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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30年寫作時空，45篇散佚珍文，最會過日子的舒國治，繼《理想的下午》、《流浪集》後，又一散文力作。

　　這是最會過日子的舒國治，所描摹的生活的情狀。
　　他寫交友，與朋友聚，是如同賺錢、吃飯、睡覺、打電話一樣的需要。
　　他寫器識，器識是對身邊諸事能隨時寄情、因地觀照，與自己援引之取捨。
　　他寫一種夢想的生活，是由星星、月亮構成的夜生活。
　　他寫等待，因為總是覺得活在不佳的境遇中，所以習於期待更好的時地出現。
　　他寫旅行，旅行只因不愛待在家裡，旅行是一種徬徨。
　　他寫日子，是什麼也沒做，什麼也想做，什麼也忘了做。

　　關於生活，我們經歷太多，記得太少；我們浪費太多，珍藏太少。而理想的生活該是什麼模樣？舒國治以長鏡頭般寧靜深遠的筆觸，細觀生活的諸般種種，謀生的藝術、晃遊的步調、旅行的美學、往事的記憶、時代的刻痕……信手寫來，一鏡到底，而我們終於在這些龐雜的風景裡，探看了理想生活的全貌。

作者簡介

舒國治

　　散文家。一九五二年生於台北，原籍浙江。先習電影，後心思移注文學。七十年代末以短篇小說〈村人遇難記〉獲時報文學獎而深受文壇矚目。一九八二年寫完《讀金庸偶得》，有頗長時日擱筆。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七年浪跡美國。返台後所寫，多及旅行，所寫之一九九七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香港獨遊〉與一九九八第一屆長榮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遙遠的公路〉，可見一斑。被譽為台灣旅行寫作的重要奠基者。其所著《水城臺北》又被譽為寫「台北舊昔」最出色者。著有《門外漢的京都》、《流浪集》、《理想的下午》、《台北小吃札記》、《水城台北》、《台灣小吃行腳》、《台北游藝》、《宜蘭一瞥》等書。

人，本天地間之羈旅者，百代中之過客。

　　本來就沒有什麼地方可稱為真正的家鄉，尤其當一個人知曉了這命運，他便應該接受並且熱愛變動不居的生涯──那他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旅人。

　　對於這一層次的浪遊者，旅遊是不純粹的，他要的是生活本身，他要求生命就是一場完全的盛宴；觀光是不徹底的，他要的是體驗本身，他要求他生命所經歷過的每一個地方都有愛有恨、在他的靈魂深處留下印痕。

　　正如古人所謂「過處便有情」，愛上，便住下──倒過來講：要住下，怎能不愛上？

　　愛不止是一夜眼神的勾連、繁花之間的擦肩，愛一個人怎麼能不完全體驗他∕她？同樣，在世間流變中，一個有情的旅者，若愛上了一個偶遇的地方，又怎捨得不去融入它的生活、成為它的一部分？——廖偉棠

　　這或是一本居住、造訪與告別之書，
　　也是詩人的浪遊劄記，
　　整本書諸篇作品串起來，
　　更是一首浪遊於生命和宇宙，自在不羈的永無完結之詩！

　　Wearing Flowers Wandering in the Night
　　在旅次宿寓中，不論長住、暫留或自我放逐，作家感受到生命經歷處情感流動的軌跡，以及過往記憶的線索，將時光作為隱身衫，也不斷尋訪、確認能教靈魂既安定又不能停止騷動茁長的心靈原鄉，將生活煉成藝術，也將藝術鑄成生活；透過文字與影像，展現並探索生活的無限可能性，偶也傷懷也悼念離開生活、詩、夢以及這個世界的多情「失散」友人們。

　　新世紀以來，作家的足跡跨越了仍因時間、語言、文化、膚色而顯得互相隔閡陌生的我們這世界許多角落：巴黎，愛丁堡，越南，哈爾濱，北京，那不勒斯，羅馬，巴賽隆納……帶領我們凝目於靈魂的蒼老沉靜，也驚豔於青春的氣盛深情。一次次旅程，也如盛裝或虔敬哀矜或疏放歡快地在最深的黑夜中行走，在死蔭之谷行走，宛似立志成為最早甦醒的光源之悲願，也是對於壟罩這時代的陰翳正好與藝術的美感互相映襯的體察與繫念。

作者簡介

廖偉棠

　　一九七五年出生於廣東，後遷徙香港，並曾在北京生活五年，現暫居香港大嶼山島，四出遊歷。全職作家，兼職攝影師、攝影雜誌《CAN》主編、文學雜誌《今天》詩歌編輯。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的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及創世紀詩獎。曾出版詩集《永夜》、《隨著魚們下沉》、《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手風琴裡的浪遊》、《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少年游》、《黑雨將至》，攝影及雜文集《波希米亞中國》（合著）、《我們從此撤離，只留下光》，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二○○九年《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是廖偉棠最新的一本詩集，也是他第一本完全以香港為書寫對象的詩集。

