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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她見過了，嚐過了，領略過了。
　　她知道它不能被計算，
　　計算它一遍就是蝕耗它一遍。

　　「作者跟人物的關係，和人物跟他們自己的關係，恰恰就是《未完‧待續》裡面的短篇的共通主題。這批小說中的主角幾乎全都自我分裂，到了最後一篇〈未完‧待續〉呈現為萬花筒式的環狀圖案分合，令人目不暇給。」──董啟章

　　「伊娃說你的手怎麼冷得像冰塊。她搓揉我的手，吻我的每一根手指，把它們揣在懷中，彷彿那是一隻被雨打濕了翅膀的小鳥。忽然我感到心酸極了，眼淚不聽使喚地汩汩流下，怎麼也止不住。

　　伊娃。真的，與你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非常脆弱，也非常，非常美麗。」

　　每個字都溫婉，每個句都靜謐，但組合起來，卻是驚濤。

　　這樣的驚濤，在闔上書本後，反撲、刺痛、撞擊著我們那乾癟的人生、我們那套了枷的生活。

　　離開原鄉馬華與停留的北京，佇留在德、英的黎紫書，遞出了與以往迥異的作品，特別是她從未在創作裡觸碰的愛情。那些剔透到值得收藏、不停地刨刮我們靈魂，以及種種關於出走、自我、人生、記憶與死亡的描繪，都不斷地提醒，我們所自以為的掙脫，不過是一小步，總有雙更巨大、更赤裸的視線緊跟在後，也或許出走或留下，永遠是我們內心裡一場無法與他人言說的寧靜戰爭。

　　循著書中人物的腳步，我們又來到無常與命運的十字路口。

　　◎    董啟章撰推薦序。
　　◎    獲獎無數的知名作家黎紫書，首度在創作裡書寫「愛情」。

作者簡介

　　黎紫書，原名林寶玲，1971年出生於馬來西亞。

　　近十年來馬華文學最被看好的作家之一，自24歲以來，多次奪得花蹤文學大獎，是自有花蹤文學獎以來，獲得最多大獎的作家。她也受到台灣文壇的肯定，數次贏得聯合報文學獎與時報文學獎。出版人詹宏志首次接觸到她便讚嘆不已，譽為「夢幻作家」，更將她的作品首度引進台灣。

　　已出版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短篇小說集《野菩薩》、《天國之門》、《山瘟》、《出走的樂園》；極短篇小說集《簡寫》、《無巧不成書》、《微型黎紫書》；散文《因時光無序》，以及個人文集《獨角戲》等等。

推薦序

鄉音無改‧客從何來

　　紫書：

　　我這樣稱呼你的時候，我其實不太知道自己在跟誰說話。也許我應該在前頭加一個「黎」字，以完成那個你自己發明出來的，作為小說家的你的稱號。但發明這個名字的「你」，又是誰呢？就算叫你的本名林寶玲也無補於事。那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你。不過，就算是黎紫書，我又算是認識嗎？我和黎紫書見面的次數，五指可數，通信的次數更少。我所認識的黎紫書，真如你所預設，就是那個由文字構成的「黎紫書」。她是一個作者，但也是你所虛構出來的人物。你說你越來越融入小說裡去，我看也同時是小說越來越融入到你當中。有些作家保持距離的方法，是迴避自己，不寫自己，你卻是把自己寫進去，把自己分裂成雙胞胎或雙重鏡像。自己跟自己的距離，很可能是宇宙中最遠的距離。

　　你說新小說集的書名由《迷航之島》改為《未完‧待續》，我第一個反應是覺得不好。單以名字來說，《迷航之島》好聽多了。到我要寫這篇序言的時候，翻看你的散文集《暫停鍵》，忽然才領略到，兩個書名原來是互相呼應的。「暫停鍵」不就是「未完」和「待續」之間那個點號嗎？《暫停鍵》裡的文章寫於你旅居中國和英國的時期，而我推想《未完‧待續》中的短篇則多寫於結束飄泊回到家鄉之後的日子。如此說來，兩者有時間先後的關係，而文體上是先散文後小說，先記述當下經驗而後回憶及虛構。如此這般，又生出兩個你來了。看似一真一假，但事實上哪個是真哪個是假也很難說。

