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曾獲1997年中國時報十大好書、聯合報讀書人獎
如何介入社會政治與學術領域，一直是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
透過本書，讀者將見證當代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薩依德如何展現其發人深省的批判立場

　　愛德華‧薩依德年他以《東方主義》一書引起廣泛矚目，成為後殖民與後現代主義論辯的先鋒。其後著述不輟，而且焦點擴及政治觀察、文化批判，甚至音樂學述評等範疇。與此同時，他又積極介入巴勒斯坦獨立運動，毀譽交加，卻義無反顧。由坐而言到起而行，薩依德可謂實至名歸。

　　本書為薩依德總結長期文學、文化、政治批評經驗，所作的系列反思。全書開宗明義，探問在媒體資訊繁衍、政治、學術利益團體游竄的現今社會，知識分子的自處之道。薩依德慨言今之所謂知識分子，已是一種特殊專業，集編輯、記者、政客及學術中間人於一身。他（她）們身不由己，往往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業餘者」、「圈外人」中，我們仍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本書原為1993年在英國廣播公司的講稿，旁徵博引，深入淺出，足見薩依德本人在專業以外之文采風貌。除精譯原文外，本書譯者單德興博士曾親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薩依德，並另撰專文介紹其人的學問文章。書未所評註的薩依德著作書目，尤為中文學界難得一見的參考資料，極其值得推薦。

作者簡介 

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

　　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期間就讀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國就學，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2003年9月24日因白血病宿疾病逝於紐約市醫院，得年67歲。

　　薩依德著作等身，其中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聞名遐邇，為當代國際上舉足輕重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批評家，尤其對後殖民論述的建立與發展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並以知識分子的身分投入巴勒斯坦政治運動，其學術表現與政治參與都引人矚目。

譯者簡介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士（比較文學），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暨《歐美研究》主編，曾任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柏克萊校區）、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研究所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三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以及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譯有《英美名作家訪談錄》、《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知識分子論》、《禪的智慧》、《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近二十種專書，並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及《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文學、亞美文學、翻譯研究、文化研究。

目錄

（新增）推薦序——李有成
緒論
知識分子的代表
第一章 為國族與傳統設限
第二章 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
第三章 專業人與業餘者
第四章 對權勢說真話
第五章 總是失敗的諸神

 

　　我們所處的時代，人民被賦予及享有的權利擴張了，公民的參政權也擴張了，卻對於政治現狀、對於自己的生活愈感困頓無力，這是因為在這個媒體氾濫失控的年代裡，我們對政府的評價總是仰賴它所投射出來的形象。
　　
　　政府以總體經濟為名的陳腔濫調，對今日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難以受民主政治約束的事實視而不見，任憑市場運作表面下所潛伏的各種道德欠缺問題摧毀我們的公民組織、縮減我們的公共領域，而這種公共責任的轉向與公民習慣的改變，另一方面也使人們丟失了彼此互為關聯繩結的共同體認同。倘若我們不再相信自己能夠形塑自己的命運，忽視個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恐怕只會帶來一次又一次選舉過後的悲觀結果。桑德爾這本書的核心，正是圍繞在如何恢復此種瀕臨垂危的社群意識上，也就是自我治理。

　　「自我治理，是一種選擇自我目的之能力，以及尊重他人也有選擇自我目的之權利，還需要對公共事務有一定的認知，並且對於這個與我們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會整體感到歸屬感、關懷與道德使命。」桑德爾藉由美國的政治傳統，以及這十幾年來炙手可熱的道德議題為例，引導讀者思考上述問題；其論述簡明清晰，無疑地對我們當代的公共生活多所裨益。

　　本書收錄了桑德爾繼其代表作之後十餘年來發表的文章，與我們熟悉的桑德爾一貫重視的議題相同，內容主要在探索道德和公民難題，論述風格則維持了他一貫的清晰簡明。這些文章既面向公民，也面向學者，且對於在政治政策及執行面上仿效美國的台灣來說，反映了我們諸多的政治社會狀況。

　　▍內容分為三部分：
　　桑德爾首先藉由美國的政治傳統揭示至今仍懸而未決的道德缺失問題。例如，選舉過程與道德價值的拉扯、政治人物的謊言，以及缺乏道德共鳴的政治論述如何使人民對政府感到幻滅。

　　第二部分「道德與政治爭辯」，則是把近二十年來一些最熱門的道德與政治議題搬上檯面，其中包括優惠性差別待遇、醫助自殺、同志權利、幹細胞研究、污染許可證、犯罪懲治、市場的道德限度、個人權利與社群主張等，藉此探討市場運作和商業壓力是如何摧毀公民組織、縮減公共領域，以及在各種機會、榮譽與報酬的公平分配爭議的表面之下，經常出現的道德問題。

　　第三部分「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社群」，著重在將前面所討論的各種主題連結起來，用以檢視當代較為突出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並且評論它們的強項及弱點。

　　【名家讚譽】
　　★史考特．杜伊姆斯特拉（Scott Duimstra）｜《圖書館學刊》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眾人各有不同的道德理念，但桑德爾說明，這並未阻止我們去討論像是墮胎或幹細胞研究這類議題，反而能藉由探究何謂「美好生活」，來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書，對一般讀者及學者均極有價值。

　　★迪歐尼（E.J. Dionne Jr）｜《華盛頓郵報》資深專欄作家、布魯克林社會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喬治城大學教授、《為何美國人厭惡政治》與《起身，反擊》作者
　　不論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只要讀過邁可．桑德爾的《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都會認為本書令人為之振奮、富含洞見且鼓舞人心。保守主義者會在本書中發現一種他們從來不曉得的自由主義：作者深切關注責任、社群，以及個人德行的重要性。而對於自由主義者和民主黨人，如果他們理解到自己的陣營需要一種更重視參與的公共哲學，則會在本書中發現他們正好需要的骨架、輪廓與基本原則。面對多半令人喪氣、內容匱乏的政治辯論，桑德爾的作品無疑開了一帖眾人亟需且做法高明的解藥。

　　★史蒂芬．馬塞多（Stephen Macedo）｜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桑德爾是舉世知名的政治理論家，他所處理的實際倫理議題範圍廣泛，涵蓋生命、死亡、體育、宗教、商業等。這些文章明白易懂，論理精湛且啟發人心。針對他所處理的每個主題，他都有重要的話要說。

　　★湯瑪斯．奈格爾（Thomas Nagel）｜《紐約書評》作者
　　邁可‧桑德爾……真心認為，自由主義者一再強調個人權利、公平及平等的廣泛價值，但這種做法不論從策略或原則角度而言，都不足以做為支持進步主義的理由。在他看來，如果進步主義者能夠提出共同善的圖像，激起多數人的共鳴，並使該圖像成為公共政策與法律基礎，那麼我們國家和民主黨都會做得比現在更好……近年來保守主義大行其道，任何深思過其盛行原因之人，必定會對本書的批判分析深感興趣。

　　★珍．貝斯克．艾絲坦（Jean Bethke Elshtain）｜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教授
　　桑德爾總是能針對重要議題寫出精確而有智慧的文章。不管你同意與否，你都無法忽視他的論點。在公共廣場上，我們需要所有明智的發言，而桑德爾的發言再明智不過。

　　★威廉．倫德（William Lund）｜《社會理論與實踐》期刊
　　推動美國民主的價值及信念，真的足以解決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嗎？邁可‧桑德爾自一九八二年出書以來對上述問題一直抱持否定答案，他認為美國公民已經發現自己無力塑造個人環境，也無力塑造集體環境，對此產生廣泛的焦慮。桑德爾將這股病徵歸因於我們無條件接受權利、公平與個人選擇，並將之視為合法政治的重要參數。他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回歸前自由主義的完美主義，重新強調責任、公民義務和共同善。本書為桑德爾於一九八三至二○○四年間所出版的文章集結，是一次他稱為「公共哲學」學說的珍貴概述……他的論述著眼於我們罹患的公共慢性疾病，內容廣袤、清明且真誠。本書不僅索求讀者的注意力，也要求讀者投入其中。 

 

作者簡介

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
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教授，世界知名學者。曾榮獲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美國政治學會「特別成就獎」。2002至2005年，擔任美國「國家生命倫理諮詢委員會」委員。

桑德爾於80年代初期發表的作品《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公認為批判羅爾斯與自由主義的代表作。一般都將桑德爾視為社群主義的擁護者，他本人則於其代表作第二版開頭表示對此標籤感到不快，他是這麼說的：「只要『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為多數決主義的別名，又或為不論所屬的社群、時間為何，權利皆依據某種優越價值思考的別名，那就不是我想擁護的見解。」因而傾向以「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取代之。

著有《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民主的不滿：美國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等書。


相關著作：《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政治中的道德問題》

譯者簡介

蔡惠伃
（本書ch21~30翻譯，及全書校對）
台大法律系畢業，現就讀師大翻譯研究所。人生感想：與其站著不如坐著，與其多說一句話不如多看三行書。譯有《零的力量》等書。


林詠心
（本書ch1~20翻譯）
巴黎索邦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出版社編輯，也做過海外志工教師，對於人類社會運作的一切「眉角」都充滿好奇心，期望透過翻譯與更多人一起認識這個世界。譯有《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合譯）、《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超工業時代》、《找尋明天的答案》等書。

目錄

序言
第一部 美國公民生活
第1章 美國對於公共哲學的追尋
第2章 在個人主義之外：民主黨人和社群
第3章 放蕩的政治
第4章 宏大理念
第5章 禮貌問題
第6章 彈劾──今昔之比
第7章 羅伯特．甘迺迪曾帶來的希望

第二部 道德和政治論證
第8章 反對州營樂透彩
第9章 教室裡的廣告
第10章 公共領域的品牌化
第11章 體育活動和公民認同
第12章 歷史待售中
第13章 優秀學生的市場
第14章 我們應該花錢購買污染的權利嗎？
第15章 榮譽和憎惡
第16章 優惠性差別待遇之爭
第17章 受害者對於量刑是否應有發言權？
第18章 柯林頓和康德對於謊言的看法
第19章 是否有協助自殺的權利？
第20章 胚胎倫理：幹細胞研究之道德邏輯
第21章 道德論辯與自由主義的容忍：以墮胎和同性戀為例

第三部 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社群
第22章 道德和自由主義理想
第23章 程序共和與無拘束的自我
第24章 正義即成員身分
第25章 滅絕的危險
第26章 杜威的自由主義，以及我們的（自由主義）
第27章 猶太教的主宰與自大：扮演神有錯嗎？
第28章 政治自由主義
第29章 紀念羅爾斯
第30章 社群主義的局限 

內容連載

道德論辯與自由主義的容忍：以墮胎和同性戀為例
 
贊成立法禁止墮胎或同性戀的人，有兩種不同的贊成理由。有些人主張墮胎和同性戀在道德上應受譴責，因此值得立法禁止；有些人則避免對這些行為做出道德判斷，而主張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多數有權利將他們的道德確信體現於法律。
 
反對「反墮胎」和「反性悖軌」（antisodomy）法律的人，也提出兩種和對立陣營有些類似的反對理由。有些人主張上述行為是道德上允許的，有時候甚至是人所渴望的，因此立法禁止這種行為並不正義；有些人則不參照上述行為的道德狀態，主張個人有權利為自己選擇要不要進行上述行為。
 
以上兩種不同的論述方式，分別可以稱為「天真派」和「複雜派」。天真派主張法律的正義與否，取決於它禁止或保護之行為的道德價值。複雜派則主張，法律正義與否並不仰賴對系爭行為的實質道德判斷，而是取決於探討多數統治及個人權利，如何調和民主及自由的一般理論。
 
我在本文中將採取以下方法，嘗試呈現「天真派」的觀點：反對墮胎和同性戀的法律正義（或不正義），至少有一部分取決於這兩種行為的道德性（或不道德性）[1]。這是複雜派所拒斥的觀點。不論是採多數主義或自由主義，複雜派論述都為了達成正義而企圖「懸置」爭議的道德與宗教觀念，堅持法律的證成（justification）應該在相競爭的良善生活圖像中保持中立。
 
當然，天真派和複雜派的論點在實踐上很難清楚區別。在羅伊對韋德案（Roe v.　Wade）[2]和鮑爾斯對哈威克案（Bowers v. Hardwick）[3]這一類的判決中，兩方陣營都傾向用複雜派的包裝傳達天真派的論點（這正是複雜派論述的優勢）。舉例來說，出於厭惡而希望禁止同性性行為的人，會以尊重民主和司法自制之名反對合法化。而贊成墮胎和同性戀的人，則常常以自由主義的容忍為名希望這兩種行為合法化。
 
不過，我的意思不是複雜派的所有論述都是包藏實質道德判斷的虛偽作法。主張法律應該在相競爭的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的人，提供許多論述基礎，包括以下最盛行的理由：
 
一、唯意志論者主張，政府應該在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才能尊重人做為自由公民或自主行動者，選擇自己的良善生活觀的能力。

二、底限論者或實際主義者則主張，由於眾人在道德和宗教議題上意見不同本來就難以避免，政府為了達成政治上一致意見和社會合作，應該懸置這種爭議。
 
為了呈現出天真派主張之中的真相，我先從墮胎和同性戀判決中法官和評論者真實提出過的主張開始討論。他們的論辯都非常細緻複雜，但也都反映出為了法律而懸置道德判斷是多困難的一件事。不過，儘管我在以下論述中對自由主義多所批判，並不代表多數主義就能提供解決之道。自由主義的解藥不是多數主義，而是更熱切體悟到實質道德言說在政治及憲法論辯中的重要性。
 
隱私權：親密關係與自主性
 
就憲法脈絡下的隱私權來說，中立國家和唯意志論的人之觀念（conception of the person）經常彼此牽連。舉例來說，墮胎的論證中就會出現國家不得「採納任何一種生命理論」[4]，凌駕於女性的權利，代為決定「是否終結她的懷孕狀態」[5]。政府不得實踐任何一種特定道德觀點，不論該觀點多廣泛盛行，因為「任何女性都不應該僅僅因為她偏好的價值不被多數共享，就被迫放棄為自己決定人生的自由。」[6]
 
從宗教自由到言論自由，再到隱私權，中立理想常常反映出唯意志論者的觀念。政府為了尊重個人選擇自己的價值與關係的自由，必須在各種良善生活觀之間保持中立。隱私權和唯意志論者的人之觀念如此緊密相連，以至於論者經常將隱私的價值與自主性畫上等號：他們說隱私權「以個人自主的觀念為根基」，因為「如果人類不能自由選擇並採納一種可以表達他們獨特性和個人性的生活方式，憲法所保證的人性尊嚴就會受到嚴重破壞」[7]。當大法官「承認憲法上的隱私權」，就是讓「人有能力自主生活，並且有權利實踐前述能力」[8]這個觀點產生效力。當最高法院認定反對避孕器的法律無效，此舉「不僅保護選擇不生育的人，更保護夫妻組織的自主性。」[9]法院判決保護男性與女性免於對他們不想要的孩子「做出非自己所選的承諾」，「被強制扮演社會賦予的父母角色」[10]。

大法官不論是在判決或不同意見書中，都常常將隱私權與唯意志論的預設連結成對。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反對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是因為「違反憲法上對於個人自主性之生育事務的保護。」[11]而支持墮胎權的理由，也是因為少有決定「會像女性決定......
 
是否要終結懷孕狀態一般，屬於個人尊嚴與自主性中如此私人且基本的事務。」[12]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其中一個墮胎權判決的協同意見中強調，隱私權保護的是諸如「一個人對於自己才智、興趣、品味和人格之發展與表達的自主掌握」的自由，以及「對於諸如婚姻、離婚、生育、避孕、子女教育和養育等人生中基本決定的選擇自由」[13]。同判決中有四位法官將隱私權保護範圍擴及雙方同意的同性性行為，理由是「人際關係中的豐富內涵，多半來自個人對於緊密私人關係之形式與本質的選擇自由。」[14]
 
儘管如今隱私和自主性之間的連結看似理所當然，甚至有其必要，其實隱私權並不需要預設唯意志論者的觀念。事實上，從美國隱私權發展的歷史來看，隱私權有很長一段時間既不涉及中立國家的理想，也不涉及自我自由選擇其目標與歸屬的理想。[15]
 
當代的隱私權內涵，是在不受政府限制的情況下從事特定行為，而傳統的隱私權內涵，則是保護特定私人事實不受公眾注意。新式隱私權保護的是人的「做特定重大決定的獨立性」，而舊式隱私權則保護人「避免私人事務遭揭露」的利益。
 
將隱私與自主性視為一體的論述，不僅模糊隱私權內涵的轉移過程，更限制支持隱私權的論述範圍。儘管新式隱私權的證成通常仰賴唯意志論，其實唯意志論並非唯一的論證方法。舉例來說，像是婚姻事務免受政府干預的權利，支持這個權利的理由不僅包括尊重個人選擇，也可主張保護行為本身的內在價值或社會重要性。

從舊式到新式隱私
 
美國的隱私權最初的法源是侵權法，而非憲法。一八九○年，當時在波士頓執業，尚未成為大法官的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律師和當時的合夥人山繆．華倫（Samuel Warren）在一樁著名案件中主張，民法應該保護「隱私之權利」[16]。布蘭迪斯和華倫當時主張的隱私權內涵與今日著重的性行為自由相較，前者顯得相當老派：他們關注的是八卦小報對上流社會中流言蜚語的報導，或是未經同意將他人肖像當成商業廣告的行為。[17]隱私權被提出後得到承認的速度不高，後來在一九三○年代速度終於加快，得到大多數州的民法承認。[18]不過在一九六○年代以前，憲法上對於隱私權的關注極為少見。
 
聯邦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隱私權議題，是在一九六一年的坡對烏曼案（Poe v.  Ullman）[19]，由康乃狄克州一位藥劑師對該州禁止避孕器的法律提出異議。儘管多數大法官以技術上理由[20]駁回該案，道格拉斯（Douglas）大法官和哈蘭（Harlan）大法官卻在不同意見書中認為系爭法律違反隱私權。而他們擁護的隱私，是傳統意義下的隱私。系爭隱私權並非使用避孕器的權利，而是免於政府執行系爭法律所必要之監視的權利。道格拉斯大法官寫道：「如果我們想像一個完全執行法律的政權，我們就能想像得到，警方拿到搜索授權，進入別人家的寢室裡調查發生什麼事，是何等景象......如果（國家）可以制定這種法律，就可以執行這種法律。要拿到違法的證據，就必須質問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關係。」[21]道格拉斯認為，禁止避孕器的買賣和禁止使用避孕器是不同的兩件事。禁止避孕器的買賣，只會限制取得避孕器的方法，並不會在公眾檢視之下揭露親密關係。警方若要執法只會進入藥局，而不會進入人家寢室，因此不會違反傳統意義之下的隱私權。[22]

哈蘭大法官反對系爭法律的意見，也呈現出舊式與新式隱私觀的區別。他反對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但理由不是系爭法律面對相競爭的道德觀念並未保持中立。儘管哈蘭承認，系爭法律帶有「避孕不道德」的觀念，而且預設避孕器的存在讓淫亂、通姦等「不知節制的行為」之「災難性後果」[23]降至最低，反而會鼓勵前述行為發生，他並不認為這種道德立法有違憲法意旨。哈蘭在以下陳述中表達對嚴守中立的明確反對，並主張道德本來就是政府的合法考量：
 