推薦序

何必見戴◎梁文道

　　能不能這樣說，有一種旅遊文學根本用不著作者真正去旅行，因為早在啟程之前，他就已經想好要寫甚麼了。例如廖偉棠的 『衣錦夜行』。

　　聽起來這像是個侮辱，似乎廖偉棠窮數年之力四處旅行、拍攝和筆記的功夫全都白費了。不，這不是我的意思。且拿朝聖類比，任何一個朝聖者都不可能兩手空空地上路，相反地，他一開始就滿載了一大套的信念。他深知此行不能被動，而是要主動去尋求些甚麼。那些他所尋求所期盼的東西根本是他一早就知道的，乃至於實際旅程之主要作用僅在於印證。然而，「印證」二字又不可以最粗淺最實證的意義解之，它還包括了某種更深層的拓展和開發。簡單地講，朝聖的重點永遠不在外界那漫漫黃沙上的足印與滔滔白浪中的布帆，而在於內心真相之漸次敞示；朝聖乃是種建立在肉身經行裡的靈魂旅程。

　　廖偉棠喜歡 『達摩流浪者』，他在自己這部新作中也談到了賈菲和雷蒙那段有名的對話：「最初雷蒙相信」所有生命皆苦，「堅信」世界上除了心以外，一無所有「，但賈菲向雷蒙解釋中國禪師為甚麼把弟子扔到泥裡：」他們只是想讓弟子明白，泥巴比語言更真實罷了。「在一次攀山的危險之後，賈菲又啟示他說：」只有痛苦或愛或危險可以讓他們重新感到這個世界的真實。「他們一味求空，卻是實(他們在大地上的漫遊)把他們對空的思考完成。」故此，旅行依然必要，只不過旅者的用心不是採擷美果探索民情，卻是以道途中揚起的泥塵趨近自己一向思考一向關切著的對象。

　　廖偉棠並非達摩流浪者般的修行人，更不是朝聖的香客。那麼，他想要的究竟是甚麼呢？

　　莫非是寫詩的藉口？身為詩人，廖偉棠腹中似乎真有一條巴爾加斯．略薩所說的絛蟲，總是不可抑止他寫詩的衝動與才華，所做所為莫不是為了寫詩。所以我們在 『衣錦夜行』中最容易辨識得到的特徵，就是一般遊記中十分罕見的大量詩句。他幾乎無時無刻地寫，或許是在搖搖晃晃的長途汽車裡頭，或許是病中發燒偶而醒來乃得句二三；甚或是午夜抵達一座機場，無處可去，於是坐在離境大廳的長椅上憶記適才睡夢中的景象。就算他自己不寫，也要在恰當時機吟誦恰當的詩句。於是他注意到甘南拉卜楞寺附近的一座橋，過橋時自然得想起「一夢繁華覺，打馬入紅塵」。

　　莫非是拍照？以攝影維生的廖偉棠沿續前作 『巴黎無題劇照』的風格，拍下了不同地點的種種遭遇。有趣的是，這些照片正如他的文字，並不太過突出各座城鎮的特性，更不以那些最著名的地標為主題，反而別有一以貫之的格調。回想起來，既然是「劇照」，每幀照片必然要服務於一齣劇碼所設下的基本音調。難怪他這批相片在彰顯材料自身的某個特殊面相之餘，也還總染帶著一種氣息相通的氛圍了。這種氛圍，我以為是懷舊。廖偉棠也曾總結過西爾維婭?阿加辛斯基對攝影的看法：究極而言，攝影確實是種幽靈的藝術。所有被拍下的，皆已不復存在；如果存在，也只是相片中的存在罷了；水上的留痕，林中的回聲。

　　自Dean MacCannell以降，研究觀光社會學的學者都注意到了旅者的懷舊心態。

　　很奇怪，那些自命為真正旅者，不屑消費型觀光者所為的人們，總是會在一個從未去過的陌生地點感到一股鄉愁，並且不是對自己老家的鄉愁，而是對這座不曾謀面的城市的鄉愁。明明他沒有來過此地，明明他是初次造訪，他怎麼會懷起這個地方的舊呢？我想，至少對廖偉棠來說，他懷的是種前資本主義生活的舊，傳說中那還沒經過商業活動洗禮的本真狀態。故此他理所當然地喜歡越南，因為它太像他兒時的粵西老家。同樣地，到了烏魯木齊，最多去到二道橋便好，再往裡走就是擠滿遊客的「大巴札」了，那是一座過度迎合中土遊客的主題樂園。因此他還熱戀過數年前的北京，那年頭還沒有奧運，更沒有高聳入雲的摩天酒店；有的是仍未發達仍未長胖的藝術家與詩人，以及未經現代工程規整的原始草莽。