　　《暫停鍵》的自序，其實也可以用於《未完‧待續》。這篇自序雖然放在《暫停鍵》的書首，但就寫作時間而言，其實是諸篇中之最後，當中提及旅程結束，作者要回到家鄉的決定。而這篇自序所談到的主題，又開啟了後來的小說，也即是《未完‧待續》的篇章的寫作方向。你在自序一開頭便提到鏡子和存在的自覺，一種從外面觀看自己的距離感。然後談到「黎紫書」這個作者兼人物的創造。久而久之，「黎紫書」和自己就成了莊周夢蝶的關係。這些都令我想起波赫士的短文〈波赫士與我〉和他喜歡的鏡子意象。寫小說（把自己寫進小說）亦是如此。而作者跟人物的關係，和人物跟他們自己的關係，恰恰就是《未完‧待續》裡面的短篇的共通主題。這批小說中的主角幾乎全都自我分裂，到了最後一篇〈未完‧待續〉呈現為萬花筒式的環狀圖案分合，令人目不暇給。你上一本短篇結集《野菩薩》依然是你拿手的馬華本土題材本色之作，到了《未完‧待續》卻突然來一個大跳躍和大轉身，也許會令一些讀者措手不及，但是一切在《暫停鍵》中早已有跡可尋。

　　離鄉的欲望其實早已萌生。誠如你自己所說，在更早的散文〈亂碼〉中，便已經浮現兩個自己的對位――過著安閒凡俗生活的「我」和毅然離家遠去的「你」，而這個「你」亦同時是一個作者。這意味著旅行或移動的雙重層次――實質的地理空間（異國）和非實質的精神空間（語言）。所以，嚴格來說旅程並未隨回鄉而結束，相反，在語言的領域裡，它才剛剛開始，而且「未完」和「待續」。這似乎也說明了，家鄉其實在他方。林寶玲的家鄉在馬來西亞怡保市，但黎紫書的家鄉卻是語言本身。只要一日在寫，她注定要繼續移動下去，因為語言這個家鄉雖然常與我們同在，卻是永遠也沒有終站的。

　　由於「家鄉」進入了「語言」，於是就成為了「鄉音」。在〈煙花季節〉裡，喬在英國留學時遇到安德魯，彼此便是以英語中的鄉音認出對方同樣是來自馬來西亞。可是，當兩人相處下去並且成為戀人，馬來語（國語）卻變成了障礙，道出了所謂「鄉音」的欺騙性。「鄉音」被質疑，甚至被否定。而你早就宣稱，你已經把自己的中文和英文「去馬來西亞化」，在老家說話也不太像「當地人」，而往往被誤為「外國人」了。本土語言和本土題材的雙重放棄，令你覺得《未完‧待續》的黎紫書跟從前很不一樣。事實上，已經沒有「回鄉」的可能了。

　　這並沒有令你感到失落。從你的文字可以清晰看出，當中沒有緬懷或惋惜的意味。未知有沒有人覺得你太決絕，但斬斷一切依仗是需要勇氣的，特別是當「鄉音」這個依仗其實已經內在化。不過，你沒有變成完全孤立的個體，因為你選擇堅守更根本性的東西。你質疑作為族群身分認同的identity，但卻堅持作為同一性的identity。這種跨越族群的同一性，見諸人「使用語言的態度」。在〈迷航之島〉裡，雖然現實人生過得一團糟，馬克對措詞和語法卻十分嚴謹，英語書寫無懈可擊，而加布里埃爾先生對語言文字有一種「強硬得近乎高尚的態度」。兩人對語言的執守令敘事者（來自東方的女性／作者的分身）對他們產生共同感（同一性），並進而發展成愛情和肉體關係。有趣而令人費解的是，在同一篇小說的第三節卻出現了不講究語言，甚至不受文字煽動和誘惑的女同性戀人伊娃。兩個男性主角似乎象徵語言和理性，而伊娃則代表語言不能約束的肉體和本能。而敘事者介乎兩者之間，或同時擁有兩者的特質。馬克深為所動並且加以讚嘆的，是女敘事者所表現出來的「靈與肉的和諧」。我們可以說，當中的「肉」就是伊娃的肉體原理，但當中的「靈」指的又是什麼？敘事者自己解釋說：「我的語言，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我的靈魂，我們是合奏者的關係。」