社會所要達成的目標並不限於社群的物質幸福，從傳統來看維持人民的穩固道德也一樣重要。當然，試圖在公共行為及純粹雙方同意或單獨行為之間畫出界線，會將每個文明社會都有必要處理的一系列主題排除於社群之外。[24]
 
儘管哈蘭拒斥中立國家的理想，他並未因此得出康乃狄克州得禁止夫妻使用避孕器的結論。他和道格拉斯都認為，執行系爭法律會侵犯珍貴的婚姻制度中至關重要的隱私。他站在隱私權的傳統意義上反對系爭法律，反對「整部刑法機器入侵婚姻隱私最核心的部位，要求丈夫和太太在刑法法庭上解釋他們如何使用這份親密。」[25]
 
哈蘭認為國家有權將「避孕不道德」的觀念體現於法律，但不得「以其所選擇之可憎侵入手段實現該政策」。[26]
 
四年後，在葛利斯沃對康乃狄克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27]中，先前的反對意見變成多數意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康乃狄克州禁止避孕器的法律無效，而且首度承認隱私權為憲法所賦予之權利。不過，儘管隱私權為憲法上之權利，其內容仍與傳統的隱私觀念緊密相連，所保護的是親密事務免受公眾注視的利益。系爭法律侵犯隱私權之處，為執行法律所必要的侵入手段，而非限制人民使用避孕措施的作法。道格拉斯在理由書中寫道：「我們難道要允許警方搜索已婚夫婦寢室此一神聖不可侵犯之地，找出他們不小心留下的避孕跡象？對於環繞婚姻關係的隱私性來說，這種想法令人作嘔。」 [28]
 
「此處，隱私權的證成並非透過唯意志論，而是基於實質道德判斷；聯邦最高法院認可隱私權的原因並不是要讓人民過自己選擇的性生活，而是要肯認並保護婚姻這個社會制度。」

婚姻這種關係，是無論禍福都相扶相持，運氣好的話持久不息，並且親密到近乎神聖的地步。它是種結盟關係，為了促進某種生活方式......生活的和諧......雙向的忠誠......是為了達成如我們先前決定一般神聖之目標的結盟關係。[29]
 
儘管許多評論者和法官都視葛利斯沃案為憲法上的戲劇轉折，該判決所肯認的隱私權仍與二十世紀初以來傳統觀念中的隱私相一致。從隱私內涵轉移的角度來看，更決定性的轉折發生在七年後一個看似與葛利斯沃案類似的案子，艾森史達特對貝爾德案（Eisenstadt v. Baird）[30]。艾森史達特案與葛利斯沃案相似之處在於，系爭的州法律對避孕器做出限制。然而在艾森史達特案中，系爭法律限制的是避孕器的銷售而非使用。儘管該法律限制取得避孕器的管道，它的執行方式卻不能說是政府對親密關係的監視。因此該法並未違反傳統意義下的隱私。[31]而且，該法只禁止販售避孕器給未婚者，因此並未像康乃狄克州的法律一樣破壞婚姻制度。
 
儘管兩案所涉及的法律存在上述差異，聯邦最高法院在艾森史達特案中仍以六比一之壓倒性多數判決麻州法律違憲。本案判決締造兩項創舉，一項很明確，另一項則很隱晦。明確的那項創舉，是隱私權的權利人從婚姻制度當事人轉變為獨立於社會角色或歸屬的個人。法院理由書中寫道：「誠然，葛利斯沃案的系爭隱私權存於婚姻關係中，然而婚姻伴侶並非一個有專屬心智與心靈的獨立實體，而是兩個各自擁有才智與情緒組成的個人。」[32]

艾森史達特案中另一個比較隱晦，但重大程度不亞於前者的創舉，則是舊隱私觀到新隱私觀的轉移。聯邦最高法院不再視隱私為親密事務免受監視或揭露的自由，而是從事特定行為而不受政府限制的自由。葛利斯沃案中的隱私權阻止政府入侵「夫妻寢室那不可侵犯之聖地」[33]，而艾森史達特案中的隱私權則阻止政府妨礙人民做特定決定。此外，隱私意義改變的同時，隱私權的證成也出現改變。聯邦最高法院在艾森史達特案中，不再基於隱私權所促進的社會行為而保護該權利，而是基於隱私權所保全的個人選擇而保護之。「如果隱私權有任何意義，那就是不論已婚或未婚之個人，面臨對人生具有重大影響的事務，如是否懷孕或生育子女之決定，皆擁有免受政府不正當手段入侵的權利。」[34]
 
一年後，聯邦最高法院在羅伊對韋德案（Roe v. Wade）[35]判決德州反對墮胎的法律違憲，並擴大隱私權適用範圍，以「保護女性決定是否要終結其懷孕狀態」。在隱私權議題上，本案判決為大法官最具爭議性的適用見解。[36]剛開始是避孕器，再來是墮胎，隱私權已經成為免受國家干預，自由做出特定選擇的權利。
 
一九七七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紐約州禁止販售避孕器給十六歲以下之未成年人的法律無效，該判決明確呈現出唯意志論的新隱私觀。[37]法院在該案中首次使用自主性等語彙描述隱私權所保護的利益，並公開主張從舊隱私觀轉移到新隱私觀。布瑞南（William J. Brennan, Jr.）大法官在凱利對國際人口服務組織案（Carey v. 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的理由書中，先承認葛利斯沃案的重點在禁止使用避孕器的法律，在實行上會發生警方進入夫妻寢室的情況。[38]「然而法院在後續決定中已清楚表明，憲法對生育子女等個人自主性之保護並不取決於該因素。」[39]布瑞南綜觀先前相關判決，強調艾森史達特案在於保護「懷孕或生育子女的決定」[40]，羅伊案在於保護「女性是否要終止其懷孕狀態的決定」[41]，並如此做結：「葛利斯沃案的教導，則是憲法保護個人在生育子女的決定上免受國家不正當的入侵。」[42]

基於唯意志論對隱私的詮釋，限制避孕器的販售如同禁止使用避孕器，所造成的隱私侵害一樣嚴重，都是限制人民的選擇自由。布瑞南認為：「禁止所有販售在執行上更簡單，侵犯性也更小，但是對選擇避孕的自由而言確實可能產生更嚴重的效果。」 [43] 說來諷刺，從舊隱私觀來看，禁止避孕器的販售並不違反隱私，但同樣狀態對新隱私觀的威脅卻更勝以往。

 

 

天鵝絨革命、兩德統一、烏克蘭人民運動、歐洲共產主義終結
1989是奇蹟之年，也是轉變之年，變革的力量，讓多元的歐洲煥然重生
2015年萊比錫書展獎非小說類大獎、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年度政治類選書

專文導讀  作家蔡慶樺
Courant書系選書人  作家楊照

伍碧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顯峰（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副教授）
洪德欽（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聯名推薦

不管是語言能力、學術訓練或個人經歷，這位「入戲的觀眾」都是寫作這本書的極佳人選。再加上，其介於研究者與見證者之間的敘述舉重若輕，雖有不少政治經濟學術語，但易讀性高，顯見其功力。──作家蔡慶樺
想了解歐洲近代衝突的讀者，都應該看這本書。──萊比錫書展大獎評語
在他的這本「令人驚嘆的書」裡，作者以全歐洲的視角破天荒地對舊大陸上的新秩序，提出了一套全面性的歷史分析。他揭開了許多關於「一九八九」的神話，為新自由主義秩序做了第一次的總結。──《南德意志報》彥斯・比斯基（Jens Bisky）

一九八九年，近代歐洲新方向的轉捩點
▍兩德統一扭轉柏林，轉型成就德國新的政治生態。
▍蘇聯改革失利與嚴重的通貨膨脹，開始對下層人民實行更進一步的緊縮政策。
▍波蘭國會大選，終結歐洲共產主義，是東歐民主化的起點。
▍捷克發生反共產黨統治天鵝絨革命，朝向民主化國家發展。
▍烏克蘭人民運動成立，爭取改革運動。

本書作者菲利浦・泰爾，根據親身經歷為讀者詳細地描述了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歐洲歷史。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下後，一場遍及整個歐洲大陸的大規模實驗也跟著展開。在短短幾年中，前「東方集團」國家走向新自由主義的體制，政權也服膺於私有化與自由化。轉型造就了贏家與輸家。俄國落入一場經濟混亂，總統普丁趁勢建立了他的威權政府。波蘭、捷克與烏克蘭等國則勵精圖治，如今更成為歐盟的成員國。有別於華沙與其他的首都發展成為新興都市，鄉村地區卻是日益貧困。

在本書中，作者以敘事的方式，為讀者講述了這些轉變的細節。他表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深刻的影響了東歐各國，此外，經濟「休克療法」並非歐洲經濟增長的基礎，人力資本和基礎性的轉型才是經濟成功與失敗的決定性因素。與此同時，作者也闡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如何對東歐進行「重塑」、西歐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步伐和範圍，以及二○○八年後全球性金融危機對東歐、西歐產生的各種影響等問題。

作者簡介

菲利浦·泰爾 Philipp Ther
生於一九六七年，維也納大學東歐史研究所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約翰・甘迺迪紀念研究員、於佛羅倫斯的歐洲大學學院教授。其著作《現代歐洲的民族清洗》（Ethnische Säuberungen im modernen Europa）一書，曾在二〇一二年榮獲德國書業協會表揚，更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歐洲1989》（Die neue Ordnung auf dem alten Kontinent）則在二〇一五年獲頒萊比錫書展獎非小說類大獎、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年度政治類選書。



譯者簡介

王榮輝
曾就讀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大學歷史系與法律系；其後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ät Gottingen）攻讀碩士，主修哲學、西洋中古史與西洋近現代史。通曉英、德、法、日與拉丁文等外文。2009年起，擔任台北歌德學院特約翻譯。譯有：《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7－「過濾氣泡、假新聞與說謊媒體──我們如何避免被操弄？」：有自覺使用媒體的第一步》、《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6－「宗教怎麼來的？為什麼人會相信看不見的神？」：寫給所有人的宗教入門書》、《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生活的藝術：52個打造美好人生的思考工具》等書。

 

目錄

導論
個人的引言
歷史化
新自由主義的起源
轉型的概念

二、一九八〇年代的危機與改革辯論
國家社會主義的沒落
冷戰的另類解讀
西方與東方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三、一九八九～九一年的革命
革命的過程和作用範圍
解釋方法
革命的中心與參與者
「談判的」革命

四、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與副作用
轉型的分期
轉型危機
系統固有的問題
改革結果的類型學

五、新自由主義的第二波與歐盟的角色
新自由主義的外表
單一稅制與民粹主義
人力資本
新富裕
富裕的城市，貧窮的鄉村
歐盟的角色

六、中東歐大都會的比較
蘋果與梨子？關於比較的目標
由下而上的轉型
繁榮時期
新興城市華沙
大都會的趨同現象

七、危機後的結算
經濟追趕過程結束了嗎？
危機的過程
外幣貸款的例子
政治上對於危機的反應

八、南部成為新東部
危機的持續時間與深度
移民作為出路
歐洲的心智圖

九、共同轉型
德國的社會改革與勞動市場改革
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
來自德東的政治人物

十、被利用與被錯過的機會
參與革命
革命的價值
歐洲統一的陣痛
烏克蘭危機
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結語

參考文獻
謝詞
註釋

序

推薦序：舊大陸的新秩序

蔡慶樺（作家）

《刑案偵訊室：德國》（Criminal: Deutschland）這部影集的第一集，描寫在東西德剛剛統一時發生的一起命案。在偵訊室裡，嫌疑犯這麼說起統一後的東柏林，他是戰後靠房地產致富的西德人，統一時他從西德來到東柏林，買了第一間房子，開始建造其房地產帝國。他說，當時東德的房地產，「就像免費一樣」。

這個片段，暗示了整個前社會主義陣營面對西方新自由主義時的無力，以及冷戰結束後，來自西方的資本如何以巨大的力量重組了東方的經濟秩序。而這也是菲利浦・泰爾要在本書勾畫的藍圖，究竟，一九八九年後，在「除了自由主義外無任何其他替代方案」的信念中，新秩序如何在舊大陸上被實踐及運作？今日的歐洲（包括歐洲的問題）如何成為今日之所是？

答案非常不容易找到，因為副書名中短短「舊大陸」一詞，處理的地區橫跨德國、巴爾幹半島諸國、波蘭、捷克、烏克蘭甚至俄國等，每個國家的歷史、政治、經濟狀況都不同，卻又多少相互牽連，而這麼複雜的轉型，牽涉多種語言與族群，實在難以處理，並且必須寫得易讀，但本書確實能滿足挑剔的讀者。

有關東歐地區轉型過程中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雖非新的論點，但是本書有其特點：冷戰如何結束、結束後市場鬆綁、去管制、國有企業解體及私有化等措施如何在這些後轉型地區起作用，曾有的失望與後來的失望，曾許下的承諾與沒能實踐的承諾，這本書給出從八〇年代中期到二〇一四年左右非常清楚的因果鋪陳，另外也加入了貼近當代的分析，把歷史與現況的因果串連起來，例如烏克蘭危機及南歐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

本書資料豐富，限於篇幅，在此僅提出令我印象深刻的幾點讀後心得。

作者的追尋答案之旅並非鐵幕降下後才開始，冷戰的結束，並非突然地在一九八九年德國統一、一九九〇年蘇聯解體等這些日子發生，而是在八〇年代末期，東西陣營間在經濟誘因上持續接觸，共產陣營的人用盡一切辦法買到西方物資，「購物旅行」，「金錢刺穿了鐵幕」，交易培養了信任。另外，西方也前進東方，例如宜家家居便到東德設廠生產。東方對西方的依賴逐漸提高。

因此，在德國，一九八九年向被認為是「奇蹟之年」（annus mirabilis），柏林圍牆突然倒塌，東德一夕垮台，人人歡慶「轉變」（Wende），其劇烈變動的程度不亞革命。可是，作者懷疑「革命」這樣的說法，不只是當年中東歐變體時反對派對當權者的要求多是體制內改革，相較於歐洲其他革命（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九一七），並無明顯暴力性；另再加上所謂革命與轉變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而是經濟力量逐漸穿透了鐵幕，越來越多的交流，最後，雖然在一九八九年年初，東德領導人何內克還信誓旦旦說柏林圍牆仍將矗立五十年或一百年，但不到一年間，整個中東歐已累積足夠能量，再加上一些不可能重演的偶然因素，才無比幸運地誕生了這場人類歷史上少見的巨大變革。

可是，這個變革，也帶來巨大的代價。二〇一九年適逢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時代週報》（Die Zeit）刊登一則專題報導，封面照片是開放邊界那天駕車穿越邊界的東德人，拉下車廂與車外的西德行人相吻的畫面。記者提出的問題，也是每個德國人自問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得當年那麼相愛著的（或者以為終究能夠相愛的）我們，今日如此相互憎恨？

當年東德人民上街，吶喊「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要求統一；而多年過去，東西之間的經濟差異加上政治版圖的演變，有愈來愈多的德國人自問：我們真的是一個民族嗎？本書也提供讀者回答這問題的線索。作者認為，中東歐從計畫經濟轉型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是一種劇烈的「休克」療法，引起失業率高漲、社會安全網崩潰、甚至在某些國家有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貪污問題，而德國的「統一」，遮掩了東德其實也經歷休克療法的事實。東德，必須被視為轉型國家，而不是自然而然地便融入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並且在這轉型過程中，充滿痛苦，當時計畫經濟下的產業以極為快速的腳步轉型，造成大量工人失業，房產被賤賣，青年人出走，直至今天德東地區人的被剝奪感仍居高不下，也促成了該地區排外勢力的茁壯。至今東西德人民之間無法化解的差異與分裂，都與那一九八九年有關──那既是「奇蹟之年」，但對某些人來說，也是「恐怖之年」（annus horribilis）。

泰爾任教於東西歐交界處的奧地利，曾在德、美等國研讀歐洲史，亦長年生活於東歐，早在鐵幕還高掛時，已多次進出東歐，親眼目睹計畫經濟逐漸走向崩潰的過程，甚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天鵝絨革命爆發時，他就在布拉格親眼看著人民在街頭要求共黨總書記雅克什（Miloš Jakeš）下台。不管是語言能力、學術訓練或個人經歷，這位「入戲的觀眾」都是寫作這本書的極佳人選。再加上，其介於研究者與見證者之間的敘述舉重若輕，雖有不少政治經濟學術語，但易讀性高，顯見其功力。本書曾被德國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Ebert- Stiftung）選為年度政治類書籍，並獲得萊比錫書展獎，確無異議。

 

內容連載

這本書緣起於一九七七年，在一個氣候與政治都是陽光燦爛的夏天，當時第一次石油危機已成過眼雲煙，歐洲的「緩和政策」（détente；或稱「低盪」）則正值頂峰。東、西方對抗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最終法案》（Helsinki Final Act；又稱《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創造了信任感，德國政府則確信，「藉由拉近距離促成轉變」是可能的。在此政治背景下，我的家人決定在夏季前往「東方集團」（Ostblock）一遊。儘管整個氛圍趨於緩和，可是當我們在家裡講述這個詞彙時卻仍不免戰戰兢兢。「Osten」代表著「共產主義」，「Block」則代表著「孤立與軍事威脅」。因此，我們所安排的行程如下：首先前往匈牙利，這個國家被認為是東方集團的「歡樂營房」，然後再到波蘭，最後再去遊覽捷克的克爾科諾謝山（Krkonoše），並且拜訪住在布拉格的親戚。這趟旅程的序幕進展得十分順利，我們並未在奧地利與匈牙利的邊界遇上什麼「鐵幕」，海關人員很友善地問候我們；順道一提，當時在西方國家之間，諸如驗關、檢查護照之類的事情，其實就如同家常便飯。我們很快就抵達了布達佩斯，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也映入我們的眼簾。到了晚上，我們則品嚐了匈牙利的肉湯，「古拉希」（gulyás；匈牙利的共產主義變體，所謂的「肉湯共產主義」〔gulyáskommunizmus〕，便是由此而得名），滋味遠比我們在調味平淡的聯邦德國家鄉裡所吃到的來得美妙。
 
在黑夜降臨布達佩斯的大型露營地後，我獲得了關於一九八九年、東方集團的崩潰及隨之而來的轉型初體驗。營地入口大門處有兩個窗口和兩條人龍，一長、一短。在那條一動也不動的長人龍裡，講著某種我並不熟悉的方言的德國人兩手空空地站著傻等，偶爾還會惡狠很地往裡頭瞧個幾眼。一旁的短人龍排隊的也是德國人。他們的穿著和我們差不多，手裡還拿著德國馬克的紙鈔。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在父親的牽引下越過長長人龍，內心不免感到尷尬。我被告知，在我們所排的隊伍裡，由於人們所支付的是「德國馬克」，因此可以立即獲得一個停車及搭帳篷的位子；至於排另一排隊伍的人，他們所支付的則是「東部馬克」（Ostmark），得要等到接近關門的時候才曉得是否還有空位。

當時我忿忿不平地問我的父親，怎麼會這樣呢，東方集團諸國彼此難道不是朋友嗎（波希米亞的祖母曾經這麼對我說，不過她總是帶著小心「俄國人」的口吻）？父親給我的答案是，共產主義國家正苦於缺乏外匯，所以他們歡迎使用德國馬克租用露營位子，不僅如此，他們還解除了我們每天二十五馬克「強制兌換」的限制，即所謂的「人頭費」。
 