　　在這種懷抱底下，每至一處，廖偉棠所看到的其實全是自己的心象。這不是說他不懂得欣賞每個地方的新異；就像那些專業旅遊作家一樣，向讀者報告遠方的趣聞，令我們可以單單坐在扶手椅上就能想像天下的模樣。其實他懂，例如那不勒斯，在他筆下便綻放出黃色與黑色混合成的泥花，誠然是彼城應當展現的情致。只不過，廖偉棠總是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面向，比方台北，他說此城有「清麗的寂寞」。我很懷疑有多少台北人會認同這個判斷；可是沒關係，他自己也說了，箇中淵源「不足為外人道」。

　　早在啟程之前，廖偉棠就已經知道他在期待甚麼。然而，這趟旅行仍然是必要的。讀他這批文字的時候，我一直聯想起百年前謝閣蘭(Victor Segalen)的 『出征』。謝閣蘭是法國詩人，通中文，在中國做過翻譯，也曾替漢學大家沙畹考察中國的古蹟文物。他是個怪人，雖懂漢籍，卻刻意望文生意地把一些石碑上的刻字扭曲成奇異的法文詩。當年法國盛行過一陣「異國情調」的美學時尚，謝閣蘭功不可沒。今天要用東方主義和後殖民理論去打倒他那些東方情調實在太過容易，可是粗糙的政治正確批判卻很容易大而化之地忽略掉謝閣蘭的真誠。所謂真誠，我指的是詩人謝閣蘭對想像與真實間的對抗的不懈執著。他的 『出征』據說是本中國遊記，但真正談到旅遊經歷的片段卻屈指可數；大部分篇幅，他都苦於心中想像與腳下現實之間的差距，角力與纏扭。

　　他說：「旅行者的義務我全沒盡到，如果我不對途中風景做一番描繪的話──這種體裁是好寫的。一個練習，一次體育運動而已。」「這次旅行所穿越的，就是中國──亞洲胖墩墩的皇后，一個以四千年實現的真實之國。但是，不要蒙蔽於旅行，不要蒙蔽於這個國度、不要蒙蔽於柳暗花明的每一天。……這裡展示的一干人物，目的都不在於把我帶到目的地，而是不斷地使爭執爆發出來，這熱而深的懷疑、第二次地、這樣呈現：當你把想像對質於真實，它是會衰退還是會加強？」

　　假如用這段話去解釋 『衣錦夜行』還不夠清楚，那就不妨換個角度，換一句更有趣而且大家更熟悉的話吧：「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自序

青春到處便為鄉

　　「青春到處便為鄉」，友人阿鈍送給我的詩句，寫得真是驕傲、灑脫，有勇氣能把路過的地方當成家鄉去愛的人，便是有情人，便是精神青春者。這種青春的勇氣不可謂不大，因為你要去愛、去生活，便意味著你要認識和接受它的方方面面：那不止是華麗和享受的一面（這是觀光客可以輕易占有的），還包括它的瑣碎、複雜、苦澀。但是你要是用心品味的人，你必能在這苦中品出蜜來，而且，這是你自己獨特的體昧，和任何一本書上描述的都不同。

　　這句詩，阿鈍用來形容我，在他眼中，「浪遊者廖偉棠已經越島無數，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我卻把這句詩獻給我在不斷遷徙移動中遇到的無數同類。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註定是屬於遷徙的一代，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中國對城鄉流動的限製放寬、大學逐漸擴招，年輕人借著升學、工作的名義在一個個城市之間流動，而對於其中我等「波希米亞人」來說，根本不需要藉口，我們是文化流浪漢，逐精神上的水草而居。最關鍵的是我們都有把異鄉作故鄉的精神，有此精神的人便能得到他所「過處」給他的報償，他和他生命中經過的地方不是馬和驛站的關係，而是戀人之間的關係。

　　人，本天地間之羈旅者，百代中之過客。本來就沒有什麼地方可稱為真正的家鄉，尤其當一個人知曉了這命運，他便應該接受並且熱愛變動不居的生涯──那他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旅人。對於這一層次的浪遊者，旅遊是不純粹的，他要的是生活本身，他要求生命就是一場完全的盛宴；觀光是不徹底的，他要的是體驗本身，他要求他生命所經歷過的每一個地方都有愛有恨、在他的靈魂深處留下印痕。正如古人所謂「過處便有情」，愛上，便住下──倒過來講：要住下，怎能不愛上？愛不止是一夜眼神的勾連、繁花之間的擦肩，愛一個人怎麼能不完全體驗他∕她？同樣，在世間流變中，一個有情的旅者，若愛上了一個偶遇的地方，又怎捨得不去融入它的生活、成為它的一部分？