　　靈魂即語言，是個相當具有創意的觀點。你近年常常說到靈魂，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小說中的女敘事者為自己喜歡的靈魂取名叫愛麗絲，並且要「培育」她，好像她是另一個自己。自我與靈魂的關係是「合奏」的關係，但合奏的形式，是肉身為樂器（大提琴），而靈魂為樂師。肉身被靈魂所彈奏，而為靈魂所驅動肉身就是在說話的這個「我」。更有甚者，當中又提及有另一個扭曲、虛弱的靈魂，竟而形成「我們仨」的複雜關係！你所說的靈魂似乎不是宗教上的、形而上的事物，而當你點穿她就是語言，以下的文字就更可以理解。你在散文〈聽‧從〉中說：「但我在這幾年間清楚感覺到靈魂的壯大，身體比她早熟，但她幾乎以頑強的天真駕馭了身體，讓身體成為她的信徒。我以為那是一個『我』的完成，也是我這幾年在做的事。」「靈魂的壯大」不就是語言的成熟嗎？而寫作，以及在寫作中的自我創造，不就是語言這「靈魂」去駕馭自我（身體）的方式嗎？更耐人尋味的是，當你說「我正成為自己的靈魂所喜愛的人」的時候，「我」這個主體竟然變成「靈魂」所喜愛的客體。由「我」喜愛「靈魂」，到「靈魂」喜愛「我」，主客逆反，真假互換，虛實倒置。林寶玲創造了黎紫書，黎紫書卻反過來「培育」了也「駕馭」了林寶玲，甚至是虛構了林寶玲。莊周夢蝶，蝶夢莊周。

　　靈魂要駕馭身體，靠的是意志。你在〈未完‧待續〉的結尾，這樣描述當中的女小說家所創造的虛構城市：「女人其實一直心裡明白卻不敢寫出來，這牆背後並無牢獄，它圍著的是這城市；她明白那是她的意志世界的邊界，她既無法將之消除，也永遠不能攀越。」小說由敘事者「我」抵達一個陌生的城市開始，在追蹤自己父親和一個女小說家幽會的往事的過程中，「我」進入了女小說家虛構的世界。最終小說與城市無法區分，「我」和父親和女小說家也成為了彼此的鏡像。小說，即意志世界，是語言這靈魂在克服肉體（自我）的過程中的創造物。是以在〈迷航之島〉中，當強大的靈魂愛麗絲和頑固而堅守的「我」（如大提琴的肉體）合奏，二者融合為一，就能把世間的一切聲音消音，化為一片空寂，並開拓出那唯一的、超越的意志世界――「我是我自己的世界」――小說。

　　你的意志世界是那麼的強大，但你又同時是那麼的低調，永遠的未完，永遠的待續，默默地進行你的簡寫。你不覺得小說可以改變世界，但它至少可以改變自己。而我想說，當別人在你的小說裡，在你對語言的堅執當中，體會到跨越個體阻隔的共同感，靈魂的培育就可以傳播和複製。在這靈魂的交流中，我們再次聽到鄉音，但那不再是國族語言的印記，而是另一個層次的迴響。

　　我長久以來也摸不著頭腦的是，為什麼總是在你的小說裡讀到（聽到）自己的鄉音？難道只是因為我們的母語都是廣東話？為什麼在兩個環境和歷史完全不同的地方成長的人之間，會產生這種同鄉的感覺？現在我明白了。我們並沒有共同的靈魂――靈魂只能是個別的，不可能是集體的――但我們對靈魂有共同的感應，也即是對語言的執著和信任。而靈魂和肉體的奏鳴曲，就是我們的鄉音。

　　而此刻，當我以書信的形式給你寫序，按照你所設定的培育靈魂的方法，我其實是在跟另一個自己對話。我這另一個自己以黎紫書的形態出現。也許我並不真的認識黎紫書，但我其實早已認識你。你與我，客與鄉，靈與肉，正如馬克所說，如此的和諧。