當時我提議，我們不妨給排在長人龍裡的東德人一點德國馬克，畢竟我們可以在奧地利自由兌換它們。接著我們又是一陣討論，後來就連隔壁帳篷來自卡爾．馬克思城（Karl-Marx-Stadt）的鄰居也加入討論，為何在東方集團裡人們只能去銀行兌換貨幣、當地的官方匯率又是多少？
 
那個布達佩斯營地之夜宛如一個國際經濟速成班；東方的貨幣、西方的貨幣、外匯、出口、進口、外債、外匯短缺、強制兌換、官方匯率、非官方匯率（某種「由下而上的經濟」）與黑市等等。兩條人龍的明顯不公，苦苦等候、在最壞的情況下得睡在車上的那些人的憤怒眼神，都讓我的心難以平靜。過了一個星期，在歷經了於「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及「捷克與波蘭」的邊境漫長的查驗與等待後（這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民族友誼的官方形象），我在克拉科夫（Krakow）獲得了現學現賣這些經濟知識的機會。我們的波蘭朋友（前一個夏天，在他們首次前往西方旅行途中，我們因搭他們的便車而結識了他們）想向我們購買德國馬克。他們為我們揭示了上漲的價格、空蕩蕩的商店以及他們貶值的貨幣。很顯然，當時在波蘭，人們主要都是以德國馬克與美元來支付，而非本土的貨幣茲羅提（Złoty）。「波蘭的經濟」自一九九○年代起的成功，其中一個根源就存在於普通市民的市場經濟能力；只不過，在這趟旅行中，當然沒有人想到，東方集團有朝一日將會崩潰。
 
下跌的茲羅提黑市匯率反映了一九七七年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巨大經濟問題。正如檔案開放後，人們更清楚的樣貌，波蘭經濟當時連續五年走下坡。1希望藉由技術進口實現的現代化歸於失敗，留下了這個國家幾乎無力償付的積欠西方國家的大量債務。

在當時身為青少年的我看來，即將來臨（計畫經濟中根本不允許其存在）的通貨膨脹並不是什麼壞事，情況甚至恰恰相反。用我所存下的五馬克零用錢，我就能從東道主家庭換得三倍於我父親在銀行裡根據官方匯率兌換的茲羅提。利用這些鋁幣和一疊如大富翁玩具鈔般既薄又易皺的鈔票，我不但連續一週無限暢買了許多冰淇淋，還寄了明信片給我所有的朋友。耐人尋味的是，那裡卻買不到鋼珠筆或墨水匣。我在無意中成了波蘭的「非境內居住者」（non-resident），因而獲得了某種特權。不過，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裡，享受這種特權卻並不「純潔」。我很快就發現到，當地的青少年根本就買不起冰淇淋，更別說牛仔褲或運動鞋了。此外，雖然在克拉科夫人們不必像在布達佩斯那樣為求一個露營地而排隊，但是卻得為肉、糖、生奶油或其他對於我們這些「西方人」來說理所當然的物資大排長龍。
 
在我們的第三個旅遊目的地，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這樣的匱乏經濟。布拉格的親戚開著一輛新的「Škoda」，住在莫爾道河（Moldau）河堤旁的一個現代的獨棟住宅，而且還擁有一間寬敞且附有游泳池的鄉間別墅。我們這個西德的六口之家生活水準也沒高過他們。不過那位叔公和他的兒子卻會關起門來抱怨政治局勢。他們覺得「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遭鎮壓後的「正常化」令人難以忍受。他們還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了自己擔任工程師所服務的大公司效率不彰。他們心知肚明自己的國家在技術上日益落後，這也影響到了他們在專業與民族上的自豪感。此外，對於在布拉格市中心裡某些具有象徵性的處所的嚴密監控，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時大學生楊．帕拉赫（Jan Palach）為了抗議華沙公約組織國家的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自焚的地點，嚴密到稍微細心一點的遊客都能看得出來。
 
不過，卻也有些不順從的人，在東方是那些勇敢的異議者，在西方則包括了我們學校那位來自布拉格的校長。在「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於一九八一年秋天遭鎮壓後，他曾發起過大規模運送食物包裹到波蘭的運動。在逮捕「七七憲章」（Charta 77）的那些異議分子後，我們也曾將一些「精神食糧」寄往捷克斯洛伐克；那是一些由學生們自行收集、包裝含有禁書的書籍包裹。

在邊界外的那些東方集團國家，有別於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於一九八三年在一篇關於「中歐悲劇」的、深具影響力的散文中所哀嘆的那樣，其實並未被完全遺忘。2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比起這些來自西方的資助，東方集團走近西方卻是更為重要。自從「低盪」以來，越來越多的波蘭人、匈牙利人與捷克人開始認識西歐，無論是作為遊客（例如我們在克拉科夫的朋友）、農業的季節性工人、抑或是官方的商業夥伴。
 
東方國家的經濟專家同樣也仔細地觀察了西方國家當時的經濟問題；持續上升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還有在國家預算中不斷攀高的赤字，而這些赤字又會進一步助長通貨膨脹。後來的改革政治家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與萊謝．巴塞羅維茨（Leszek Balcerowicz），注意到國際間在經濟政策上的範式轉移，從普遍被認為失敗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轉向貨幣主義（monetarism），轉向藉由貨幣供給量來控制經濟，至於貨幣供給量則又進一步由獨立的央行來監控。伴隨著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的上台，國營企業跟著開始私有化（民營化），先前受到嚴格管制的一些行業（例如金融業）也跟著開始自由化；總體而言，國家退出經濟領域成了英美政府的計畫。起初在歐洲大陸上不太能夠感受到這些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影響，可是那些由社會民主黨人執政的國家卻也在討論，國家是否會因其眾多的社會福利而不堪負荷。
 
儘管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經濟再次衰退後，所有的西方國家全都產生越來越強的危機感，以計畫經濟方式組織的東方集團所面臨的問題卻是更為明顯且根本。持續的供給短缺、難以估量的不公正以及在經濟上日益落後西方，這些都是造成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與其實現的國家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然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卻沒有人預見即將到來的終點，無論是那些在本書裡扮演著要角的東歐專家、抑或是我們於一九八○年代在其他的旅程中另外結識的東方集團的朋友。鬆餅冰淇淋此時變得無足輕重，取而代之的是有利可圖的尼龍褲襪與音樂卡帶的交易與販售，它們讓此時已是大學生的作者本人得以輕鬆地完成充滿有趣對話的「東方假期」。在一九八九年的夏季時，西方的蘇聯專家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為，東方集團與蘇聯會存續下去。

人們可以本於歷史學家的「事後諸葛」批評這種無知。然而，設身處地地回歸過往，承認每個時代都有個未決的終點，或許會比較明智。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去解釋，為何舊秩序會在一九八九至九一年間如此突然地崩潰，而這又對全球帶來了怎樣的後果。
 
就連在鐵腕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也都顯露在政治上發酵到何種程度。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在我諸多旅行之一的途中，一場在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Václavské náměstí）上舉行的官方集會引爆了一場反示威行動，民眾們高喊批評政府的口號。在維安部隊進行干預前，示威者再次列隊於紅旗與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的旗幟後面。當天晚上發生了嚴重的騷亂。然而，警察的暴力卻強化了反對者的非暴力策略。它的成功在秋天時顯現於布拉格；萊比錫與東柏林也有類似的情形。儘管這些大城的市中心滿是警察、民警與祕密警察（人們往往能從他們所穿的皮夾克及臃腫的臉頰一眼認出），可是，面對成千上萬的示威者，他們既無法鎮壓、也無法逮捕。在二十五年前的那個秋天，群眾的力量具有無可抗拒的吸引效應。
 
　　然而，在十一月初時，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上的示威者與西方國家的場外觀眾卻不曉得，所有那些穿制服的和穿皮夾克的人是否會下台。緊張氣氛使成千上萬素未謀面的人連在一起。相應地，到了十一月底，當一切都有了好結果時，集體的安慰和喜悅也十分巨大。當時洋溢著一種宛如在畢業典禮的感覺，考試通過了，舊政府再也無話可說，人們這時所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凡事皆有可能。3
 
隨著陶醉而來的是幻滅。這在一九八九／九○年冬季的柏林（布拉格的政權傾覆後的下一站）特別能感受到。西柏林人抱怨來自東方的群眾，他們的汽車搞得街道水泄不通、烏煙瘴氣，他們更把超市的貨物一掃而空。突然之間，就連西柏林人也得大排長龍，這對他們來說是種陌生的體驗。諸後共產主義社會很快就面臨到截然不同的種種問題。在波蘭，惡性通貨膨脹不僅毀滅了以茲羅提計算的所有儲蓄，更將實際工資（主要是以外幣計的同等價值）壓低到每月不到一百馬克。由於外債低，捷克斯洛伐克有相對較好的出發點，也推遲了種種激進的改革。然而，刪除食物補貼，導致乳製品與蔬菜的價格上漲將近一半，麵包的價格也上漲近三分之一。

4在東德，數百家工廠停止運營並解雇了所有職工。這種經濟慘況並未促使它們如同先前的某些異議者所要求的那樣，走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由於作為概念與制度的社會主義在一九九○年太過不受歡迎，不但無法打著這樣的旗號贏得選舉，更無法從西方國家獲得貸款。
 
本於政權傾覆所釋放出的政治動力與經濟動力，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幾乎所有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採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前圍牆邊界以西的社會當時並未意識到這種範式轉移的影響，或是在浮誇地預示東方國家將變得像西方國家下受到蒙蔽。這隱藏在赫爾穆特．柯爾（Helmut Kohl）所創造的「繁榮景象」（Blühende Landschaften）公式背後。所謂的「改革國家」位於在人們心中尚未被拉開的「鐵幕」的東邊。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轉型」（transformation）一詞同樣被保留給歐洲的東半部。也因此，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專家無不暗示，東方國家幾乎一切都必須改變，相反地，西方國家則幾乎一切都無須改變。這最終所關乎的是一場遏制，一場對於一九八九年革命的遏制。
 
這時人們可在波蘭體驗到，「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在東方國家造成了什麼影響。我又再度拜訪了結識於「低盪」時期、住在克拉科夫的朋友。這座城市長期處在諾瓦胡塔區（Nowa Huta）的鋼鐵廠嗆人的褐色廢氣籠罩下，可是，在一九九一年的秋天，人們卻樂於見到煙囪排放廢氣，否則的話，將會有更多的人失業。晚上在市中心裡只有三家餐廳營業，因為再也沒有人吃得起。商店裡許多貨架空空如也，不是因為像一九八九年之前那樣缺乏供給，而是因為缺乏需求。沒人有錢買東西。只有農民市場欣欣向榮，因為人們可在那裡便宜地買到洋蔥、馬鈴薯和其他的主食。這就是所承諾的新秩序嗎？經濟改革應該走向哪裡呢？
 
最後讓我們再一次將時光倒回，回到歐盟擴張之後的那幾年。華沙、克拉科夫、布拉格、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當時到處都是購物廣場，光線明亮，就連到了深夜也都人聲鼎沸，車水馬龍，酒吧與商店的音樂不絕於耳。

你究竟是還身處於東方國家，或是已經到了西方國家呢？環境的聲音是相同的，視覺的刺激也一樣。只不過，當你穿越大都會之間的其他地方時，你的印象就會發生改變。在小城市裡，空置的板式建築（Plattenbau）比比皆是，工廠廢墟則見證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嘗試。村莊裡有許多老人，可是幾乎沒有任何小孩，那裡的未來顯然希望渺茫。

好評推薦——
宋怡慧（作家、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徐秋玲（北一女國文教師）
蔡淇華（作家、教師）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人生自古誰不廢》作者）
（依姓氏筆劃排序）


是一本構思非常新穎且與生活情境結合的成語書！
——徐秋玲

作者對國學的廣博知識，以及詳細解說典故時活靈活現的文筆，都讓人感到十分愉快！講解古典文學中的愛情，更是融古貫今，相當精彩！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


就地取材表情意——禮輕情意重「投木報瓊」
古代戀人贈送定情禮物重視的是情意，而非禮物的價值有多高貴，只要有愛，一支茅草都能讓對方欣喜無比。
 
林子裡的愛情故事——約會聖地「桑間濮上」
每年春天，農曆二月時節，視祭祀與繁衍為重大要務的周朝政府會舉辦相親大會，無論男女，只要看對眼，就能手拉手去旁邊的樹林約會。
 
思念是一種病，生而死又復生——病相思「人面桃花」
即使愛情不可靠，但卻讓世間男女為之瘋狂、朝生暮死，一如《牡丹亭》的杜麗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一見傾心、桑中之約、采蘭贈芍、山盟海誓、黯然銷魂、魚傳尺素、琴瑟之好……

國學歷史名家王立群，結合時政和當前社會熱點，以廣博的學識和生動的筆觸，從上百個與愛情婚戀有關的成語，暢談其中的人情事故及隱含的文化精粹。
 
從邂逅、定情、熱戀，到相知相守、白首偕老；從相思、離情、分手，到愛入歧途、相愛不能相守……王立群暢談藏在成語裡的人情義理，以及古典時代的純粹之愛，帶領我們回歸到最私密的雙人世界；把短短幾顆方塊字，耐心打磨成顆顆閃耀的明亮珍珠，串成一條條優雅、精緻的愛情項鍊，重溫純情年代的本貌。

全新視角，夾古敘今，王立群展現智慧觀察與理解，既介紹了成語背後的故事，又引領我們重回古典純粹的深情時光，讓我們讀成語同時也學處世。

 

作者簡介

王立群
山東新泰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史記》研究會」顧問、「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

身為「百家講壇」史記新詮第一人，他善於以說故事的方式解讀《史記》，讓歷史閱讀更為普及，因而成為「百家講壇」裡，最受觀眾歡迎的講者之一，並與閻崇年、易中天三人被尊稱為「百家講壇」三大頂梁柱。

著有《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現代（文選）學史》、《（文選）成書研究》等學術著作外，同時出版了《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上》、《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下》、《王立群讀「史記」之漢武帝》、《王立群讀「史記」之項羽》、《王立群讀「史記」之呂后》等書。

 

目錄

序：你永遠都找不到心中「那一個」

一、世界這麼大，還能遇見你
　邂逅相遇：不期而遇的美好
　一見傾心、一見鍾情：愛之幸
　走馬觀花：陡然轉變的幸福

二、待你長髮及腰
　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無瑕的戀情
　金屋藏嬌：美麗的童話
　情竇初開、秋水伊人：初戀不顧一切

三、相約在荒煙蔓草的年代
　桑中之約、桑間濮上：約會的好去處
　花前月下、月約星期：約會可不是秀給別人看的
　待月西廂：一部經典的約會教科書

四、拿什麼送給你，我的愛人
　采蘭贈芍：中國式情人節禮物
　投木報瓊：《詩經》時代的拋繡球
　鈿合金釵：唐玄宗的愛情信物

五、你若不離不棄，我必生死相依
　割臂之盟：私定終身的約定
　山盟海誓、海枯石爛：熱戀時的堅定執著
　之死靡它：遭遇打擊時的觸底反彈

六、土豪、屌絲、文藝青年、高富帥
　以貌取人：誰都喜歡漂亮的，可哪有那麼多漂亮的
　才貌雙全：想得很美，不過也就是想想
　嫌貧愛富：似乎令人厭，其實很現實
　東食西宿：貌似好辦法，實際不可能

七、多情自古傷離別
  黯然銷魂：離別是道不盡的傷
  如膠似漆：相守是分不開的愛
  十里長亭：送別是不想走盡的路
  楊柳依依：折柳是留戀不捨的情

八、從別後、憶相逢
  望穿秋水：相思是綿綿不盡的等待
  人面桃花：生者可以死，死者亦可生
  魚傳尺素：說不完道不盡的思念

九、愛的阻力
   門當戶對：無法選擇的出身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戀中的又一道門檻
   一廂情願：你永遠都不可能感動一個不愛你的人

十、向左走、向右走
   寢食俱廢、茶飯不思：分手的滋味
   始亂終棄：古人分手時一個道貌岸然的藉口
   喜新厭舊：據說有心理依據，但不能成為分手的理由
   一刀兩斷：分了便分了，散了便散了

十一、愛入歧途
  魚傳尺素、上烝下報、帷薄不修：一種混亂的情愛
  人盡可夫：好色之徒眼中的欲罷不能
  好色之徒與紅杏出牆
  魚傳尺素：是是非非爭論不休

十二、中國式姻緣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主的中國式婚姻
  赤繩繫足、天作之合：中國人的婚姻觀念
  三媒六證：婚姻的鄭重其事

十三、今天我要嫁給你
  吉日良辰：婚禮之時
  桃之夭夭：婚禮之人
  鵲巢鳩占、洞房花燭、結髮夫妻：婚禮之成
  鸞鳳和鳴、白頭偕老：婚姻祝願

十四、婚姻磁場
  琴瑟之好、鶼鰈情深、並蒂芙蓉：我和你纏纏綿綿翩翩飛
  天壤王郎：我的那個他為何是這樣
  相濡以沫、破鏡重圓：愛你就要在一起

十五、白頭偕老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兒
  分道揚鑣、破鏡分釵、雨斷雲銷：我的世界從此沒了你
  夫唱婦隨：男人才是夫妻關係的主導者
  抓耳搔腮、束手無策、萬般無奈：休你非出我本願

 

你是為了別人口中的意義而活，還是為了希望而活？
想要誠實地活，為什麼必然荒謬？
暢銷10年 名家楊照經典讀本
認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存在主義大師卡繆
華文世界最重要的深度解析
 
為什麼要認識「勇敢到近乎自虐」的存在主義？
為什麼到了今天，還需要讀卡繆？
從《異鄉人》到「荒謬三部曲」，
卡繆如何打破既有框架，詮解「荒謬」與「存在」，
為現代人日復一日的荒謬日常樹立不朽的靈魂典範？

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卡繆即為其中代表人物。相較於沙特的著作，卡繆以劇本、小說、論述等多重形式，開創別具一格的魅力，使他深深影響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風靡至今。

從卡繆知名作品《異鄉人》來看，他的思想體系最想要呈現的，就是「荒謬」。人的「存在」，常會尋找各種藉口，讓自己懷抱希望活下去──人因自由而活著，但關進監牢的囚犯還是繼續活著；人因財富而活著，但一貧如洗還是繼續活著──因此，在卡繆的觀點中，懷抱希望而活就是「荒謬」而非「誠實」的生活態度。那麼，人有沒有可能不荒謬地活著？沒有了藉口、沒有了希望，還能忠於自己的靈魂而活？

本書為台灣重要作家楊照評析卡繆的權威讀本，推出以來暢銷至今，全書以「荒謬三部曲」的《薛西弗斯的神話》、《異鄉人》、《卡利古拉》為主軸，從卡繆與存在主義崛起的歷史背景，到卡繆的荒誕人生，引領讀者一同進入「存在主義」的真正本質，是華文世界理解卡繆與《異鄉人》內涵最重要的一部文本。
 
◎「荒謬」的一個來源，就是人習慣性地依賴希望活著。希望就是我們最相信的謊言，有著最大的欺瞞、麻醉效果。

◎卡繆對薛西弗斯神話的解釋是：他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他就是個「荒謬英雄」，他的熱情與他所受的折磨都指向「荒謬」。