　　對於我（和我的大多數朋友），北京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在我去北京居住之前，我已經在四個城市生活過：出生地粵西小城新興、少年移居珠海、求學地廣州、最後舉家移居香港，皆不出嶺南範圍。所以當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去北京時我就被鎮住了──或者說被她下了蠱。中國原來有這麼瘋狂灑脫的地方，而且吊詭的就在其偏偏又是歷史和政治的核心，我新認識的每個人都似乎在過著這樣一種生活：我原來只在《巴黎，一場流動的盛宴》、《流放者的歸來》、《伊甸園之門》的文字中想像過的生活，詩歌、搖滾、醉酒、愛情與決鬥，幾乎天天都在發生著。於是我日夜謀劃，年年去北京，二○○一年索性從香港搬到（美其名曰自我放逐）北京，一住就是五年。

　　關於香港，我曾經寫過這樣的句子：「在香港，一個異鄉權充了故鄉，最後仍是異鄉」。混雜的文化背景一度使我迷醉──他理應成為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但是還沒有，二十出頭的我年少氣盛，結果在遊戲規則過度完善的香港感到很不爽，這裡的藝術家、詩人們也太小心謹慎，許多只是把藝術視作上班之一種，而我渴望的是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看來當時只有北京這道烈酒能滿足我的胃口。在北京的五年，是我把自己徹底拋給偶然生活的五年，最初我和當時北京殘餘的「地下」藝術家們一樣，憑著激情過活：詩歌、搖滾、醉酒、愛情與決鬥……一個新鮮的自我也如青草萌生、瘋長。北京成全了飄泊的人，同樣飄泊的人也成全了北京如今風塵浮浪的氣質，這裡的青春大多數是遠離故鄉尋找機遇的青春，急欲找到停泊之處，又急欲找到自由的出海口，因此北京的散聚來得特別快，因此陳昇那首歌只能唱給北京。

　　更好玩的是，以北京為基地，我可以四處出遊，五年裡我去西南三次、西北三次、東北七八次、中原與江南更是無數次，然後就去台灣、歐洲與美洲。最難忘的是二○○二年春在台灣的環島鐵路漫遊和二○○四年冬在巴黎的浪蕩。台灣也是一個彷彿和我血緣相近的地方，每年不去一兩次心裡就發癢，如果說北京呼應了我性格中瘋狂的一面，台北則和我骨子裡的寂寞相呼應，在台灣我與一種清麗的寂寞惺惺相惜──不足為外人道也。而巴黎，那曾經在我少年時的閱讀中臆想過無數次的波希米亞精神之都，仍然沒有在全球化衝擊中變得讓人失望，主要是冬天的剎那風剎那雨，彷彿把所有曾經在巴黎流浪過的偉大鬼魂都召喚了出來與我同遊，結果成就了我最憂鬱的一本書《巴黎無題劇照》。然後我又回到最現實、最粗糙的今日波希米亞精神之都北京。

　　北京的粗糙、混亂其實是她最動人的一面，然而她在奧運之路上漸漸把自己規整（無論是形象還是精神上），敷了許多化妝品，漸漸令我失望。可是「我來了，我看見了，我生活了」，君子行在，從心所欲──北京到底鼓勵這種「雪夜訪戴」的精神：「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我輩新游牧民族亦如此，想去一個地方，連夜便去，這是自然；愛上一個地方，住它數年甚至一輩子，也是自然；若突然想離去了，便輕身獨然去，那更是自然。

　　先我離去的是詩人馬驊，他二○○三年赴雲南義教，從此隱身激流中不見。二○○五年，我北京的友人狀況大多如此：詩人高曉濤長駐西藏、畫家陸毅遠走印度、音樂家顏峻在甘南學習喉音，音樂家宋雨(吉吉)去了義大利，音樂家李鐵橋去了挪威……友人星散，而我說：「時光就是一襲隱身衫」。並且當時的中國正在「熱」起來，我寫道：「我的這個中國，即將賣做戲劇中那個中國」， 當我在北京漸漸找不到北京的時候，我已盡興，於是我又選擇了離去，回到漸漸冷下去的香港。

　　但是對於經歷過北京的我，香港又重新成為一個異鄉──如今異鄉正正成為故鄉的代名詞，他再也不是束縛我的地方，反而成為了我的一個新的「發射基地」。新的浪遊時代早已來臨，我和這些「失散」了的北京浪人們，總有將來不確定的某時、在不確定的某地相聚的一刻，生活正因未知而充滿可能。「青春到處便為鄉」，這既是一個贊許，也是一個要求，要求我們在尋找「生活的別處」的時候時刻保持青春的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