後記

越來越遠的島嶼

　　心裡有一個故事，覺得很適合寫成極短篇小說，卻一直沒寫出來。沒寫，是因為老找不到一個切入的方式，儘管角度已經看準了，卻總覺得手上握著不適合的刀，或者懷疑著那刀刃尚未煉成它該有的鋒利度。奇怪的是，雖然連第一個字都還沒寫出來，我卻覺得自己已經「看見」了它沒被寫好的樣子──直敘嗎，會像卡爾維諾寫過的一些輕巧的東西，〈呼喊特麗莎的人〉或〈孤獨〉之類的；把細節都舖陳好的話，很可能有點像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說到底，這本來就是一個關於某人與海的故事。故事是那樣的：有個住在海邊的少年為著某個從未明朗的原因，或只是福至心靈，一時突發奇想，開始嘗試游泳到附近的一個島上。那是個視野以內的島，但要用兩臂划過去可就很遠很遠了。他成功了，並且從此以後每天都得花好幾個小時往返游一遍。最初他做這個事情，大家都讚好，給他鼓勵，說他是個了不起的有勇氣有魄力的孩子，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長大成人，從青壯到中年，依然每天無論晴雨，甚至常常放棄生命中的「正事」，也堅持要游這一遍。這時候人們說他是個偏執狂或神經病，不務正業無視現實。一直到他年老，很老很老了，那個依然在視野內的小島予他而言變得越來越遙遠，每天往返這一趟的風險也越來越大，可他還是一意孤行，每天都得下海泅泳到那島上，再僕僕游回來。不同的是，他這怪癖而頑固的行徑被媒體報導，或者被人發到網路上，居然「感動」了成千上萬的人。他這本來與世界毫不相干的行為，忽然被世界各地的人以各自的角度解讀與詮釋，並且每一種解釋都不謀而合地充滿正能量，他因而備受推崇。在垂垂老矣的時候，他做了一輩子的同一件事，因為「做了一輩子」而生出各種意義來，其意義之重大，影嚮力之廣泛，足於讓他被寫進歷史（啊，因為人們的不同需求，那時候的世界有無數種有意義沒意義的史冊。）

　　好吧，故事說到這裡，我總算明白自己為什麼沒有把它寫成小說。因為我說著說著，腦子裡對應地浮起電影《阿甘正傳》。阿甘做過類似的事。他有一天無端端（說是為了想些事情）往家門外跑，一直跑了好些年，頭髮和和鬍子都長得很長了，變得有點像世外高人，就像《魔戒》裡睿智的灰袍甘道夫。無人知道他為什麼上路，但因為他不停下來，人們主動為他這行為賦與意義，後來在他奔跑的路上便尾隨著一大票跟從者。

　　我得承認，我心裡的那個故事，說穿了是阿甘這事蹟往前後兩頭延伸的版本。故事如此伸展，表現更多的是人們的態度如何變化──人還是那個人，做的還是日復一日的同一件事，四面八方看著他的也還是那些眼睛，但人們對此人此事的看法就是一直在變化之中。再說下去，可以說到六祖壇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

　　這個被我埋在心裡一直沒有冒出芽來的故事，與電影裡阿甘行萬里路的橋段，最大的共同點在於主人翁本身始終未說明動機和原因。這點模糊至關重要，畢竟事情與整個世界的運行太不相干，太不合常理，當事人本身未必真能說得明白，這世上也根本沒有一個具有絕對說服力的理由。而因為不予說明，倒讓事情有了「當其無，有器之用」的境界，予人無垠的解讀空間，以及各種各樣輻射性的，超出事情本身的啟示。

　　記得奧斯卡獎導演李安說過，其實沒有人在意電影說什麼，人們只在意自己想什麼。

　　卻總得有人無端端跑萬里路，或是每天風雨不改迎風破浪游泳到孤島，總得有人用無法解釋的意志去做些奇怪的事，才能在這死水般的，麻木的，機械化的世界激起一些思考。
我覺得像我這種寫手，多少也就是那樣一個不合情理的人了。

　　……

　　今年上半年在花蓮東華大學當駐校作家，開了一門小說創作課。上課的學生不多，都很乖巧溫純，從不為難我。我一方面暗自慶幸，一方面卻暗中失望。我總想他們是應該抗拒我反對我刁難我，對我「傳授」的寫作心得嗤之以鼻的。因為那樣他們才更有可能進入思考的狀態，爬梳出自己對小說真正的想法。事實上，在此之前，我自己對於創作本身缺乏（也可能不以為需要）理論上的學養與整頓。作為創作者，我一直只是在自以為是地選擇「最好的」、「最精確的」方式表現自己對於人與世界的體認與看法，從而反映我自己在這世界中所持的姿態與角度。到了課堂，我卻必須從這種習以為常，乃至已不知不覺的狀態中抽離，像開了一門生物課，讓一尾魚對自己和別人解說「我是怎樣在水裡生活的」。