◎「存在主義」是個人哲學，非得要落在個人生活裡才有意義。「存在主義」追求的，不是answer，而是solution，處理的不是question，而是problem。

一出生便直接踏上報廢之路，我們如何在過剩世界中苟活？

時代的難民    低端的悲吟
被廢棄的物    被遺棄的人

社會學大師包曼為世代發聲的精悍力作
殘酷檢視資本主義之下消費社會的惡性反噬！

 【內容簡介】

我們的星球已經滿載。現代化催動了資本社會鋪天蓋地的消費浪潮。過剩的產出必然肇生報銷、廢棄的致命問題，從人群到物品，都逃不過這道反噬自身的詛咒。

當代社會學大師包曼在這本宣言式的作品中，深刻點出「人類廢品」的概念。「廢棄的生命」（wasted lives）可用以指稱「多餘的」人口、移民、難民、低端社群，它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也是追求經濟進步與文明開展時無法避免的副作用。現代化無限上綱式的全球擴張，造就了人口過剩、彼此傾軋的殘酷世界，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身處底層的「無用人群」被一股看似無形卻又處處抓牢的政經力量剝奪了生機與希望，在既得利益者眼中，這些剩餘勞力是他們安逸揮霍生活的威脅與恐慌來源。時代的難民沒有通行無阻的資格。一朝為難民，終身為難民，永無翻轉之日。在這座人吃人的星球上，現代人類不留喘息地消耗資源與濫用土地，逐日耗盡一切可用能源與容納廢品的地帶。從時間到空間，我們已所剩無多。

包曼在書中巧妙運用文學隱喻展開論述，輔以反映現實的報導數據，立足眼前社會群像，凌駕整座地球的宏觀視域，那是一張貧苦與奢華並現的蒼涼地圖。此書多年前即已預言荒漠，但人類邁向廢棄處境的頹殘步伐，卻踩踏得更為深重。哲人已遠，面對大師滿懷悲願的語重心長，即將成為「現代化棄兒」的我們，必須嚴正反思。警鐘已敲響，切勿拒聽。

【導讀、推薦】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 
>>>專文導讀

清華大學人類所助理教授／方怡潔
社會學家、作家／李明璁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秀華
文化評論人／陳景輝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趙彥寧
>>> 不廢不棄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大師包曼的殷殷警語】

―― 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所有人，在人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但大部分的人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出了這輛加速的列車：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持續，更別說永遠延續。今天那些有用而不可或缺的事物，除極少數例外，都是明日的廢棄物。沒有什麼東西真正必不可少，沒有什麼東西不可替代。萬事萬物自誕生之日開始，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每一樣事物在離開生產線的時候，都被貼上了一張「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標籤。

―― 多餘的人總是處於劣勢。假如他們想與現今這種被讚美的生活方式相符合，會立即被冠以傲慢、欺詐和厚顏無恥地要求不勞而獲的罪名，有時甚至會被認為懷有犯罪意圖。假如他們公開表示痛恨或拒絕讚頌這種富人享有、但對他們這些窮人來說卻是毒藥的生活方式，這很快又會成為「公眾意見」自始至終告訴你的一個例証：多餘人，不但是異類，而且是吞噬社會正常肌體的癌細胞，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所代表的一切」的不共戴天之敵。

―― 或許，存在著這樣一座天堂，在理智大道的盡頭，激情澎湃的愛守候在那裡。但是，走完這樣的一條大道，可能要花上一千年。在一步一步前進的同時，時間也在一年一年地流逝：這就是地獄。地獄會是通往天堂的康莊大道嗎？為了到達天堂，真的值得在地獄中待上一千年嗎？

 

作者簡介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二十世紀歐陸重量級社會學家，也是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最知名的理論家，對當代社會學與社會理論貢獻卓著。一九二五年生於波蘭猶太家庭，後遷往英國，在里茲大學長年任教。早年漂泊，形塑深刻多面的思考脈絡，衍生出獨具一格的「現代性」與「液態」概念。畢生關注現代性、全球化、消費主義、大屠殺等重要課題。

包曼著作等身，一生出版過數十本作品，皆擲地有聲，包括著名的「現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詮釋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現代性與矛盾心理》），以及「後現代性三部曲」（《後現代倫理學》、《斷片生活》與《後現代性及其缺憾》）。晚年思想更趨爐火純青，以「液態現代性」概念為核心，陸續密集出版《液態之愛》、《液態生活》、《液態時代》和《液態邪惡》等系列作品。

二○一七年，包曼與世長辭，享壽九十一歲。

譯者簡介

谷蕾、胡欣
中國譯者

 

目錄

導讀　被報廢的世界――齊格蒙•包曼「全球廢棄物理論」  宋國誠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起初是設計――秩序構建產生的廢棄物
   >> 附錄　關於講故事

第二章　他們是否太多？――經濟進步的廢棄物
  >> 附錄　論人類力量的本質

第三章　廢棄物堆積地――全球化的廢棄物

第四章　廢棄物文化
  >> 附錄　文化與永恆

 

第一章　部分試讀
 
抑鬱症是極為令人不快、苦惱，並使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一種精神狀態。但正如無數的報告顯示，對於在這個流動性的現代新社會所出生的新一代而言，抑鬱並不是困擾他們的唯一病症──儘管抑鬱症似乎並沒有、至少沒有像困擾他們這樣，影響到他們的上一代。「更多的失業體驗」儘管給人創傷、令人痛苦，卻不是帶給年輕一代壓抑的唯一根源。
 
那些生於二十世紀七○年代的英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被稱為所謂「X世代」（Generation X）。這一代人接觸到一些前幾代人不會了解的症候，這並不是指更多的，或者更劇烈、更令人痛苦、壓抑的毛病，而是指那些完全不同的新症候──也可以被稱作「特別的流動現代性」的疾病與痛苦。即使心理醫生和指定治療者（自然傾向使然）仍想當然耳地給出他們記憶中最熟知的診斷，使用他們受訓時最廣泛使用的醫療方式，這些症候還是因為一些新原因（有的新原因完全替代了舊的原因，有的是在舊有的原因上添加了新的因素）而給患者帶來困擾和痛苦。
 
現下最常見的論斷是失業問題，特別是對於剛從學校畢業踏入市場的新人口。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除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這些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前景十分黯淡。應付這種問題，目前最廣泛採用的解決方法是政府補助，這使得雇傭年輕人成為賺錢的買賣（只要補助存在）。同時，人們常常建議年輕人靈活一點，不要太挑剔；不要對工作崗位期望太高，一旦有了工作最好馬上接受而不是問東問西；把工作視為一種機會，趁它還在就要盡情享受，而不是把它作為「人生企劃」的序章，或者當作自尊、自我認定和長期安全保證之類的東西。

令人欣慰的是，「失業」這一概念包含了對於此症候的診斷和現存的最佳治療辦法，以及一系列為引導症候走向康復而進行的直接明顯的治療法。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字首「un」意味著非尋常。「失業」一詞是對於一種暫時、非正常狀態的稱謂，因此，這一症候從本質上來講是暫時的以及可治癒的。「失業」這一概念在語義學上承襲了一個社會的自我意識，即總的來說，它都將它的成員劃歸生產者，同時，它不僅堅信全民就業是一種值得努力和可成就的社會情境，還把它作為自身的終極目標。因此，社會也會把就業當作同時解決社會可接受的個體身分問題、穩固的社會地位問題、個人和整體的生存問題，社會秩序和系統性再生產問題的唯一關鍵。
 
正如齊格弗萊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所言，人類社會中充滿了「應當」（Sollen）──指一些「本身希望成為現實」的概念，即這些概念「先天
 
就帶有實現自身的衝動」。這樣的概念一旦「開始對社會產生影響」（儘管不盡成功，但它們積極地為之奮鬥），就「具備了社會學上的重要意義」。現代史與以往人類歷史不同的是，它將它的「應當」明晰地展示出來，並堅定地「向它們的方向發展」。再次引用克拉考爾：現代性具有「雙重存在」，它的方向是「那裡，而在那裡的所有一切只能在這裡找到其含義和歸宿」。
 
在現代史上，從沒有缺乏過這些「應當」。現代史本身就是一個生產「優良社會」範例的工廠。在點綴現代史的大小論戰中，最具意識形態特點的是發生在「應當」前線激烈競爭的「應當」之間的論戰。然而各種各樣的「應當」都同意，檢驗「優良社會」的標準是所有人都有工作的場所，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扮演生產性角色。現代史對於現存的一切都持批評態度，認為它們和「應當」差距太遠。現代史也正是在抗擊弊病和罪惡中發展進步，在其中，最關鍵的戰役針對的是努力消除工作場所的匱乏和生產性角色，以及扮演這種角色的意願之不足。

「過剩」這一個在「X世代」有生之年凸顯出重要性的概念是如此不同！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的字首「un」過去常常意味著對於常規的背離，如「不健康」（un healthy）和「患病的」（un well）。但「過剩」一詞並沒有這樣的意味。「過剩」不含有對於異常、病態、疾病發作或暫時犯錯的暗示。它告訴我們的是永恆性和這種狀況的平常性。它指明的狀況沒有給出一個立即可用的反義詞。它顯示的是現行常規的新形態，以及那些註定要來臨的事物的形態。
 
「過剩」意味著多餘的、不需要的，或者沒有用的──不管需要和有用指的是什麼，它都設定了有用和不可或缺的標準。其他人不需要你；他們沒有你的時候還能過得很好，甚至更好。對於你的存在沒有不言自明的理由，對於你有權留在這裡的要求也沒有合理的解釋。被宣布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因為你是可以被處理的人，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瓶，單次使用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者因為不合標準或有污染而被品管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過剩」和「拒斥」、「廢物」、「垃圾」、「廢品」，以及「廢棄品」，擁有共同的語義空間。失業者──即「勞動力儲備大軍」──的目的地是重新回到工作崗位，而廢棄物的目的地是被扔進廢品堆、垃圾場。
 
經常地，其實是常態地，人們把被宣布為「過剩」的人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來討論。他們需要被「給予」──給予食物、衣物和住所。他們不能自食其力──他們沒有「生存的手段」（主要指的是生物上的生存，針對因為缺少營養和住所而引發的死亡而言）。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正如這個問題的定義一樣，都是從經濟角度著手：國家提供的、立法核准或者發起的，並且對申請補助者進行經濟情況調查而確定的救濟（這些救濟多種多樣，但總是被委婉地稱作福利、稅收扣除、減免債務、補助、津貼）。那些對這種解決措施不滿的人也總是從經濟角度對此提出質疑（開頭總是問「我們能負擔得起嗎？」）──肇因於這種措施強加在納稅人身上的「經濟負擔」。

對於被宣稱為「過剩」的人群的資助，可能是永久性的資助（直白地說，即我們要接受這一事實：社會上永遠存在著一些多餘的人，他們有權擁有一些既不是他們創造、也不需要他們創造的財富），這種資助的需要僅僅是這些失業者對其他人和他們自身提出的問題之一。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它並沒有被充分地意識到並解──在地球上存在「社會」的地方，並沒有保留這些「人類廢品」（或者更確切地說，「廢棄人口」）的空間。即使生物生存的威脅已經有效解決，這一成就並未有效解決社會生存的問題。這種經濟解決方式並不能使已經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過剩」人口重新回到社會──如同將工業廢品貯存在冷凍容器中，並不足以使它進入市場成為商品。
 
不管從前歷代人所經歷的苦難多麼悲慘或者令人憎惡，「X世代」所體會到的這種「多餘的」感覺，這種意味著「社會性無歸屬感」的感覺，以及所有伴隨而來的喪失自尊和生存目標的感覺，還有對於這些即使現在還未到來、但隨時會變成他們命運的疑問，都是前代人未曾體驗過的。事實上，「X世代」有充足的抑鬱理由。他們不受歡迎，所受的待遇頂多是被容忍；他們被社會接受方（即那些具有社會所保薦的或可以容忍的行為的人）堅決地拋棄；他們被作為慈善和憐憫的對象對待（雪上加霜的是，他們還被認為不值得享有同情），得不到兄弟般的幫助；他們還被指責為懶惰，具有邪惡目的以及犯罪傾向──他們的確沒有理由將「社會」看作一個家，一個需要忠誠和關注的家。如同丹尼爾．林哈特（Danièle Linhart）──《失去工作，失去自我》（Perte d’emploi, perte de soi）的作者之一─所言：「這些男人和女人不僅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前途、他們的方向，以及他們對於把握生活的自信，他們還被剝奪了他們作為工作者的體面和自尊，以及那種自己是有用的並擁有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感覺。」既然勞動者的世界被如此公然地忽視，為什麼這些突然之間變得不合格的雇員們還要尊重這場民主政治遊戲？

儘管失業者在生產者（包括那些暫時「離開生產線」的人）的社會裡生活痛苦不堪，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卻是無可爭議和不可動搖的。在生產之戰的前線，誰會否定留存備用儲備以應不時之需的必要性呢？這些在消費者社會中無法履行消費義務的消費者不是很肯定。他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們已經被這城市中唯一的遊戲拋棄了，他們不再是遊戲參與者──也因此不再被需要。曾幾何時，作為一個可能的生產者，他已經滿足了加入生產者行列的所有條件。但承諾成為一個勤勤懇懇的消費者並要求成為消費者，並不足以使人加入消費者的行列。消費者社會沒有位置留給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無法履行義務的消費者。山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虛幻國》（Erewhon）中認為，只有「任何形式的厄運，或者其他人施加的虐待才被認為是對社會的侵害，因為它使人們聽來覺得不適」。「因此，失去財產被嚴厲地懲罰，其程度僅次於犯罪」。有缺陷的消費者甚至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被宣判為罪犯。
 
「X世代」比上一代人更明顯地呈現出兩極化趨勢，而分界線已經沿著社會等級向上。對他們來說，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者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需要學習和掌握以勉強度日的規則如此晦澀──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他們所有人，在他們每個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他們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而醫治苦痛的治療門檻又太高了，超出了大多數人可以觸及的範圍。現在只有高學歷提供給人們獲得尊嚴、穩定生活的小小希望（這並不意味著學位能令人一帆風順，之所以顯得如此，是因為高學歷目前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即使這樣也不太保險。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而大部分的人們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下了這輛加速的列車──而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X世代」的憂慮──這些過剩人口的憂慮──與上幾代人所經歷的和記錄下來的困難不同。他們遭受苦難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但這並非沒有先例。

自現代初始以來，每一代人之中都有時代的觸礁者──這是社會進步「附帶的受害者」。當很多人跳進這輛不停加速的列車並享受這趟旅程時，還有很多人（沒那麼狡猾、機靈、聰明、具有冒險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車輪碾碎，就是落在了後面，或者被攔在過度擁擠的車廂外面。在進步這輛車上，坐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納所有願意上車的旅客，而進入車廂的資格審查總是那麼嚴格；這也許正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將參與這趟旅程視為甜美的夢想。人們宣傳進步時總是說它能帶給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許進步──這一現代的標誌──真正的含義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斷減少的）人就可以使社會進步這輛列車運轉、加速、爬坡，曾幾何時需要社會大眾來協商、克服的事務，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決。
 
在這方面，「X世代」不是首先有理由抑鬱的一代人。但是使他們的困境顯得獨特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受（或者感覺自己好像遭受）挫敗或者被時代進步拋在後面。其次是散播於眾人之中的困惑、迷茫和疑惑。儘管有如許類似，儘管以往歷代人也有他們自身的困難，我們當代人還是本能地感到現在的困境和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我們越來越覺得過去醫治苦痛的特效藥現在不管用了。不管我們面對危機時處理得多麼老練，我們仍然不是很清楚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能缺少有效輔助我們思考解決問題方法的工具。
 
我們的父母輩和祖父母輩為人們加入社會並安定下來制定了些許限定條件。這些限定條件詳細分明，毫無疏漏，甚至對人們如何改進以適應新的形式都有了清楚的指示。這樣的社會在其對人們開放的入口處背面，即設有各種各樣關於人們職業生涯的軌跡。這些軌跡十分狹窄，沒有多少更改的餘地，更沒有留存多少冒險一搏的希望，這對於生性喜愛冒險的人顯得格外壓抑而不可忍受（佛洛伊德將這種痛苦狀態深化為一種著名的普遍理論，即文明註定導致不滿和精神失常）。但對於那些依舊需要可確保安全航行的可靠船隻的人來說，彼岸既不是謎團也不是痛苦抉擇；同時，航行的任務不會被不可勝數和無法解釋的危險困擾。那些操槳的人只需用力揮槳，「不折不扣地」執行航船的規則即可。

然而，今日的困境已有所變化：它們更加關乎目標而不會受制於手段。往昔那些被眾人詬病的規則已然瓦解──也將提振安全的信任感帶入墳墓。現今找到達成某些目標的手段，並牢牢將其把握，使其發揮最大功效，已不再是問題。問題在於目標並不明確（甚至帶有欺騙性）─目標既不穩固，也不可靠，或許在未達到之前就已瓦解，不值得人們長久地投入和奉獻。將人們納入既定航道並航行其上的規則也不再可靠。即使這些規則沒有一起消失，也必然會不知不覺地被取代。最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已經被社會排斥並確定為廢棄品的人，世上沒有一條清晰的引領人們重新成為社會正式成員的路途。同時，政府也沒有提供任何替代的、經官方認可，並在地圖上繪製的途徑，使人們可以遵循它（或者被迫遵循它）而得到某種替代的名分。
 
至關重要的是，儘管這些都發生在我們自家門前，我們卻無法利用自家資源或工具來避免它的危害。這不是一個暫時性滯歇，不是經濟過熱之後另一個高峰之前的低迷，也不是暫時性的困擾，只要我們對稅收、補貼、津貼或者刺激「消費型經濟復甦」的因素稍作調整，它就會過去，並「成為歷史」。看起來，這個問題的根源遠在我們所及之外。問題最集中的群集，即使在精密的軍用地圖上也找不到。

●    本書分別將殖民地台灣小說中警民、通婚、抗爭、友情、混血等種族關係再現加以歷史脈絡化，分析在台日本人作家、殖民地出身的日本人作家與台灣人作家如何因應不同的時代需求，將台灣與日本不同種族之間的接觸、互動與交混，「翻譯」為具有種族、性別與階級意涵的帝國與國族主體。
●    透過各章的討論可以看到，這些文學再現分別呈現了台日知識分子在日本帝國的種族論述、政策與關係，以及兩性關係、婚姻、混血等生命政治的交錯下，建構「現代主體」想像的過程：殖民地警民關係具有階級與性別意涵的「文明」規訓與教化、種族仇恨與親密關係交錯下的「現代」主體想像、普世性友情與「大東亞」區域主體建構、異種族婚姻中日本國內與海外的「他者」與自我建構、殖民地血統混雜性被轉化為性別化國族主體的過程。
●    本書討論的小說奠基於日本帝國下殖民地台灣的歷史事件、政策與種族關係，同時又發揮文學的想像力與虛構性質，具體呈現文學等文化生產超越歷史主義的可能性與局限性。


