。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未獲官方授予當詩人的權利。

  數年前,我有幸會見布洛斯基本人。我發現在我認識的詩人當中,他是唯一樂於以詩人自居的。他說出那兩個字,不但毫不勉強,相反地,還帶有幾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為他憶起了年輕時所經歷過的不人道羞辱。

  在人性尊嚴未如此輕易遭受蹂躪的較幸運的國家,詩人當然渴望被出版,被閱讀,被了解,但他們絕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眾和單調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世紀的前幾十年,詩人還竭盡心力以其奢華的衣著和怪異的行徑讓我們震驚不已,但這一切只是為了對外炫耀。詩人總有關起門來,脫下斗篷、廉價飾品以及其他詩的裝備,去面對——安靜又耐心地守候他們的自我——那白皙依舊的紙張的時候,因為到頭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偉大科學家的電影版傳記相繼問世,並非偶然。越來越多野心勃勃的導演,企圖忠實地再現重要的科學發現或傑作的誕生的創造過程,而且也的確能幾分成功地刻畫出投注於科學上的心血。實驗室,各式各樣的儀器,精密的機械裝置重現眼前:這類場景或許能讓觀眾的興趣持續一陣子;充滿變數的時刻——這個經過上千次修正的實驗究竟會不會有預期的結果?——是相當戲劇化的。講述畫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頗具可看性,因為影片再現一幅名作形成的每個階段,從第一筆畫下的鉛筆線條,到最後一筆塗上的油彩。音樂則瀰漫於講述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在音樂家耳邊響起的幾小節旋律,最後會演變成交響曲形式的成熟作品。當然,這一切都流於天真爛漫,對奇妙的心態——一般稱之為靈感——並未加以詮釋,但起碼觀眾有東西可看,有東西可聽。

  而詩人是最糟糕的,他們的作品完全不適合以影像呈現。某個人端坐桌前或躺靠沙發上,靜止不動地盯著牆壁或天花板看;這個人偶爾提筆寫個七行,卻又在十五分鐘之後刪掉其中一行;然後另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誰會有耐心觀賞這樣的影片?

  我剛才提到了靈感。被問及何謂靈感或是否真有靈感之時,當代詩人會含糊其詞。這並非他們未曾感受過此一內在激力之喜悅,而是你很難向別人解說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幾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我也躲閃規避。不過我的答覆是:大體而言,靈感不是詩人或藝術家的專屬特權;現在、過去和以後,靈感總會去造訪某一群人——那些自覺性選擇自己的職業並且用愛和想像力去經營工作的人。這或許包括醫師,老師,園丁——還可以列舉出上百項行業。只要他們能夠不斷地發現新的挑戰,他們的工作便是一趟永無終止的冒險。困難和挫敗絕對壓不扁他們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問會自他們解決過的問題中產生。不論靈感是什麼,它衍生自接連不斷的「我不知道」。

  這樣的人並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因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們選擇這項或那項職業,不是出於熱情;生存環境才是他們選擇的依據。可厭的工作,無趣的工作,僅僅因為待遇高於他人而受到重視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厭,多無趣)——這對人類是最殘酷無情的磨難之一,而就目前情勢看來,未來似乎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因此,雖然我不認為靈感是詩人的專利,但我將他們歸類為受幸運之神眷顧的菁英團體。

  儘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許存有某些疑惑。各類的拷問者、專制者、狂熱分子,以一些大聲疾呼的口號爭權奪勢的群眾煽動者——他們也喜愛他們的工作,也以富創意的熱忱去履行他們的職責。的確如此,但是他們「知道」。他們知道,而且他們認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們不想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因為那或許會減弱他們的主張的說服力。任何知識若無法引發新的疑問,便會快速滅絕:它無法維持賴以存活所需之溫度。以古今歷史為借鏡,此一情況發展至極端時,會對社會產生致命的威脅。

  這便是我如此重視「我不知道」這短短數字的原因了。這詞彙雖小,卻張著強而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使之涵蓋我們內在的心靈空間,也涵蓋我們渺小地球懸浮其間的廣袤宇宙。如果牛頓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園地面上的那些蘋果或許只像冰雹一般;他頂多彎下身子撿取,然後大快朵頤一番。我的同胞居禮夫人倘若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或許到頭來只不過在一所私立中學當化學老師,教導那些家世良好的年輕仕女,以這一份也稱得上尊貴的職業終老。但是她不斷地說「我不知道」,這幾個字將她——不只一次,而是兩度——帶到了斯德哥爾摩,在這兒,不斷追尋的不安靈魂不時獲頒諾貝爾獎。

  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回應這句話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紙頁上才剛寫下最後一個句點,便開始猶豫,開始體悟到眼前這個答覆是絕對不完滿而可被摒棄的純代用品。於是詩人繼續嘗試,他們這份對自我的不滿所發展出來的一連串成果,遲早會被文學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放在一起,命名為他們的「作品全集」。

  有些時候,我會夢想自己置身於不可能實現的處境,譬如說,我會厚顏地想像自己有幸與那位對人類徒然的努力發出動人噫嘆的《舊約‧傳道書》的作者談天。我會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躬,因為他畢竟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至少對我而言。然後我會抓住他的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你是這麼寫的,傳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誕生於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你所創作的詩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無人寫過。你所有的讀者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的人無法閱讀到你的詩。你現在坐在絲柏樹下,而這絲柏自開天闢地以來並無成長,它是藉由和你的絲柏類似但非一模一樣的絲柏而成形的。傳道者,我還想問你目前打算從事哪些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將你表達過的思想做進一步的補充?還是駁斥其中的一些論點?你曾在早期的作品裡提到『喜悅』的觀點——它稍縱即逝,怎麼辦?說不定你會寫些有關喜悅的『太陽底下的新鮮』詩?你做筆記嗎?打草稿嗎?我不相信你會說:『我已寫下一切,再也沒有任何需要補充的了。』這樣的話,世上沒有一個詩人說得出口,像你這樣偉大的詩人更是絕不會如此說的。」

  世界——無論我們怎麼想,當我們被它的浩瀚和我們自己的無能所驚嚇,或者被它對個體——人類、動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所激憤(我們何以確定植物不覺得疼痛);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為行星環繞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蒼(我們剛剛著手探測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舊死沉?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座我們擁有預售票的無限寬廣的劇院(壽命短得可笑的門票,以兩個武斷的日期為界限);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它是令人驚異的。

  但「令人驚異」是一個暗藏邏輯陷阱的性質形容詞。畢竟,令我們驚異的事物背離了某些眾所皆知且舉世公認的常模,背離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明顯事理。而問題是:此類顯而易見的世界並不存在。我們的訝異不假外求,並非建立在與其他事物的比較上。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個字詞的日常言談中,我們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軌」之類的語彙……但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裡,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個石頭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雲;任何一個白日以及接續而來的任何一個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種存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存在。

  看來艱鉅的任務總是找上詩人。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七日於斯德哥爾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