　　後來在與黃錦樹的兩場對談過後，被黃錦樹（有點恨鐵不成鋼似的）稱為「素人」。我不確定「素人」一詞的詞性，卻記得朱自清〈說夢〉中說道：「我是徹頭徹尾讚美夢的，因為我是素人，而且將來永遠是素人。」至人無夢，愚人無夢，惟素人有夢，如此思之甚雅，便不欲窮究。這是寫小說訓練出來的一種人生哲學與生活的態度吧。一件事情可能產生的各種效果和意義，往往取決於各人選擇的「當止之處」。

　　記得在電影裡，跑了不知幾萬里路的阿甘忽然停下腳步，回過身來面對一大群追隨者，說，我要回家了。

　　在幾萬里路以後，再普通不過的一句「我要回家」或許也能成為神諭。

　　我總是在寫作的，寫作予我，是生活。「生活」 說的不是「生計」，卻仍是一個卑微的詞。環目所及，與我同代的小說創作者們，書寫的態度可都遠比我嚴肅。我知道他們有的都寫出了各種身體的毛病來，才青壯之年已要出入醫院，讓我感覺到寫作予他們而言成了多大的耗損。我感覺這些同輩人有的已把寫作融入生命，經營文學也等於經營自己的人生；有的把小說寫成終生志業，也有的把它提煉成民族使命。而我只是寫作如過小日子，看到什麼，想過什麼便寫什麼，平平靜靜，沒病沒痛，也無風雨也無晴。如此被視作素人，自然無可辯駁，而我素人之極，心裡想的是我那個沒寫出來的小故事──我只管安靜地寫下去吧。有一天，時機到了，這世界會給我的寫作予更多別的、更華麗的定義與解說。

　　寫作這事，我相信這輩子我都無法闡明自己的動機，卻不會也不可能放棄了，一如我不可能放棄生活，並且我也將一直追求讓生活更自在更美好，或至少讓它適可而止地保持著一種美好的溫度。

　　這集子裡的小說，我說不出具體的章法來，但它們都在上面說的簡單的心態裡完成，創作時期始於二○一一年我在英國的時候，直至我在東華大學這裡的前兩個月還在埋頭重寫〈迷航之島〉。我喜歡〈迷航之島〉這名字，它比〈未完．待續〉更接近我心裡的那個故事；那個我無法寫成小說，但決定以自己這一生去演繹的故事。

　　……

　　最後，我得感謝一些人。感謝寶瓶社長朱亞君一直沒有放棄催促我，讓我在極大的羞慚之中不得不把集子裡的小說一一完成。在台灣，寶瓶於二○○九年出版了我的極短篇小說集《簡寫》。那是在我已「沉寂」經年，我以為已不復為台灣文學界所記憶的時候，亞君主動聯繫，還願意在「不妨礙大馬簡體版的銷售」之條件下，把我自己極鍾意的《簡寫》帶到台灣。這部作品為我在台灣結緣無數，至今我對亞君仍十分感激。

　　還有一位要感謝的是董啟章。他在我心中是一個對文學十分虔敬，把生命鎔鑄在創作裡的人，一直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形象。這次我完全是戰戰兢兢地硬著頭皮邀他為這書寫序，而他回應的方式與語言溫暖得讓我既激動也羞愧。他完成序言後把稿子發來，我竟然一整日不敢打開附件……我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好好寫。下一次再邀他寫序必定得充滿自信，而不是只憑著勇氣。

　　最後還得提一位朋友徐濛。他是我在臉書上的書友，本來只屬陌路。可我看見他貼在臉書上的素描畫作，覺得很有意思，十分喜歡，就不顧天高地厚向他討要畫作。徐濛二話不說，事也就成了，於是這書有了這封面。後來我才曉得徐濛家在香港，覺得真巧，董啟章也是香港人。

　　我知道以後的路上我還得經常懷著這種感激之情。因為在我的想像之中，這路很長，我會一直遇上誠懇良善的人，他們會幫助我發現自己，認清自己，完成自己，讓我一遍一遍地，成功游到那將會越來越遠的小島。