本書以日治時期小說中的殖民地台灣種族關係書寫為探討對象，分析日本人與台灣漢人或台灣原住民之間，警民、抗爭、通婚、友情、混血等不同形態種族關係的文學再現，如何呈現日本帝國下多重的國族主體「翻譯」過程。在複雜的種族關係再現中，日本帝國如何透過「認同」與「差異」的政治操作建構種族論述，在維持民族差異與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前提下，達到帝國統合與戰爭動員之目的？而不同的歷史階段的日本人作家及台灣人作家，如何建構其主體想像？在此建構過程中，文明化與現代性論述又發揮何種關鍵性的作用？
序章首先回顧英語圈學界對於歐洲帝國殖民地種族關係的討論，聚焦殖民地種族關係與相關論述，如何透過帝國本國與海外殖民地的權力關係與互動，成為跨越公私領域的現代主體建構。進而提示日本帝國與其殖民地統治之歷史脈絡，如何影響日本帝國下多重國族主體的「翻譯」機制。
第一章〈「文明」的規訓與教化：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警民關係〉，以賴和〈不如意的過年〉（一九二八）與陳虛谷〈放炮〉（一九三○）兩篇漢文小說、呂赫若〈牛車〉（一九三五）與新田淳〈池畔之家〉（一九四一）兩篇日文小說為例，探討警民關係的文學再現如何呈現殖民地「文明化」論述，將暴力壓制轉化為現代統治技術之過程。
第二章〈異種族「仇恨」與「親密」：日治時期日本人作家的台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討論佐藤春夫〈霧社〉（一九二五）、山部歌津子《蕃人來薩》（一九三一）、大鹿卓〈野蠻人〉（一九三五）、中村地平〈霧之蕃社〉（一九三九）等作品，如何討論原住民抗日與日本人討伐之種族對決「仇恨」，以及殖民地種族與文化同化手段的異種族通婚「親密」關係這兩個極端的種族關係，呈現何種複雜的交錯與辯證。
第三章〈左翼人道主義、南方想像與幻象顯影：「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殖民地友情〉，以濱田隼雄〈扁食〉（一九四二）、龍瑛宗〈蓮霧的庭院〉（一九四三）與呂赫若〈玉蘭花〉（一九四三）三篇小說為對象，探討小說中的情感與政治心理學層面，如何呈現跨民族友情超越殖民地民族差異與權力關係之可能性與局限性。
第四章〈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通婚〉，以朱點人的漢文小說〈脫穎〉（一九三六）、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一九四一）、庄司總一（庄司総一）的《陳夫人》（一九四○／一九四二）、川崎傳二的〈十二月九日〉（一九四四）等日文小說為對象，探討小說中的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異族通婚書寫如何呈現日本帝國下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
第五章〈性別化的國族「血統」想像：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混血兒〉，以黃氏寶桃〈感情〉（一九三六）、庄司總一《陳夫人》（一九四○／一九四二）與〈月來香〉（一九四二）、小林井津志〈蓖麻的成長〉（一九四四）等小說中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的混血兒，以及坂口䙥子的〈時計草〉（一九四二）中台灣原住民女性與日本人警察的混血兒，討論不同種族的台日混血兒書寫分別呈現何種國族與性別認同的相互建構。
終章〈未進行的去帝國與去殖民〉釐清本書對於日本人與台灣人知識分子現代主體建構的討論，如何將西方式「現代主體」的概念加以多重化、問題化。進而概述本書所釐清的日本帝國種族論述與現代主體形構過程及其遺產，如何持續在戰後至今日本與台灣的種族關係與現代主體想像中發揮作用。

 

作者簡介

朱惠足
1973年生於台東，日本名古屋大學社會資訊研究所博士，現任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沖繩文學，著有《「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麥田，2009）。近期從東亞冷戰、島嶼的觀點，進行戰後台灣與沖繩的文學與影像比較研究。

相關著作:《「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

目錄

序章
「翻譯」帝國／國族主體

第一章
「文明」的規訓與教化：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警民關係

第二章
異種族「仇恨」與「親密」：日治時期日本人作家的台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

第三章
左翼人道主義、南方想像與幻象顯影：「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殖民地台灣友情

第四章
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通婚

第五章
性別化的國族「血統」想像：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混血兒

終章
未進行的去帝國與去殖民

 

【內容連載】

序章
 
「翻譯」帝國／國族主體
　　
關於歐洲帝國殖民統治的研究，除了政治、法律、軍事、宗教與社會制度的層面，種族接觸也成為關注的重點。殖民統治建立在繁複的殖民體制與行政組織之上，但各項制度與措施的制定與推動，還是要透過不同階層的帝國代理人，才能維持殖民政權的運作。因此，歐洲殖民統治基本上可說是一群西方白人遠渡重洋到美洲、非洲、大洋洲、亞洲等地，統治另一群非西方種族原住民，進行自然與人力資源的掠奪與剝削之歷史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在不平等的殖民權力之下，進行各種接觸、壓迫、協商與交混，產生各種不同形式的種族關係。
　　
一九四八年法屬殖民地情報官員奧克塔夫．瑪諾尼（Octave Mannoni）出版的《普羅士佩羅與卡利班：殖民心理學》（Pro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一書，便已針對關於歐洲帝國下的種族關係提出理論。在這本書當中，瑪諾尼基於幼兒成長階段性人格發展理論，將殖民地心理學視為兩種扭曲人格的交會：殖民者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與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dependency complex）。在人格發展的過程中，依賴父母的孩童害怕受到父母遺棄，因而先發制人主動進行父母的遺棄，潛意識的罪惡感使其產生自卑情結。同樣地，殖民者離開本國到殖民地，也產生了遺棄的罪惡感與自卑情結。相對地，原始未開社會中的被殖民者則一直停留在孩童依賴父母的階段，維持部落中擬親子關係式的長老或祖先崇拜，沒有真正發展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殖民者因而藉由支配被殖民者，彌補其罪惡感與自卑情結，與依賴的被殖民者形成共生關係。 一九五二年，法屬馬達加斯加島出身的精神科醫師法農（Fran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一書當中，反駁馬諾尼的說法。他指出，歐洲人殖民者根本沒有自卑情結，他們雖然身為殖民地社會的少數，卻帶著優越感君臨大多數的被殖民者。同樣地，黑人被殖民者的自卑情結也並非如馬諾尼所言是一種先驗性的本質，而是在殖民地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下，受到歐洲白人的種族歧視，因而產生認同殖民者、自我否定的殖民地精神病徵。
一九九○年代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帶動後殖民研究熱潮，許多研究藉由歐洲帝國的歷史史料與文化生產，呈現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黑人／白人等二元對立的糾結複雜種族關係。瑪莉．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透過十八世紀中期歐洲人在非洲與南美洲的旅行文學與探險書寫，探討殖民地如何成為原本在地理、歷史上隔離的不同種族與文化之「接觸領域」（contact zone），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透過並存、互動、相互理解等實踐，建立各種關係。她以跨種族的商業活動與愛情故事為例，說明歐洲殖民統治過程中除了征服、改宗、領土占有與奴役等毫不掩飾的帝國敘事，還出現了基於當時歐洲平等主義（egalitarian）價值觀的「反征服」（anti-conquest）敘事，標榜歐洲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在經濟與感情上的互惠性（reciprocity），但最後都導向白人優越性與殖民地層序的再確認。
　　
後殖民研究者羅伯特．楊（Robert J. C. Young）的《殖民欲望：理論、文化與種族的混雜性》（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探討種族主義、性與欲望之間的相互建構關係。從他的探討可知，從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以來，歐美種族主義的建構便是奠基於對於「混雜性」的過度意識，尤其是對於跨種族性關係的跨界幻想。英國人提倡種族交混，以生產出能夠適應殖民地熱帶氣候的混血兒，卻又擔心這樣的交混會造成白人在種族上退化為土著種族。獎勵混血的主張看似開明，但真正的目的還是為了有效率地進行殖民統治。
　　
殖民史研究者安．史托蕾（Ann Stoler）針對歐洲帝國下不同殖民地的種族與性的互相建構性，提出先驅性的觀點。她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種族與欲望的教育：傅柯〈性的歷史〉與事物的殖民秩序》（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中，從殖民研究的角度重新閱讀傅柯的名著《性的歷史》。她批判傅柯的十九世紀歐洲中產階級自我系譜學將歐洲帝國邊緣化，進而提出，歐洲的性的歷史同時也是帝國下的種族主義歷史。她以荷屬印尼為例，援用傅柯的社會建構論觀點，分析歐洲本國中產階級男性如何透過被殖民者原住民、在殖民地出身的混血歐洲人、下層階級的歐洲人等國內外他者，生產出種族、性與階級的殖民論述與實踐，以建構其文明、道德與自律的自我認同。
史托蕾二○○二年出版的《身體知識與帝國權力：種族與殖民統治下的親近關係》（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以法屬越南與荷屬印尼為例，說明性的管理作為歐洲帝國殖民統治的重要環節，如何呈現殖民論述與實踐的內在矛盾。一直到一九三○年代以前，殖民政府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採取禁止歐洲女性移民，也不鼓勵歐洲人與被殖民者結婚，甚至禁止低層級的官吏或員工結婚。結果造成殖民地的歐洲人男女比例懸殊，與當地女性同居（concubinage）成為最普遍的兩性關係模式。由於同居對象的當地女性仍是僕人身分，可同時提供家事與性的服務，不僅減少這些低薪歐洲人的支出，也可協助他們在熱帶氣候與異國風俗下生存。這樣的異種族性關係在強化既有殖民階層的同時，也讓殖民地界線產生了不明確之處。尤其是，因而產生的混血兒在身體、文化感性與政治傾向三方面的混雜性，更對殖民地的種族二元劃分造成威脅。 在這樣的狀況下，歐洲人男性對女性被殖民者的性侵指控，通常會被視為出於雙方同意。相對地，男性被殖民者則被建構為具有侵略性，對歐洲人女性造成威脅，常遭受性侵的不實指控與處罰。然而，當事者的歐洲人女性也受到責怪，認為她們誘發被殖民者的欲望，沒有善盡守護歐洲家庭與中產階級形象的責任。 此外，歐洲人與家中僕人在生活起居上的密切互動，也成為受到關注的異種族關係。殖民政府認為當地人的奶媽、僕役對歐洲人或混血歐洲人孩童容易造成不良影響，必須透過「感性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培養孩童對於歐洲國族的認同。
歷史學者朱莉亞．克蘭西─史密斯（Julia Clancy-Smith）與弗蘭西斯．豪達（Frances Gouda）編輯的論文集《教化／家居化帝國：法國與荷蘭殖民主義中的種族、性別與家庭生活》（Domesticating the Empire: Race, Gender, and Family Life in French and Dutch Colonialism）當中，也以十九至二十世紀法國與荷蘭帝國的殖民地統治下的家庭生活場域為分析對象，藉由遊記、口述歷史、法庭紀錄、照片等歷史素材，探討種族論述如何透過家庭生活空間，與性別、親職等概念形成共構關係。這些研究顯示出，歐洲帝國透過不同種族的日常生活互動，將家長的溫和專制主義（paternalism）、母性主義（maternalism）等具有男性性與女性性（masculinity and feminity）性別意涵的意象，傳播到歐洲本國與海外殖民地，合理化其對於本國國民與殖民地被殖民者的支配。 論文集當中，莉塔．基普（Rita Smith Kipp）的文章〈解放彼此：荷蘭傳教士與卡羅族女性的相遇，一九○○─一九四二〉（“Emancipating Each Other: Dutch Missionaries’ Encounter with Karo Women in Sumantra, 1900-1942”）討論在印尼蘇門達臘島傳教的歐洲人新教徒試圖透過教會的教育活動，灌輸女性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與任務之西方觀念，卻發現在當地的卡羅族家庭與社會中女性具有崇高地位，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也並非絕對。
佩妮．愛德華茲（Penny Edwards）的〈女性化柬埔寨：一八九○年到一九三○年殖民地柬埔寨的小說、國族與同居〉（“Womanizing Indochina: Fiction, Nation, and Cohabitation in Colonial Cambodia, 1890-1930”）一文則透過二十世紀初期兩個柬埔寨的法國學者官吏的小說創作，討論殖民論述如何將柬埔寨女性建構為在地國族本質，避免法國男性與柬埔寨女性的通婚，以防止法國與柬埔寨雙方的民族血統與文化本質彼此污染而「墮落」。然而，將柬埔寨女性化的浪漫想像，部分來自於白人男性對於歐洲女性主義的厭惡，並與法國殖民母國本身的女性形象有所矛盾。 艾爾斯貝特．羅赫─施赫恩（Elsbeth Locher-Scholten）的〈雖近猶遠：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荷蘭的爪哇僕役殖民論述之曖昧性〉（“So Close and Yet So Far: The Ambivalence of Dutch Colonial Rhetoric on Javanese Servants in Indonesia, 1900-1942”）一文，則透過純種或混種歐洲人女性為了旅行者、剛來到印尼的歐洲人書寫的在地居家指引（household manual）與兒童文學，探討荷屬爪哇的歐洲女主人與爪哇人僕役之間既親近又遠隔的複雜關係。一方面，歐洲人殖民者在日常生活所有層面都需要依賴家中爪哇人僕役的服侍與照顧，並藉由這樣的物理與心理上的親近關係，掌控當地人僕役的他者性。然而，歐洲人同時又必須與家中僕役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持白人的優越地位。這樣的矛盾心理不但使得爪哇人僕役每天都要面對歐洲人女性雇主在態度上的反覆無常，看似親善的「家庭」修辭，其實將在地人僕役貶抑為需要歐洲人雇主教導的孩童，遮掩了殖民統治下的種族、性別與階級不平等。
綜觀以上，九○年代以降歐洲帝國種族接觸的歷史、文學與文化研究，試圖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白人／有色人種、西方／東方、傳統／現代等既有的殖民地二元對立，探討現代中產階級種族、性別與階級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觀，如何在帝國首都與殖民地的雙向互動下同時受到建構。這些研究具體顯示出，現代歐洲國家的國族認同建構除了受到歐洲國家間的競合與相互定位之影響，各國在海外殖民統治過程中與被殖民者的種族接觸經驗，也產生重要影響。 印度後殖民研究學者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主張，殖民地的權力整編目的在於殖民地「差異的支配」，與同時代歐洲本國民族國家式的「標準化的使命」有所不同。 然而，上述先行研究顯示出，歐洲帝國是在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縫合「差異的支配」與「標準化的使命」這兩種知識／權力形態，進行國族與帝國認同與主體的共構。基於這樣的認知，上述相關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關注到歐洲的國族、父權、性別與階級等制度、價值觀與權力關係如何透過殖民地統治移植到海外，歷經殖民地異質交混的過程後，再回流到歐洲。第二、考察的範圍從殖民地的學校、法庭等社會公共領域，擴大到通婚、孩童教養、僕役、奶媽等家庭私領域當中的種族接觸。第三、將殖民地種族關係視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雙向主體建構，釐清殖民地種族接觸下膚色、血統、語言、文化如何作為「差異」，被轉化為進化論的種族論述與權力關係。第四，藉由前殖民地時期的歷史、在地階層、階級與性別及殖民地權力之間的交錯，致力呈現從前殖民時期、殖民時期到後殖民時期，殖民主體建構與在地國族主義之間拮抗又共謀的複雜關係。
　　
羅伯特．楊曾指出，雖然殖民論述是由歐洲或歐洲衍生出來的勢力所造成，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地方的殖民論述都以類似的方式進行。我們在留意到殖民論述的內部衝突之同時，也不能忽略殖民論述在地理上與歷史上具有外部紛歧，無法以普遍的理論加以均質化。同時，為了抵抗殖民統治「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政策，並與其他地區的反殖民獨立運動進行連帶，關於殖民論述的討論必須同時兼顧理論的普遍性與地理歷史的特殊性。
本書討論的對象為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相較於遠渡重洋到其他區域進行殖民統治的西方白人帝國，日本帝國為黃種人國家對鄰近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在種族論述、種族政策、歷史發展、互動型態等各方面，具有其特殊性。明治日本透過與西方、亞洲其他國家的種族關係，建立其現代國族與帝國認同，與歐洲帝國也有所不同。日本透過明治維新全面導入模仿西方的制度、思想與文化，以避免成為西方帝國的殖民地，並在取得台灣等海外殖民地之後，強調自身作為亞洲國家，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殖民統治比歐洲白人帝國更具有優越性與合法性。同時，日本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與新成立的人類學學科，建構海外被殖民者為落後種族的刻板印象，以建構自身為現代「文明」國族的認同。
　　
舉例來說，一九○三年在日本發生的「學術人類館事件」，充分顯示日本現代種族論述建構的內在矛盾。十九世紀末期在歐洲國家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當中，日本的工藝品、服飾、建築等作為具有異國風情的展示品，滿足歐洲人的東方主義視線。不久之後的世紀轉換期間，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先後打敗中國（一八九四）與俄國（一九○四─一九○五），成為與西方帝國並駕齊驅的強國後，也開始舉辦博覽會。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至七月三一日，日本在大阪舉辦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由日本人類學創始者坪井正五郎（一八六三─一九一三）規畫設置「學術人類館」，展示愛奴人、琉球人、朝鮮人、台灣生蕃與熟蕃、台灣土人（即漢人）、馬來人、爪哇人、印度人、土耳其人等穿著傳統服飾的亞洲與非洲民族及其生活習慣。後來，這個展示在日本的沖繩出身者與朝鮮人、中國人留學生抗議下遭到取消。 由此可窺見，歷經西化的日本同時抗拒與複製西方種族論述，以西方帝國的種族歧視視線，看待其他亞洲或非洲種族（第一個人類展示出現在一八八九年法國巴黎的世界博覽會），將自身從被觀看的對象轉化為觀看的主體，以建構亞洲其他民族「他者」與自身的現代文明國族認同。

　　台大中文系教授──鄭毓瑜全新論文集
　　自晚清民初的知識割裂、語言西化衝擊，
　　論至漢語文化在句讀、文法上的種種演變。
　　不僅回應了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力倡的文學革命，
　　更完整呈現古典和現代質地的激盪碰撞！

　　鄭毓瑜教授有感於當「漢語詩」逐漸演變成為「現代詩」，其中的「現代質地」更必須回到漢語脈絡來討論。她解析了晚清民初以來，漢語文化系統面對新語詞、新學科、英語文法等外來衝擊的種種回應，以及不斷內省「如何向新世界開口發聲？」、「如何重建與世界的新關係？」不論是新詞，或是原來已經使用的舊詞，作者坦言當語言成為思考對象或者翻新意旨，都足以作為考察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思想、感知及語文表現種種變遷的軌跡。因此鄭毓瑜教授詳實地從語法學、音韻學、修辭學、文字學等不同領域，研究探討漢語新思維的轉身與蛻變。

　　本書重新探索「文法」與「句讀」相迎應的動態過程，勾勒自詩界革命以來的漢語詩論述，如何在技術體系、工業文明的惘惘憂懼中，引生從語音分節到姿態節奏、從語序連斷到活軟肌理的種種說法；其中由足之進止來往，模擬往復力動的心聲意態，並同步體現由物我「相與（相感）」至於「相對」的意象旋轉與存有變動，一個不能被當代語言學所設定，而必須由身體自我來進行重設的語言現象，其實早已經在二十世紀初期宣告了漢語詩自己的「現代」轉向！

名人推薦

　　什麼是詩？何謂詩國？革命是否仍有其必要？鄭毓瑜教授探勘古典資源，重新為白話詩歌作出定義，並擬想詩學未來。她以「姿」與「言」為準，所提倡的「抒情傳統」本身就不妨是推翻前人的嘗試。誠如她的自許，她的志之所之不僅是「新詩」學，更是「新」詩學。──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作者簡介

鄭毓瑜

　　鄭毓瑜教授為國立台灣大學講座教授，中文系特聘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鄭教授擅長結合中西人文思潮，為古典文學開拓具有前瞻性與跨領域的視野，其中關於「空間」、「身體」與「抒情傳統」的論述尤為海內外注目，近年來也致力於探討近現代知識經驗與文學表述的新關係。研究成果曾獲得中華民國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胡適紀念講座，台大傑出專書獎，並曾獲美國Fulbright、國科會(科技部)、蔣基會與Harvard、UCLA、UIUC、Princeton等著名學術機構獎助，出國研究或講學。著有《六朝文氣論探究》、《六朝情境美學》、《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等專書。

 

目錄

革命自有後來人：序《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王德威
導論　「情境」：晚清民初

博覽會與現代視線
第一章 博物連類與博覽會
第二章 「定解／多義」與「文法／句讀」的拉鋸

語音構義與姿態節奏
第三章 聲音與意義
第四章 姿態節奏

意象、肌理與現代詩形
第五章 文法、修辭與意義
第六章 意象與肌理

後記
參考書目

 

【內容連載】

序

革命自有後來人
◎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雜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文學之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祛除陳腔濫調，不用典，不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新青年》主編、北大教授陳獨秀旋即在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以為聲援。陳認為中國社會的黑暗不能僅以革命改造，而必須仰賴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的革新。他推動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三大主義，並視白話文為最重要的利器。

　　〈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引起知識界廣大迴響，成為兩年後五四運動的先聲。晚清黃遵憲已經提倡「我手寫我口」，及至梁啟超登高一呼「詩界革命」（一八九 九）。但胡適、陳獨秀帶來真正的轉折。轉折的關鍵在於文學與語言關係的全面評估，而爭議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以白話新詩作為文學革命的指標。

　　早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前，胡適即已思考「詩國革命」的必要。他在〈戲和叔永再贈詩，卻寄綺城諸友〉寫道，「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如作白話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談新詩〉，稱當時出現的白話詩為「新詩」，取其與「舊詩」相對的意思。隨後，胡適以白話文翻譯美國詩人蒂絲黛兒 （Sara Teasdale）的詩作〈關不住了〉（Over The Roofs），聲稱這是「新詩成立的新紀元」。一九二○年胡適出版《嘗試集》，是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第一本白話新詩集。

　　這場奉革命之名的新舊詩之爭由此為引線的新舊文學、文化之爭。「革命」是二十世紀初的時髦話語，所蘊含的強烈政治隱喻自不待言。據此文學史多以決然二分的修辭描述：舊詩被視為傳統糟粕，從對偶押韻到比興風雅無不陳陳相因。新詩以白話是尚，力求形式題材推陳出新，成為現代性表徵。兩相比較，進步和落伍、前衛和保守不言自明。但這樣的論述近年開始鬆動。學者已經指出現代舊詩未嘗沒有新意，新詩也不曾完全擺脫傳統。而新舊詩之別的焦點不應僅限於形式、內容和語言的比較而已，更牽涉一代文人知識份子如何看待「文學」，以及蘊含其中的世界觀。但如何進一步思考兩者的有機關係，卻少見突破。

　　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毓瑜教授新著《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尤其顯得難能可貴。鄭教授專治中古詩歌，近年鑽研傳統詩學的現代意涵，尤其對「抒情傳統」的探討頗有所獲。在新著裡，鄭教授將焦點置於民國時期新舊文人對何謂「詩歌」的爭議上，以及詩歌如何現代化的理論可能。她的對話對象首先就是倡導「詩國革命」的胡適。而談論詩歌，首先必須回到語言文字問題。

　　如上所述，胡適一輩視白話文為啟蒙最重要的工具。〈文學改良芻議〉所列八項建議（一九一八年衍化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八不主義）明白表示文學革新首在推動通俗易曉、文法清晰的文字。而新詩發展的目標正是言文合一，「我手寫我口」。相對於文言的詰屈聱牙，隱晦多義，白話不但是語音語法的「自然」呈現，也是思想觀念的「自由」表徵。

　　胡適的白話文學觀當然早已受到質疑，但絕大部分的批評都僅止於分殊白話作為書寫和言說形式的古典淵源，或質疑白話（文）與方言口語的差距。鄭教授的研究則另闢蹊徑。她指出晚清民國之際，語言、文字、文法、文學的辯論遠較此複雜。小學學者如黃人、黃侃等強調「文字者，文學之單位細胞也」，而章太炎則更追本溯源，聲稱「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他們雖站在胡適對立面，但也在認真思考言、文之間的「自然關係」。他們的立論也許為新派文人所不取，鄭教授卻提醒我們，由復古而開新，未嘗不是「被壓抑的現代性」的一端。

　　一八九七年《馬氏文通》問世，以西洋文法規範為中文排列語序，分析結構，帶來典範式轉變。自此中文「文法」儼然成為日後語文的規範。彷彿透過了井然有序的文法羅列， 「中文」即可豁然開朗。然而這套文法觀念承襲彼時西方語言學的觀點與實踐，未必能照顧中文言說讀寫的方方面面。誠如黃侃所言，西洋文法專注「目治」，忽略傳統章句之學強調句讀節奏，「因聲求義」的「耳治」。這裡所牽涉的中國語言書寫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體系，不能由西方以字母為基礎的文法學所概括。更何況在此之上，中國傳統的「文」學的觀念與實踐有其獨到之處：「文」是符號言辭，也是氣質體性、文化情境，乃至天地萬物的表徵，和西方遠有不同。一九○四年清廷設立「文學科」，沿用西法，視文學為學院教程，其實簡化了傳統「文」學觀念。

　　由是觀之，胡適的「詩國革命」在五四前夕先聲奪人，正因為他直搗傳統文學的根本──詩歌，及其深遠的知識價值體系。「詩國」一詞既向文明傳統致意，也饒富現代國家民族主義的啟示。弔詭的是，胡適的「詩國革命」始終未能克竟全功，也因為他低估了詩歌文明盤根錯節的脈絡，以及感時、觀物、應世一脈相承的理路。胡適呼應《馬氏文通》式的文法學，樂觀相信只要避免無病呻吟、對仗用典、講求文法，新文學必能脫穎而出，新詩也就必能新意盎然。鄭教授卻強調，在唯新是尚的時代裡，傳統詩歌詩學儘管漸行漸遠，其實卻以各種形式滲入新詩世界。《姿與言》所致力的是，我們應當如何抽絲剝繭、「溫故而知新」？

　　鄭教授書中所提出的兩個關鍵詞，「姿」與「言」，極富論辯意義。先說「言」。「言」和詩歌的關聯性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紀的《書經》：「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首二句後來成為《樂論》的核心。言從舌，是言說，也是言辭，既是生理發聲表白的管道，也是心志抒情釋意的標記。作為身體與世界，內與外溝通的行為，言以其抑揚頓挫，一方面體現生命喜怒悲歡的情態，一方面體認為草木蟲魚、人倫天地命名的意義，正所謂「心生，言立，文明。」（《文心雕龍》）。這也就是黃侃以「文以載言」取代「文以載道」的理由。在看似瑣碎的研究裡，小學家們切切要發現「太初有言」的奧祕：一切意義「盡在言中」。

　　高友工教授在另一脈絡裡，曾指出中國語言的傳統「並不只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而是『文字語言』和『聲傳語言』」對立的問題（〈中國語言對詩歌文字的影響〉）。近代「言文一致」運動循西方的民族國家／語言論述而起，其實不能解釋中國語言現代化的過程。高先生特別強調中文「聲語」和「文語」交相為用現象，前者所擬想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置換關係，而後者所著重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聯屬關係。就此鄭教授繼續發揮，強調語言、文字表達過程中情態與情境的重要性，不論是擬聲諧韻還是會意象形都指涉我者與他者之間綿密互動的關係。如是迴旋往復，節奏興起，韻律衍生，詩乃成為可能。

　　這就引領到鄭教授對﹁姿﹂的詮釋。姿原有姿態、姿勢、次序之意。推而廣之，又與「志」、「思」、「辭」、「次」等古韻相通互訓，因此引發聯想。鄭教授的靈感來自陳世驤教授。一九四八年陳出版陸機〈文賦〉英譯時，注意到「姿」與肢體、聲音、語言的密切關聯，並在推論至「之」義，即遠古先民根據象足前後停動所形成的節奏衍生出詩歌意象。陳日後並有專文論「姿」與西方文化中的「gesture」之關聯。鄭教授特別強調「姿」的審美、律動面向。在靜與動、重複與興發之間，姿是亮相，是間奏；是悠然暫止的狀態，也是蓄勢待發的可能。鄭教授更發現在「姿」和時間之流的辯證關係。屈原的發憤抒情，六朝詩人的感時傷逝，莫不與時間的久暫、物象的流變、以及詩人主體隨之而來的感應相通，由此興起的喜怒悲歡，都化作吟哦比興的「姿」。

　　或有識者指出，《姿與言》如此看待現代文學的發生，似乎未必照顧到現代情境所帶來的全面衝擊；新詩與舊詩的鴻溝畢竟歷歷在目。鄭教授對這樣的質疑有備而來。關於新詩「中國性」如何的爭論一個世紀以來眾說紛紜。在種種形式、題材、立場的分殊之外，鄭教授的建議是，眼前無路想回頭：作為「詩」的最新一種呈現，新詩是否仍然能「言」之有「物」？鍾「情」而多「姿」？只有在中國詩歌知識譜系學層次繼續做出探討，新詩的論辯才能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鄭教授的立論與其說是回到過去，不如說是回到未來──一種對中國詩歌「物種源起」的投射，一種烏托邦未來的興發。在她的調度下，中國現代和古典詩學呈現少見的對話密度，而她所提出的問題與觀察在在值得後之來者的追蹤。以下僅志個人所得，聊供作為討論起點。

　　貫穿《姿與言》全書的重要命題是「抒情傳統」的重新檢討。「抒情傳統」的研究是近半世紀臺灣中文學界的重要貢獻──或發明。在陳世驤、高友工等先生的引領下，早已形成可觀的隊伍，而鄭教授正是中堅一輩的佼佼者。她曾將抒情連鎖到知識論和倫理學層面（《引譬連類》），也思考抒情和身體生理、病理、物理的關係（《文本風景》）。《姿與言》則更進一步，探問「抒情傳統」與現代文學的關聯為何？在鄭教授的研究下，民國以來保守派聲韻學者、小學家從黃侃到唐鉞、胡樸安浮出歷史地表；他們對聲氣節奏，吟哦詠嘆的專注提醒我們詩歌啟動的不僅是語言文字的琢磨推敲，也是感官與世界的來往復沓。所謂聲隨意轉，辭以情發，舊詩如此，新詩亦復如此。另一方面，新詩學者詩人從朱光潛、朱自清到卞之琳、陳世驤飽受西學啟迪，卻終能在研究呂恰慈（I.A. Richards），布萊克模（R. P.Blackmur）等名家之餘，轉身在古典資源中發現對話可能。在此，新與舊、中與西的對話早已展開，細膩複雜處哪裡是胡適、陳獨秀和他們的追隨者所能理解？

　　當我們將「姿」與「言」的觀念嫁接到現代詩歌的創作解析，我們理解詩人使用白話、創新結構韻律、發掘當下題材，固然帶來古今分野，但更深的挑戰是，我們如何辨析新舊「詩」所形構的世界觀異同何在？本書第一章裡，鄭教授以「博覽會」的隱喻點明現代知識體系的變遷。博覽會分門別類，編列、展演不同時空環境現象。用海德格的話來說，其所呈現的「世界圖景」務求一目了然，彷彿天下盡可納入現代人的眼界之中。延伸開來，現代學術方法、感覺結構無不如此。但鄭教授認為「抒情」所投射的世界觀不能以視覺典範盡詳。「姿」與「言」款款律動，從身體到文體，「聲文」、「形文」、「情文」此起彼應，密響旁通，才真正賦予現代更複雜的意義。這一見解極具啟發性，但在西學「已經」影響中國身體和文體的前提下，如何辨證抒情傳統的有效性，似乎可以做出更多解讀。本書對卞之琳詩歌（〈距離的組織〉）的閱讀已為這一方向提供開端。

　　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學觀強調透明、直接的語言、文字關聯，並以此作為衡量國家民族現代與否的標準。這一論述的疏漏早已受到批評。但絕大多數批評者本身仍受限於現代（西方）語言論述，因此只能在白話文和國家民族主義的來龍去脈上做文章。鄭教授則從聲韻學入手，指出文言、白話之爭其實有始料未及的對話可能。胡適等白話推動者嚮往「我手寫我口」，黃侃等人卻要發掘、恢復聲腔字義的原初形貌，甚至生理、心理和義理之間的微妙牽引。兩者都希望重現「語言」和「自然」的關係：前者從當下存在情境入手，後者則藉考古作為探本溯源的契機。這是鄭教授精采的發現，卻也構成她的挑戰。當她致力發覺新詩聲音（以及身體訊息）的譜系時，她也必須顧及「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的盲點，以及萬物有機論的誘惑（organismic fallacy）。也許有鑒於此，鄭教授特別強調「姿」與「言」必須與不同歷史情境、身心情態做出結合，啟動偶然與必然的鏈接。但她對自然、肌理、音義、文法、世界之間的關聯性的研究，仍留給我們相當想像空間。

　　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改良」、「文學革命」，曾啟發一個世代的學者文人對現代文學的嚮往。但「詩國革命」是場未完成的革命。在革命一百年以後的今天，鄭毓瑜教授吹皺一池春水，讓看來著無庸議的新詩和詩學顯現前所未見的深度。什麼是詩？何謂詩國？革命是否仍有其必要？她探勘古典資源，重新為白話詩歌作出定義，並擬想詩學未來。她以「姿」與「言」為準，所提倡的「抒情傳統」本身就不妨是推翻前人的嘗試。誠如她的自許，她的志之所之不僅是「新詩」學，更是「新」詩學。如此，「詩國革命」百年之後，《姿與言》的新意恰恰在於告別「革命」的詩國，重新發明「抒情」的傳統。

全球萬千讀者等待十二年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續集
無論我在哪裡，無論過了多少年，
請你務必追尋我、找到我。

 

◎美國同志文學最高榮譽「浪達文學獎」《以你的名字呼喚我》感動續集
◎延續《愛的變奏曲》，叩問多樣的愛情，跨越世代、年齡、性別的嶄新之作
◎歐美重量級媒體《出版人週刊》、《紐約時報》、《書單》、《柯克斯評論》熱烈迴響

內容簡介
我知道不是光陰虧待了我們，終究錯的可能只是人生。
愛情的實踐，是對光陰最大膽的辯證。

在那個夏日之後，又過了二十年，艾里歐、奧利佛、薩謬爾的人生都有了劇烈的變化。

恢復單身的薩謬爾，已經放棄追尋愛情。直到某天在火車上，熱情奔放的米蘭達讓他感受愛情翩然降臨。
她直言不諱的表白，打破薩謬爾內心年齡的枷鎖。終於，他決定勇敢拋開束縛，義無反顧再愛一回……

艾里歐與奧利佛分別之後，誰都無法真正觸動他內心的情感。唯有偶遇的成熟男子米榭爾，他的體貼與關懷讓艾里歐敞開心扉。
米榭爾手中那份神祕的樂譜，原來也是另一段被光陰耽誤的動人愛情，
被無情戰火阻絕的小提琴手與鋼琴家浪漫愛戀，令艾里歐想起十七歲那年的記憶……

結了婚的奧利佛，有著穩定的家庭關係。但是，他始終沒有忘記那年夏天，海邊屋子發生的事。
他終於決定改變生活，回到那棟屋子，回到艾里歐面前，
坦率面對經過二十年之後，兩人尚未了結的感情……

本書特色
◎延續《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溫柔筆調，對話更深深沁入人心。
◎經過二十年後的人物變化與生命轉折是本書最吸引人之處，作者運用三位主角的觀點轉換巧妙地連結了三人看自不相關的故事，是青春年少的愛情不斷變奏的精采呈現。

媒體評論
艾席蒙二○○七年的暢銷小說《以你的名字呼喚我》被改編成電影，榮獲奧斯卡提名，但是你不需要看過這本書，也能立刻愛上它充滿性吸引力又憂傷的續作。它既全然獨立，又與前作息息相關，它像一首優美的頌歌，訴說光陰的流逝、真愛的永久力量以及孤寂的痛苦……書中的角色後來的發展慢慢揭露，有如一曲輝煌的古典樂。──BuzzFeed網站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在處理愛的本質方面廣受好評，而《在世界的盡頭找到我》也含蓄而優雅地延續了這個主題。它處理角色心理的手法敏銳而深刻，不過最吸引讀者興趣的問題是艾里歐和奧利佛這對悲劇戀人是否能重聚。但願如此。──《書單雜誌》

這本書以豐富細膩的細節、幽微的情感以及感動人心的浪漫當作引子，把你深深吸引到情節中，你會再度相信愛情。──《好主婦》雜誌

優雅……這本小說的靈魂是艾里歐，而它的核心主題，包括為人父、音樂、時間與命運的本質、往昔的重量與隱含的希望，都以灌注了情欲、懷舊與溫柔的流暢文字娓娓道來。這本小說再次展現艾席蒙融合感性與理性的功力，他的故事能觸動你心。──《出版人週刊》

《在世界的盡頭找到我》感動人心又不流於濫情……一個講述跨世代恆久愛情的優雅而值得留在記憶中的故事。──《柯克斯評論》

《在世界的盡頭找到我》帶來感官上的享受……無論在非虛構作品或虛構作品中，艾席蒙都始終如一地專注在記憶和歷史責任的主題上。脆弱與無懼的心痛感受使這本書超越了『究竟該不該有續集』的疑問。──Observer網站，蘿倫‧勒布朗

艾席蒙打造出一部和《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一樣深沉而卓越的續作，可說是完全體現了他的特色，最後艾里歐和奧利佛在故事過了多年後重新有了交集，締造了專屬於這個故事的終曲。艾席蒙以完美手法穿針引線，用他博學而全知的風格拆解結構，把故事繼續說下去……艾席蒙的才華仍然不變，使得《在世界的盡頭找到我》憑自己的本事成為一本傑作。──Shelf Awareness網站，戴夫‧惠勒

作者簡介

安德列．艾席蒙 André Aciman
一九五一年生於埃及，在家裡說法語、義大利語、阿拉伯語等多國語言環境下成長，然而因猶太身分，雙親遭埃及政府驅逐出境，之後他們成為義大利公民，於一九六八年搬至紐約。後來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他曾於普林斯頓與紐約大學任教，現於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與普魯斯特。他的著作超過八部以上，包括改編為電影、榮獲浪達文學年度好書獎、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好書等多項大獎的《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獲懷丁作家獎的自傳回憶錄《Out of Egypt》，《紐約時報》書評推薦本書具有馬奎斯與契訶夫的寫作風格。另著有《愛的變奏曲》，書寫獨屬當代氛圍的浪漫愛情，榮獲亞馬遜書店、Goodreads年度最佳圖書。《在世界的盡頭找到我》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續集，故事發生在二十年後，角色歷經人事變遷，仍試著追尋永誌不渝的愛，出版前已受萬千讀者與眾多媒體矚目。

相關著作：《在世界的盡頭找到我（限量作者親簽扉頁．《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動人續集．首刷限量隨書附贈「瞬間╳永恆」信紙信封組）》《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電影書衣典藏版‧扉頁印製簽名名句紀念）》《愛的變奏曲（《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作者最新作品．扉頁印製簽名名句典藏版）》

譯者簡介

宋瑛堂
台大外文系畢業，台大新聞碩士﹐曾獲加拿大班夫國際文學翻譯中心駐村研究獎﹐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文學譯作包括《分手去旅行》、《霧中的曼哈頓灘》、《該隱與亞伯》、《世仇的女兒》、《情，敵》、《苦甜曼哈頓》、《絕處逢山》、《消失的費茲傑羅》、《重生》三部曲、《往事不曾離去》、《修正》、《全權秒殺令》、《單身》、《大騙局》、《數位密碼》、《永遠的園丁》、《斷背山》等。非小說譯作包括《被消除的男孩》、《黑暗中的希望》、《走音天后》、《在世界與我之間》、《間諜橋上的陌生人》、《永遠的麥田捕手》、《怒海劫》、《賴瑞金傳奇》、《搜尋引擎沒告訴你的事》、《蘭花賊》、《宙斯的女兒》等。

 

目錄

第一部｜節拍 Vigils
第二部｜華彩樂段The Waldstein Cadenza
第三部｜隨想曲Arioso
第四部｜返始De Capo

 

【內容連載】

第一章  節拍
 
Tempo
 
為什麼悶悶不樂？
 
火車進佛羅倫斯站，我看著她上車。她打開玻璃門，進入我坐的車廂，四下看一看，立刻把背包丟進我身旁的空位，然後脫掉皮夾克，放下她正在讀的英文平裝書，一屁股坐進我斜對面座位，一副氣呼呼的模樣，神態焦躁。我不禁聯想，她上車前一刻似乎和人激烈爭執過，掛電話前講了或聽到針鋒言語，現在仍耿耿於懷。她牽著一條狗，把紅狗繩纏繞拳頭上握著，儘量夾狗在兩腳踝之間，狗的煩惶程度不亞於主人。「乖一點，好女孩。」她終於說，盼能緩和狗的情緒，「乖。」她又說。狗依然碎碎動，扭身想掙脫桎梏。狗上車，惹我心煩，蹺二郎腿的我本能上拒絕放下腳，也不願挪腳讓位，但看她的態度，若非不把我看在眼裡，就是沒注意到我的肢體語言。她的下一個動作是馬上翻找背包，從中掏出一個扁平的塑膠袋，拿出兩個骨頭形狀的小點心，放在掌心上，看著狗舔食。「好棒喔。」她用義大利文說。狗情緒暫時平復了，她稍微抬高身體，把上衣拉正，移動坐姿一、兩次，然後垂頭喪氣發愣，兩眼無神凝望窗外的佛羅倫斯，看著火車開始駛離以新聖母教堂為名的車站。她仍在生悶氣，也許不由自主地搖頭一、兩下，顯然仍在暗罵上車前吵架的對象。一時之間，她顯得徬徨無助，我瞪著攤開的書，忍不住想沒話找話說，只求化解一場看似欲來的山雨，不希望車廂尾的這個小角落遭殃。但我三思後決定，最好別管閒事，還是繼續讀自己的書吧。然而，我瞥見她在看我，我禁不住問：「為什麼悶悶不樂？」
 
話一出口，我才警覺到，對方是火車上萍水相逢的過客，這話未免太冒失了，更何況對方一副動不動火山爆發的樣子。她聽了只傻眼瞪著我，目光略帶敵意，預報著即將脫口而出的譏諷，準備教訓我一頓。少管別人家的閒事，老頭子。或：干你啥事啊？或者，她會擺臭臉，尖刻斥責：混帳！
 
「沒事，沒悶悶不樂，只是在想事情而已。」她說。
 
我愣了一愣。她回應的語調輕柔，近乎懊悔。假如她叫我滾蛋，我可能還不至於語塞。
 
「大概是在想事情，我的表情才悶悶不樂吧。」
 
「這麼說來，妳正在想的是開心事囉？」
 
「不對，也不是開心事。」她回答。
 
我微笑不語，暗自後悔講這種自認高竿的膚淺戲謔語。

「話說回來，倒也可能是悶悶不樂的事吧。」她接著說，含蓄笑一笑，算是認了。
 
我為那句不得體的言語道歉。
 
「用不著。」她說，已轉頭掃瞄窗外愈來愈鄉下的景觀。是美國人嗎？我問。果然是。我說：「我也是。」她微笑說：「從你的口音聽得出來。」我解釋，我定居義大利將近三十年，美國腔怎麼改也改不掉。經我詢問，她說她十二歲那年隨雙親移民義大利。
 
她的終點站和我同是羅馬。「公事嗎？」我問。
 
「不是公事。我父親住羅馬。他身體不好。」隨即，她目光上揚，看著我：「大概是這樣才悶悶不樂吧，我猜。」
 
「嚴不嚴重？」
 
「我想是。」
 
「很遺憾。」我說。
 
她聳聳肩。「人生嘛！」
 
接著她換個語調：「你呢？辦公或旅遊？」
 
她以公式化的問句調侃著，我微笑以對，解釋說，我應邀去某大學對學生朗讀個人作品，但我也會去拜訪住在羅馬的兒子。他會來車站接我。
 
「一定是個很體貼的兒子。」
 
她言不由衷，我聽得出來。但我喜歡她輕鬆不拘束的態度，想必她認為對方的心情也能和她一同從鬱悶轉活潑。她的語調吻合一身隨興所至的裝束：牛仔褲、磨禿的健行靴、脂粉未施、黑T恤，外面套一件偏紅的褪色伐木工襯衫，鈕釦只扣了一半。儘管打扮不修邊幅，她卻有一雙濃眉綠眼。被看穿了，我暗忖，被她看穿了。她八成知道我剛才為何拿悶悶不樂一事抬槓。我敢確定，天天都有陌生人找藉口和她搭訕。因此，無論去哪裡，她總擺出那副「好膽試試看」的嘴臉。
 
她反諷完我兒子後，雙方漸漸聊不起勁，我並不意外。各自捧書讀的時刻到了。但她隨即轉向我，單刀直入問：「你迫不及待想見見兒子嗎？」我又覺得她意在消遣我，但這次的語調並不輕浮。她觸及私事，一語砍破陌生乘客之間的藩籬，作風既誘人，也有卸除心防的作用。我喜歡。我年齡幾乎比她多一倍，即將見兒子的心情，她或許想了解一下。另一種可能是，她根本沒有看書的心情。她等著我回答。「怎樣，高興吧？也可能是，很緊張吧？」
 
「不是真的很緊張，也可能只有一點點，」我說：「身為父母的人，總怕成為子女的負擔，更怕被孩子嫌悶。」
 
「你覺得自己個性很悶嗎？」
 
我的話出乎她意料，讓我心裡喜孜孜。
 
「說不定我確實很悶。不過話說回來，老實說，天下哪個父母不悶？」
 
「我就不覺得我父親個性很悶。」

我失敬了嗎？「那我把話吃回去。」我說。
 
她看著我，微笑一下。「先別吃。」
 
她懂得旁敲側擊，然後直鑽人心。在這方面，她令我聯想起兒子──她比我兒子大幾歲，卻同樣能直指我的缺失和小心機，常讓我在吵架、和解之後抬不起頭來。
 
和妳混熟之後，妳是怎麼樣的人？我想問。妳是風趣、快活、調皮，或者另有微量悶悶不樂、暴躁易怒的血清在血脈裡竄流，能蒙蔽妳五官，能覆蓋住那抹微笑和綠眼許諾的所有歡笑？我想知道──因為我看不出端倪。
 
正當我想稱讚她讀心術高超之際，她的手機響了。男朋友，那還用說嘛！不然是誰？被手機干擾早已是我的家常便飯了。約學生喝咖啡，和同事交談，甚至與兒子相處的時候，中途免不了冒出手機鈴響煞風景。欣獲手機解圍，被手機封口，話題因手機干擾而轉向。
 
「嗨，老爸。」她一鈴響就接聽。我相信她動作如此之快，是為了避免鈴聲吵到其他乘客。但令我吃驚的是，她竟對著手機大吼。「都怪該死的火車啦。火車停了，不曉得還要停多久，不過，兩小時之內一定會到啦。待會兒見。」父親問她一件事。「我當然有啊，你這個老流氓，我怎麼可能忘記。」父親再問一件事。「也有啦。」沉默。「我也是。好多好多。」
 
關機後，手機被她扔進背包，意思彷彿是：我們不會再被干擾了。她對我展現不安的笑容。「父母啊。」她終於說，意思是，天下父母全一樣，對不對？
 
但她隨即解釋。「我每個週末去看他──我是他的週末看護──我的兄弟姊妹和看護負責週一到週五。」她不給我插話的空檔，接著問：「怎樣，你是為了今晚的活動打扮得漂漂亮亮嗎？」
 
把我的穿著形容成這樣！「我看起來『漂漂亮亮』？」我回應，把形容詞當球，笑鬧傳回給她，以免她認為我想誘使對方恭維兩句。
 
「呃，口袋方巾、熨燙平整的襯衫、不打領帶卻戴著袖口鏈？我敢說，你一定慎重搭配過。是有點古板啦，不過倒是整潔俐落。」
 
這話逗得兩人相視微笑。
 
「不對，我其實帶來了。」我說著，從西裝口袋亮出半條花花綠綠的領帶，然後收回口袋裡。我想讓她明白，我這人夠幽默，懂得自嘲。
 
「正如我所料，」她說：「漂漂亮亮！不像退休教授穿著做禮拜的服裝，不過也差不多了。怎樣，你們父子倆在羅馬都做些什麼？」

她不打算放過我，是嗎？我開頭問她的那句話，語調該不會令她以為兩人之間用不著客套？「我們五、六個星期見一次面。他住羅馬，不過不久後就要搬去巴黎。我已經在想念他了。我喜歡白天和他隨便亂逛，不特定做什麼，多半是散散步，不過通常怎麼走都是同一條路線：他的羅馬，在音樂學院附近；我的羅馬，剛任教職時住的那一帶。最後，我們總是在阿曼多餐廳吃午餐。究竟他是在容忍我，或是真的喜歡和我相處，我到現在仍無法分辨，說不定都有。不過父子見面逛街成了一種儀式：維多利亞路、貝爾西安納路、德巴布因諾路。有時候，我們一路漫步到新教徒墓園。這些地方像是我們人生指標，成了我們默禱的對象。虔誠的信徒會在街頭聖母像前駐足禱告致敬，我們的默禱跟他們一樣。我們都忘不了：午餐、散步、默禱。我很幸運。陪他走遍羅馬，這本身就是一種祈禱儀式。無論在哪裡轉個彎，一定會撞見往事──個人往事、別人往事、羅馬城往事。我喜歡暮色籠罩的羅馬，他喜歡午後。有幾次，我們隨便找個地方喝下午茶，只為了稍微拖延時間，等夜幕低垂才喝酒。」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我帶他走瑪谷妲路，他帶我走貝席安納路──緬懷父子各有的一段舊情。」
 
「默禱以前的默禱會？」火車上的年輕女郎揶揄。「你兒子已婚嗎？」
 
「單身。」
 
「他有對象嗎？」
 
「我不清楚。我懷疑他一定有了。不過，我很擔心他。幾年前他和人交往過，後來我也問他現在有沒有對象，但他只搖搖頭說：『別問啦，爸爸，別問。』意思是，沒特定對象，或任何人都可以是對象，我不知道哪一種比較不好。以前他對我滿坦白的。」
 
「我覺得他對你算誠實了。」
 
「對，可以說是。」
 
「我喜歡他，」坐我斜對角的女子說：「或許是因為我跟他半斤八兩吧。有時候，別人怪我太坦白、太直接，收斂後卻被罵太矜持、太自閉。」
 
「我不覺得他對其他人自閉。不過，我倒覺得他不是很快樂。」
 
「我懂他的心情。」
 
「妳呢？有另一半嗎？」
 
「你知道就好了。」

「什麼？」我脫口問，語氣宛如驚訝與愁苦兼具的嘆息。她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是目前沒有對象，或是對象太多，或男伴離她而去，她承受不了打擊，於是拿自己出氣，或以男友一個換一個來洩恨？或者是，人來人往，川流不息，和我擔心兒子遇到的許多對象一樣。或者是，她這種人交往時習慣來無影去無蹤，不留紀念品？
 
「我連我這一型喜不喜歡和人相處都不清楚了，更別說談戀愛。」
 
我依稀看得出她和我兒子的相似處：同有一顆充滿怨懟、冷漠、傷痕的心。
 
「是妳不喜歡人，或妳只是厭倦人，拚死拚活也不記得自己怎麼會對人有意思？」
 
她忽然詞窮，滿臉震驚，吐不出一個字。她的亮眼直直瞪著我。難道我又冒犯到她了？「你怎麼可能知道？」她終於問。這是我頭一次見她表情轉嚴肅，面露慍色。我看得出，她精選了幾句罵人話，正磨刀霍霍，準備劈向這個愛管人私事的放肆多嘴公。早知道最好什麼話也不講。「我們認識才不過十五分鐘，你竟然這麼了解我！你怎麼可能知道我的底細？」接著她停頓一下：「你的鐘點費怎麼算？」
 
「這次免費。我懂的不多，只知道在這方面大家差不多是一個樣。何況，妳還年輕，長得美，我相信常有男人繞著妳團團轉，所以妳的問題不會是出在認識太少人。」
 
我該不會又講錯話、逾越分際了？
 
為了收回恭維話，我接著說：「只不過，認識新對象的那份神奇感總是延續不夠久。得不到的東西，人才會想追求。能在我們心中留下痕跡的，是我們失去的人，或是始終不知道我們存在的人。其他人連空影都稱不上。」
 
「瑪谷妲小姐就屬於這一類嗎？」她問。
 
我心想，這女人反應神速。我喜歡瑪谷妲小姐這綽號。多年前的舊情頓時變得溫和、無傷大雅，幾乎成了趣談。
 
「我一直不太清楚。我們交往的時間太短，發展也太快了。」
 
「多久以前的事？」
 
我思考一陣子。
 
「說出來怕見笑。」
 
「哎唷，快說啦！」
 
「起碼二十年前了。呃，將近三十年。」
 
「怎樣呢？」

「那時候我在羅馬教書，出席一場聚會，當時她攜伴參加，我身邊也有一個人，我和她碰巧搭上話，一講就不想停。最後，她和男友走了，不久我也帶女友走了。我和她甚至沒有交換電話號碼。可是，我滿腦子是她，趕不走，只好打電話給邀請我的朋友，向他要她的電話。笑點來了。前一天，她也打電話給那位朋友，向他要我的電話。我後來打給她，說：『聽說妳想找我。』應該先報上自己姓名才對，不過我當時沒考慮到那麼多。我好緊張。
 
「她一聽就認出我的嗓音，不然就是朋友密報說我會打給她。她說：『我正想打給你。』我回應：『結果妳沒打。』她說：『對，我沒打。』就在這時候，她講了一句話，顯示她膽量比我大，我聽了脈搏加速，因為我沒想到她會講這種話，我一輩子忘不了。她問我：『那，我們怎麼進行下去？』我們怎麼進行下去？簡單一句，我知道人生即將被推出常軌。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一個對我講過這麼坦白、近乎狂野的話。」
 
「我欣賞她。」
 
「有什麼不值得欣賞的？直率而冒失，切中要領，逼我當下做決定。我說：『我們一起去吃個午餐吧。』她問：『因為晚餐比較麻煩，對不對？』我愛這句話裡大膽而絕對的反諷。『我們去吃午餐吧──今天就去，』我說。『今天就去。』進展如此之快，我們兩個忍不住笑起來。那一天，再過幾乎不到一小時，就是午餐時間。」
 
「她有意劈腿，你心裡有疙瘩嗎？」
 
「不會。當時我做的是同樣的事，心裡也沒有疙瘩。午餐拖得很長。她家在瑪谷妲路，飯後我陪她走回家，然後她陪我回午餐的地點，然後我再陪她走回家。
 
「『明天再見？』我問，仍不確定自己是否操之過急。『沒問題，明天。』那是耶誕節前一星期。到了星期二下午，我們做了一件瘋狂絕頂的事：買了兩張飛倫敦的機票。」
 
「好浪漫！」
 
「一切進展得這麼快，感覺這麼自然，雙方都覺得沒必要和另一半溝通，也沒考慮到另一半。我們只是放空所有的顧忌。在那年代，我們仍有顧忌。」
 
「你的意思是，這年代百無禁忌？」
 
「我哪知道？」
 
「對，我猜你是不會懂的。」
 
她如此側面挖苦我，令我明白，我應微微惱火才對。
 
我嘿嘿一笑。
 
她也是，以這反應暗示說，她知道我的反應並不誠實。

「到頭來，戀情幾天就結束了。她回去男友身邊，我也回到女友身邊。我和她並沒有維持普通朋友關係。不過，我參加他們的婚禮，後來我和女友結婚，也邀請他們出席。他們的婚姻延續下去了。我們的散了。就這樣。」
 
「你為什麼放她回男友身邊？」
 
「為什麼？大概是因為我始終無法徹底信任自己的感覺。我沒有盡力挽留她的意思，而她早已知道我不會挽留。也許我當時想談戀愛，擔心自己沒有愛上她，寧可去倫敦走那一段不上不下之旅，也不願正視我不愛她的事實。也許我寧可懷疑也不願知道吧。咦，妳呢？妳鐘點費怎麼算？」
 
「一針見血！」
 
上次和人對話如此投機，是多久前的事了？
 
「好，話題轉到妳身上。談談妳目前的對象，」我問：「我相信妳目前有專情的對象，對吧？」
 
「有對象，是的。」
 
「交往多久了？」我趕緊縮口。「希望妳不介意我問。」
 
「我不介意。還不到四個月。」接著她聳聳肩說：「還不值得大書特書。」
 
「妳欣賞他嗎？」
 
「還好。我們處得來。而且，我們的興趣有很多交集。不過，我們只是兩個玩家家酒的室友。不是同居人。」
 
「說得妙。兩個玩家家酒的室友。悲哀。」
 
「是很悲哀，沒錯。不過，同樣悲哀的是，這幾分鐘之內，我對你吐露的心聲可能勝過我一整個星期和他分享的事。」
 
「說不定，妳不是輕易對人坦白的那一型。」
 
「我卻肯跟你暢談。」
 
「我是陌生人，而對陌生人坦白比較容易。」
 
「我唯一能坦白聊的對象只有父親和愛犬帕夫洛娃，而這兩個都不久於人世。更何況，我父親討厭我現任男朋友。」
 
「這是身為父親的通病。」
 
「可是，他卻崇拜我前一任男友。」
 
「妳崇拜前一任嗎？」
 
她微笑，已決定幽自己一默代答：「不崇拜。」她思索片刻。「我前任想和我結婚，被我回絕。分手的時候，他沒有翻臉，我感到萬幸。結果事隔不到六個月，我聽說他快結婚了。我氣炸了。假如說我曾為失戀而傷心痛哭，就是在聽說他快要結婚了的那一天，而且新娘是他和我以前天天取笑的女人。」
 
無言。
 
「絲毫不愛對方卻照樣吃醋──妳很難搞定。」我最後說。
 
她望我一眼，神態既含有若隱若現的申斥──因為我斗膽如此評斷她──也含有困惑好奇心，想進一步了解。「我在火車上認識你不到一個鐘頭，你竟然對我掌握得這麼通透。厲害。不過，我乾脆自曝另一個很爛的缺點。」

「好戲登場囉？」
 
我和她都笑了。

 

★★羅蘭•巴特一代經典《神話學》首度完整中譯★★

當代最重要思想家，揭櫫消費社會意識形態背後的隱含意義
痛擊布爾喬亞符號宰制，書寫結構主義文化分析的傳奇篇章

【本書特色】
★法國當代符號學泰斗羅蘭•巴特成名代表作，問世逾六十年，華文世界首度「全譯」
★結構主義文化分析開山之作，文化研究、符號媒介、當代思潮、社會學、流行學必讀經典
★書中開創之神話分析方法，影響二十世紀後半各大符號意義解讀、流行符碼運用相關領域
★近代思想大師中，以日常生活事物為理論分析對象的罕見奇書，深入淺出，與庶民接軌
★羅蘭•巴特研究者、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許綺玲審訂／專文導讀

【簡介】

羅蘭•巴特成名作
二十世紀文化符號學經典

看穿日常事物背後的暗含意義
書寫大眾文化分析的傳奇篇章

法國二十世紀符號學奇才羅蘭．巴特成名之作。他於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間在雜誌上以專欄形式發表「每月小神話」，後集結成書，於一九五七年出版。全書取材自當時社會現象及日常時事，旨在揭露布爾喬亞階級如何包裝符號、扭曲語言，將歷史與人為的刻意操弄，不著痕跡地轉化為「理所當然的自然狀態」與「神話」迷思。

本書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神話分析】，收錄五十三篇專欄評論。從劇場藝術、電影明星、報刊廣告、清潔洗劑，到食物飲品、運動競賽、脫衣舞蹈、星座專欄等，如實還原了那個布爾喬亞崛起、消費社會擴張、大眾文化與各式思潮激盪衝撞的黃金歲月風貌，可謂法國五○年代萬象羅列的「浮世雜貨舖」。巴特運用他一向獨特的犀利目光，看穿日常事物表層之下、暗藏深處的布爾喬亞意識型態，分析對象貼近大眾生活，揭露神話的筆力細膩、諷刺精妙，高明地揮動符號學的剖刀，片片切開常人所不察的事物肌理，翻轉整個世代「觀看的方式」；第二部分則是題為【今日神話】的理論說明長文。巴特親自講述大眾神話生成的脈絡及符號作用的產製過程，鉅細靡遺、層層遞進地展示「神話」如何不知不覺中主宰我們的日常感知，如何偷樑換柱、扭曲改造、竊奪意義。兩大部分猶如「理論闡述」與「實作範本」的巧妙呼應，合而觀之，有助我們理清意義的糾結線團。

本書堪稱文化研究、大眾符號分析的開山之作，出版六十多年來，影響遍及人文社科各大領域，凡是觸及「符號意義分析解讀」的相關研究多所援引，至今不歇。放眼當下資訊橫流暴漲的網路世代，媒體信息與大眾符碼的疊加扭轉更趨極端，如何在意義拼貼的纏亂絲線中，梳理出事物的本質？跨越世紀、從未休止的符號流動現象，證明了巴特的洞見不僅毫不過時，且更見深意。此刻重讀這本劃時代經典，正是時候。

【大師眼中的大師】
巴特是我們這時代偉大的公眾導師，他完整思考、提出主張，且提供幾個步驟，讓我們深刻反思語言符號系統、文本，以及這些事物告訴我們身為人是怎麼回事。
──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

巴特對身邊幾乎所有事物的意義越來越有興趣，而《神話學》即展現巴特的淵博學識……書中的短文皆是對常見的建構物提出定義，讓事物說出其所蘊含的諸多意義。這些意義是製造出來的，雖然隱而不宣，卻時時存在。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

羅蘭・巴特是教師、文人、道德學者、文化哲學家、重要概念行家、百變的自傳作者……在二戰後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中，我相信巴特是少數幾位作品將永垂不朽的人。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巴特的《神話學》出版於一九五七年，但我後來才讀到這本書。若我已先讀過，絕對不敢動筆寫一篇關於「脫衣舞」的文章。在讀過巴特的《神話學》之後，因為自嘆不如，我放棄了社會神話分析的風格，逐漸轉向了仿擬寫作。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你們都知道，你們曾經選擇的是少見的智慧與創造的平衡，是一位對事物的本來面目具有奇特領悟力的人，他以前所未有的角度更新看事情的方法，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一名不同凡響的教授，他的教學對聽眾來說不是一堂課，而是一種體驗……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法蘭西學院弔念巴特講辭。

【巴特在《神話學》中的日常生活符號意義解剖】

 巴特論洗潔劑──

「我們總是覺得賈微牌的洗潔液類似某種液體之火，其作用要小心翼翼地評估，否則物品本身就會毀損，『被燒壞』；這種產品暗含的傳說感，乃是倚賴一種對物質劇烈的、打磨式的改變。其作用皆屬於化學性或肢體損傷的範疇：洗潔劑能夠『殺滅』髒污。反之，清潔粉則是產生分離作用的物質；它們的理想功能是將物品自不完美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我們『驅除』髒污，不再是殺掉它；在『奧妙』的圖片介紹中，污垢是一名虛弱、髒兮兮的渺小敵人，僅僅在『奧妙』的審判威脅之下，就從潔淨美麗的棉布中拔腿逃跑。毫無疑問，氯及氨全然是某種火焰的代言人，負有拯救之力，但也盲目打擊；而肥皂粉則不同，它是有選擇的，它在衣衫的經緯紗線之間推擠、引導污垢尋找出路，像警察在維持秩序，而非戰爭的廝殺。」

 巴特論玩具──

「玩具在表面上預見了成人世界的工作樣貌，顯然這個事實只會讓孩子準備全盤接受、甚至在他能夠自行思考之前，直接為他建立一個原始本能的託辭藉口，這股本能無時無刻創造出士兵、郵務員、偉士牌機車。……舉例來說，還有一種娃娃會撒尿；娃娃體內都安裝了食道，我們把奶瓶塞過去，接著它們就會尿濕襁褓巾；當然囉，它們腹腔裡的牛奶很快就會轉變成水。我們可以藉由這種方式，讓小女孩熟悉家務工作的因果定律，讓她開始『適應』未來母親的角色。在這座充滿了準確及複雜物件的宇宙面前，孩子只會變成擁有者或使用者，永遠不會成為創造者。他不創造世界，他使用這個世界：我們已經幫他準備好缺乏冒險、缺乏驚奇、缺乏歡樂的起步動作。我們讓孩子變成一位小房東，成天宅在家裡，甚至用不著去創造應付成人命運所需要的精力；我們把整套東西準備好，直接交給他們：孩子只須直接取用，我們從來不給他自己從頭到尾親身悠遊的機會。」

 巴特論水災──

「它改易了某些物體的樣貌，引入了一些不符合常態、卻可以解釋的視點，使人對世界的感知煥然一新：我們看到汽車淹到只露出車頂；路燈一大半泡在水中，只餘頂部浮出水面，有如朵朵睡蓮；房舍被切割成東一塊、西一塊，像孩子玩的積木；貓咪受困樹上多日。所有這些日常物件看似瞬間失根斷線，被奪走了最合理的典型實體：大地。這道斷裂保留了稀奇古怪的感受，卻不會引發魔幻妖異的威脅感：這片汪洋大水製造了一種出色的、人們常見的特效場面──事物的形貌改變了，卻依然顯現出『渾然天成』的樣子──，我們的心思可以專注在效果上。洪水打亂了日常視覺的觀看方式，卻並未引發幻覺。事物部分消失抹除，而非變形走樣：這場奇觀極其殊異，卻合情合理。……但凡一切日常生活稍微大幅的斷裂都會導向『節慶』。然而，洪水不只是選定並改變某些物品的外貌，它甚至顛覆了風景的感知以及自古以來的地平線結構：土地量測的慣用線條、樹木形成的連綿綠幕、房屋的排列、道路，乃至河床本身，這恆常穩定的稜角分明，曾經如此妥善精準地安排土地所有權的形式，這一切都像用橡皮擦拭去一樣，從邊角到平面攤開抹平：不再有道路，不再有河岸，不再有方位；一個平坦的實體，水漫八方，鋪天蓋地，如此便中止了人的生成發展，使人脫離理智，脫離了地點的實用工具性。」

 巴特論牛奶與葡萄酒──

「牛奶是真正與葡萄酒相反的東西：不只因為孟岱斯•法朗斯所倡議的措施（這是刻意設計的神話姿態：在議會演講的講臺上喝牛奶，就像大力水手卜派吃菠菜一樣），也由於在物質各種各樣的形態中，牛奶與火相互對立──出於它密集的分子結構和表層覆蓋的乳油狀本質（因而能使人鎮靜）；葡萄酒會毀損健康，具整形作用，它能引發變質，又負有催生之力；牛奶則有美容功效，它可以黏合、遮蓋、恢復元氣。此外，它的白淨可以連結到嬰孩的純真，是力量的保證，這股力量不會誘發、引導，不會導致充血，但卻令人沉靜、臉色白皙、神智清明，這一切與牛奶的實體樣態相符。」

 巴特論罷工──

「仍有不少人認為罷工是一件可恥的事：換言之，罷工不只是一項錯誤、騷亂或不法之舉，還是一起道德犯罪，在這些人眼中，這項行徑擾亂了自然秩序，令人難以容忍。無法接受，可恥之至，引人反感，這是某些《費加洛報》讀者對最近一次罷工行動所下的評語。這種語言的使用其實可以上溯到復辟時期，表達出該時期深層的心靈狀態；那個時候，布爾喬亞階級才剛執政沒多久，在道德與自然之間操縱一種融接的過程，使雙方互為彼此的保證：他們擔心必須將道德自然化，於是便將自然道德化了，假裝混淆了政治秩序與自然秩序，最後下了一個結論──一切質疑社會結構法則的事物都是不道德的。……對他們來說，罷工首先是一種對道德化的理性規範的挑戰：罷工等於『不把社會放在眼裡』，與其說它違背了公民權的合法性，不如說它違反了『自然的』合法性，危害到布爾喬亞社會的哲學基礎……罷工意味著人是完整的存在，其所有的功能都相互牽連、密不可分，不論是使用者、納稅人或軍人的角色都如同太過窄薄的城牆，不足以抵禦事件的擴散，而且在社會當中，人人彼此牽涉。布爾喬亞階級反對罷工行為，認為罷工會干擾他們，這就證明了社會的各種作用有其內部的凝聚力，到了罷工最後階段才會顯露出來：矛盾在於，就在罷工正要使小布爾喬亞階級臣服於其明顯的隸屬關係之刻，小布爾喬亞階級卻懇求能夠保有自身獨立狀態的理所當然性。」

 巴特論競選照片──

「我們這位未來的議員直直瞪視敵手、障礙以及『問題之所在』。只露出四分之三臉龐的取鏡方式比較常見，它暗示了一種理想的專橫力道：目光莊重地陷入未來，這道目光並不正視，而是俯瞰，低調地散播一個廣泛無垠的他方願景。幾乎所有露出四分之三臉龐的照片都呈現仰角構圖，人物的臉孔迎向一道超自然的光芒，面部表情帶有一份憧憬，使之提升到高尚人性的精神境界，於是候選人便抵達崇高情感的奧林帕斯之巔。在那裡，一切政治上的矛盾衝突都解決了：阿爾及利亞的戰爭與和平、社會進步與資方的利潤、私立學校與甜菜補助、左右派之爭（這其實一直是種『落伍』的對立！），這一切都在這道深思的目光中和平共存，莊重地鎖定秩序的隱藏利益。」

 

作者簡介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二十世紀歐陸重要思想家、法國「新批評」大師、文化符號學開拓者。他堪稱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藝奇葩、最富才華的散文家，於符號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文本理論、結構主義等領域，皆有傑出貢獻，與傅柯、李維•史陀、拉岡、德希達、布希亞等巨擘並稱於世。巴特擅長以秀異雅致的文字提煉「文本的歡愉」，發想「作者之死」文學觀，並將流行、時尚等大眾語言，融入當代文化主流，為現代人開啟跨越世紀的認知視窗。巴特的著作和同時代諸多理論思潮皆有交集與對話，但始終保有其獨到之處及個人思想發展上的一致性。一九八○年，巴特在穿越拉丁區大街時，發生車禍意外，引動舊疾，一個月後辭世。他的每部作品皆為響亮的傳世名篇，如《寫作的零度》、《神話學》、《戀人絮語》、《符號帝國》、《流行體系》、《明室》等。逝世將近四十年，其著作的影響力與魅力絲毫不減。二十世紀歐陸重要思想家、法國「新批評」大師、文化符號學開拓者。他堪稱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藝奇葩、最富才華的散文家，於符號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文本理論、結構主義等領域，皆有傑出貢獻，與傅柯、李維•史陀、拉岡、德希達、布希亞等巨擘並稱於世。巴特擅長以秀異雅致的文字提煉「文本的歡愉」，發想「作者之死」文學觀，並將流行、時尚等大眾語言，融入當代文化主流，為現代人開啟跨越世紀的認知視窗。巴特的著作和同時代諸多理論思潮皆有交集與對話，但始終保有其獨到之處及個人思想發展上的一致性。一九八○年，巴特在穿越拉丁區大街時，發生車禍意外，引動舊疾，一個月後辭世。他的每部作品皆為響亮的傳世名篇，如《寫作的零度》、《神話學》、《戀人絮語》、《符號帝國》、《流行體系》、《明室》等。逝世將近四十年，其著作的影響力與魅力絲毫不減。

譯者簡介

江灝
輔大法文碩士。文字工作者、兼職譯者。曾任法國在臺協會主任室專員、中央廣播電臺法語節目主持人。現職出版社編輯，兼任臺灣法語譯者協會秘書長。譯作：羅蘭‧巴特《符號帝國》。

【審訂者／導讀者】

許綺玲

臺大外文系畢、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學碩士、博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近年專注於研讀法國作家培瑞克的作品。著有攝影文學隨筆集《糖衣與木乃伊》；譯著有羅蘭巴特攝影論述《明室》（La Chambre Claire）、班雅明的兩篇評論，收於《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以及培瑞克的自傳《W或童年回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小說《傭兵隊長》（Le Condottière）、隨筆集《空間物種》（Espèces d’espaces）。

 

 

目錄

導讀（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許綺玲）

前言

（I）神話分析

1. 摔角世界
2. 阿爾古的演員
3. 電影中的羅馬人
4. 作家在度假
5. 王族的航遊
6. 沉默、盲目的批評
7. 肥皂粉與洗潔劑
8. 窮人與無產階級
9. 火星人
10. 阿斯特拉的廣告手法
11. 婚姻大事
12. 多米尼奇案件或文學的勝利
13. 皮耶神父的肖像
14. 小說與小孩
15. 玩具
16. 巴黎沒淹水
17. 碧雄在黑人國度
18. 善良的工人
19. 嘉寶的臉蛋
20. 力量與神色悠然
21. 葡萄酒與牛奶
22. 牛排與炸薯條
23. 「鸚鵡螺號」與「醉舟」
24. 深層的廣告
25. 布甲德先生的幾句話
26. 阿達莫夫與言語
27. 愛因斯坦的大腦
28. 噴射人
29. 拉辛就是拉辛
30. 葛理翰牧師在冬賽館
31. 杜皮耶案件
32. 令人震驚的照片
33. 青年戲劇的兩則神話
34. 環法自行車大賽一如史詩
35. 《藍色指南》
36. 明見之士
37. 裝飾型料理
38. 巴托里號的航遊
39. 罷工權的使用者
40. 非洲的文法
41. 非此非彼的批評
42. 脫衣舞
43. 新款雪鐵龍
44. 小貓圖薇的文學
45. 上相的競選照片
46. 《失落的大陸》
47. 占星術
48. 布爾喬亞的歌唱藝術
49. 塑膠
50. 人類的大家庭
51. 在雜耍歌舞劇場
52. 《茶花女》
53. 布甲德與知識分子

（II）今日神話

1. 神話是一種言說
2. 神話作為一個符號學系統
3. 形式與概念
4. 意指作用
5. 神話的解讀與破譯
6. 神話作為被劫掠的言語
7. 布爾喬亞作為股份有限公司
8. 神話是一種去政治化的言說
9. 左翼神話
10. 右翼神話
11. 神話的必要性與局限

◎全新增訂版，增修2005年至今〈薩依德專書書目提要〉以及〈薩依德年表大事記〉。
◎本書榮獲2006年金鼎獎一般圖書最佳翻譯人獎

　　薩依德「在各個領域挑戰並刺激我們的思考方式」。本書集結近三十年來對薩依德深入淺出的訪談，透過訪者的精闢提問，讓我們能夠更全面地理解薩氏對知識分子、政治、文化與文學等議題尖銳批判態度背後的深刻思維。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是當今國際上舉足輕重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政治批評家，也是當代西方知識界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1978年他以《東方主義》一書引起廣泛矚目，成為後殖民與後現代主義論辯先鋒。薩依德一生著述不輟，焦點擴及政治觀察、文化批評，甚至音樂述評等範疇。

　　在本書具代表性的三十篇訪談中（遍及歐洲、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世界、以色列、美國以及附錄一篇譯者的訪談），薩依德討論了歐美學術與知識界的狀況，巴勒斯坦的處境、波灣戰爭、以色列、奧斯陸和平協定、伊斯蘭和檢查制度、海珊，以及國家認同的理念。

　　同時也談及批評家在社會中的角色，他如何寫就《東方主義》一書，以及是什麼成就了音樂表演等問題。也談到了他對鋼琴家顧爾德、哲學家維科、文學家康拉德、文學理論家阿多諾等的熱情。

　　在這繁浩的論述中，薩依德總是慨言知識分子的敏銳及正直。與他的學術論述相較，這本訪談集以更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的方式展現了其理念的演進過程，也為他的人生成就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註腳。

　　本書編者薇思瓦納珊教授（Gauri Viswanathan）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又一傑出教授，追隨薩依德多年，本身學問亦早成一家。

　　中文翻譯及評論由中央研究院單德興教授執筆。單德興教授與薩依德相互問學多年，對其立論、治學均有專精了解，本書由其迻譯，堪稱相得益彰。

作者簡介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

　　1935年11月1日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期間就讀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國就學，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薩依德著作等身，其中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聞名遐邇，為當代舉足輕重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批評家，尤其對於後殖民論述的建立與發展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並以知識分子的身分投入巴勒斯坦政治運動，其學術表現和政治參與都引人矚目。本書精選薩依德近三十年接受世界各地人士訪問的紀錄，相較於其他論述，對其學思歷程有最完整的呈現。2003年9月25日薩依德病逝於紐約，享年67歲。

譯者簡介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士（比較文學），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暨《歐美研究》主編，曾任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柏克萊校區）、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研究所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三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以及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譯有《英美名作家訪談錄》、《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知識分子論》、《禪的智慧》、《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近二十種專書，並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及《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文學、亞美文學、翻譯研究、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